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钱学森难题”

破解“钱学森难题”

作者：朱相远

来源：《教育与职业·综合版》2010年第07期

钱老随着早来的冬雪，飘然而去。除宝贵精神遗产外，还留下一道李约瑟似的难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是啊，为什么?这比“十万个为什么”中任何一个都重要。改革开放已30多年，是该作出回答了。想起53年前，钱先生刚回国就到北京大学作报告，他从大饭厅的北门走进来，穿过人群走向讲坛，正好同笔者照面。他那睿智的眼神，虽仅一瞥，却永铸心田。如今虽也年逾古稀，但愿能为破解这道难题，提供一些思路，以求树立新的教育观。

“我们的学校”指什么

钱氏难题，其主语是“我们的学校”。这“我们的”不是指“中国的”，因旧中国的学校，培养出不少杰出人才，如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和一批“大家”，曾支撑着中国的学术界。杨振宁、李政道还获诺贝尔科学奖。也不包括台湾、香港。因台湾学校培养出丁肇中、李远哲两位诺奖获得者。同样，香港学校也培养出崔琦与高锟两位诺奖获得者。因此，这“我们的”指新中国成立后，更确切是指50年代后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后的学校。

我国的现代教育制度，出现于20世纪初期。随封建专治王朝的覆灭，从西方引进了全新的教育制度。中小学堂、师范学堂直至高等学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学校培养出不少精英，有的还到欧美去留学，成为中国各学科的领军人物。新中国成立后，除原有7DOO多名副教授以上专门人才外，在50年代前期，又从滞留于欧美的7000多名留学生中，归来1000多位。就是这些人，成为支撑新中国学术殿堂的顶梁柱。

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对知识分子“左”倾政策的深化，教育方针严重背离教育的自身规律。各级学校都办成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政治工具。到“文革”时，学校更成为红卫兵造反的大本营。改革开放后，首先恢复高考，掀起学习热潮，各级学校的数量与规模空前高涨。随经济发展，广大人民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日益积极，促使各级学校按市场经济法则，努力创收，使教育出现产业化倾向。

如今的学校，几十年形成的“左”的一套办学体制，并未清理，也未改革，却又渗透进大量市场化的金钱因素。这就使学校一面高举革命的旗帜，一面又千方百计地乱收费、办“校外校”及各种创收。结果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表面上冠冕堂皇，“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实质上笃信“金钱至上”。这样的学校同样也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于是人们又着眼于出国留学，这30多年来，公费、自费出国留学生已达50多万。其中不少人还进入著名大学的一流实验室，甚至工作了十几年，但又有几个达到了杰出人才水平呢?

这说明，我们不仅大学教育有问题，更主要是中小学教育走偏了方向。因基础教育对人才培养最为重要，一旦基础打歪了，以后很难扶正。

有人说，崔琦是受过本土教育的，袁隆平、王选等也作出了杰出贡献。可是崔琦于新中国成立前在河南读小学，后到香港完成六年中学。袁隆平等那些获得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人，他们的中小学都是在50年代教育方针出台之前完成的。袁隆平1952年就大学毕业了，他没有戴过红领巾，不属“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来的。

“我们的学校”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的学校”就是指，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学校。而这个教育方针是在1957年“反右”后，才正式形成的。教育方针从属于知识分子政策，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政策就出现“左”的倾向，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个政治运动。实质上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所工作学校，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的领地，是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的。因此必须不断批判，不断改造。从而忽略了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产物