城市研究的基础理论概述

城市研究的基础理论概述

作者：辜靖雯

来源：《西部论丛》2019年第09期

摘要：本文概括性地介绍了城市研究理论的一些主要观点。早期城市化进程的研究分析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城市化通过工作的专业化和功能的分离发展起来，并产生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兴起，城市生活才由城市自身出现的力量，即资本主义来推进，学者们在城市空间中观察到现代化的社会分工和现代性。并且，对城市自身的研究也成为城市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试图回归到将城市置于社会体系中进行研究的传统。

关键词：城市城市化资本主义城市

关于城市的兴起，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提出的城市革命理论，是最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柴尔德将城市生活的出现视作现代文明兴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演变时期。他提出了10个以考古学材料演艺出来的抽象标准，以区别古老的城市与村庄。1）大量的聚居居民，规模比任何以前的聚落都更大；2）有从事非生产劳动的专业人员，专职的工匠、运输工人、商人、官员和祭师；3）社会剩余粮食的集中；4）大型公共建筑并标志着社会剩余的集中；5）阶级社会，一个对社会拥有绝对控制的统治阶级；6）文字与书写材料；7）代数学、几何学和天文学等科学知识；8）专职的艺术家，新的概念化和复杂化的艺术表达；9）对外贸易；10）城市共同体，基于地域而非血缘的社会组织。[1]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城市理论体系也整合并确认了皮雷纳的观点，他提出“要塞与市场合一的城市”（The City as the Fusion of Fortress and Market）[2]。韦伯认为无论是经济意义上的“城市”，还是行政意义下的要塞，都不是一定会形成一个“共同体”。要发展成为一个城市共同体，“一个定居地必须显示出在贸易-商业关系中相对的优势，并且这个定居地作为一个整体，显示出以下特征：1）一个要塞（防御工事）；2）一个市场；3）一个自己的法院并且拥有至少部分的自治的法律；4）一个相关的协会形式；5）至少部分的自治和独立，因此有一个市民参与选举而产生的行政机构”。[3]

早期城市化进程的研究包含对社会结构变化的洞察。城市生活包含着复杂的社会生活形式，城市化通过工作的专业化和功能的分离发展起来，并产生了新的不同于农村生活的在社会任务上互相依赖的新的社会关系。城市作为新的社会关系的容器，产生新的社会组织的形式，为现代生活提供了社会基础。

然而，古代城市和早期欧洲相对自治的城市共同体与现代大工业城市不同。

资本主义兴起，城市生活才由城市自身出现的力量，即资本主义来推进。17、18世纪以来，欧洲城市从相对自治的城市共同体向大工业城市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欧洲城市文明的扩张，是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兴起的一个直接结果。西方城市的历史成为资本主义的历史。

以货币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将西欧的城市从其他地区区别出来。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提出，不同于以簡单商品生产为特征的封建领主经济，货币的普遍使用使得扩大商品生产出现。拥有资本（货币）的人们可以雇佣劳动力和租用资源来生产商品，并且在生产和交换之后，终结于更多的货币。这些货币又被投资于一个新的积累循环中。通过这种方式，商业关系支持资本的积累，因而有着这种经济形式的城市开始繁荣并超越以往任何时候。[4] 韦伯提出，新教改革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与社会限制。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终极价值，鼓励资本的积累与勤奋的职业活动，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一个文化基础。[5]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西欧的城市人口剧增，大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18世纪后西欧的城市化进程意义深远，因为“历史上头一次，几个国家从农村人口处于绝对优势转变为由城市地点占主导”[6]。西欧的工业化城市，不像古老的市区，不能按照一个统括一切的象征意义来想象理解，发展是一桩无计划的事情。[7]

这样的剧变自然引起了敏锐的学者的注意。早期的学者们对正在改变的大工业城市投入了许多意义深远的研究，并分析了这种变化的本质。

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在《社会分工论》中也讨论了同滕尼斯的分析类似的议题。他提出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概念。涂尔干认为，在前工业社会的村庄，个体通过高度的一致性和共同的归属感机械地维系在一起，被亲属关系的机械结合所束缚；在工业城市，个体通过劳动分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个体间的差异增大，能够与更大范围的其他个体互动，不再被机械结合所束缚。尽管涂尔干注意到了工业城市的社会分工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失范的分工和强制的分工，但是他仍然认为，相对于前工业社会，这种出现在工业城市的新的社会分工带来一种进步。[8]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则与涂尔干的态度大为不同。他认为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罪恶被城市空间强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通过对当时的英国工业城市的实地研究，通过大量实例极度贫困、贫富隔离、被剥夺的实例，描述和分析了在工业城市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恩格斯指出，城市集中了金钱和工人，使得工业生产更加容易，却同时导致了阶级隔离的加强和工人生活的惨状。恩格斯详尽地描述了工人生活之困苦，包括居住条件恶劣（建筑混乱无规划、房屋破败、拥挤不堪、缺乏最基本的卫生条件等），缺吃少穿，甚至无家可归，卖淫、酗酒、暴力等问题频出。他认为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9]

恩格斯对工业城市的研究，本质上从政治经济学观点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研究。

如同马克思和韦伯对城市的研究（马克思关注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的城乡对立以及及城市内的阶级斗争；韦伯强调城市作为自治共同体从封建权力下独立，城市拥有的政治权力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尽管马克思强调经济的决定性，而韦伯则探索了经济活动以外的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对个人行为和社会的影响，但他们都是从政治经济学观点来研究城市这一空间内的社会进程，并将这些发展与变化与更大的社会总体层面的进程联系起来。

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 ）则与他们不同，他同样认识到现代城市与传统社会的不同，但是他并没有着眼于城市的起源、发展与城市生活何以形成，而是更加关注城市生活所体现的“现代性”。他注意到城市生活改变了个体意识，改变了人们的活动模式和思考方式。他显示出没有人情味的货币经济如何延伸到工厂之外，认为城市是一个无情的算计的世界，人们在城市中要适应区别于传统社会的城市社会日常活动的安排，“厌倦的态度”成为一种普遍的都市心理特征，现代的头脑也变得越来越精于计算，理性的计算将处于城市人的日常生活的中心。然而，齐美尔同样提出，城市人也因此获得了一些个人自由的可能性，这是在传统社会中所没有的。城市的自由意味着，个人有可能自由地追求甚至发展个性。[10]

早期的芝加哥学派受到齐美尔对于城市生活本身的关注的影响，学者们的研究集中于城市内的活动模式而非论述美国城市化或城市形成的论题。阿尔比恩·斯莫尔（Albion Small）和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在德国上过齐美尔的课，并且在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课本里使用了齐美尔的一些作品。[11] 帕克主张研究者们深入城市，研究人类群体适应环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芝加哥学派避免了资本主义自身的研究（这一点并非来源于齐美尔的思想），而是将城市分析作为人类生态学的一个分支，偏向于将城市生活在生物层面上概念化，认为城市的社会组织产生于生存斗争，这一理念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后来受到忽视文化因素，忽视社区的基础是社会的而不是生物的批判）。这一时期的芝加哥学派研究著述颇丰，其中非常重要的是，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形成了一个城市同心圆理论，依据竞争区位的生态理论，解释了人口和活动的迁移。他的理论明确地将社会现象和空间模式联系起来，从社会空间方面思考。

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是帕克的学生，也继承了齐美尔的思想，强调城市生活对个体的影响。沃思的观点特别重要的地方是，他强调城市作为一个空间环境影响个体的方式，与之前欧洲思想家（齐美尔、韦伯和马克思）将城市生活方式归因于资本主义与货币经济这样的系统力量的方向不同，他致力于一个普遍的理论。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主义》中，沃思归纳了三个影响城市生活方式的自变量：1）人口数；2）居民密度；3）居民和群体生活的差异。[12]

芝加哥学派凭借丰富的研究著述，大量的实地调研和对模型与预测性统计方法的运用，主宰了二战前美国的城市研究。然而芝加哥学派也受到一些批判，如忽视文化因素，忽视社区的基础是社会的而不是生物的；有限的经济概念，忽视资本主义动态和全球化的影响，忽视房地产业在空间中的影响；偏离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城市社会学思想源头所聚焦的核心问题。[13]

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面对西方城市中各种频出的激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中重新活跃起来，出现了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扩展其传统理论范畴的趋势。在这一阶段，城市政治经济学迎来了它的复兴，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兴起。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学者对于城市研究的贡献首先在于回归到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的理论起点，将城市研究真正置于社会体系之中。并因此，他们对于现代城市中新出现的城市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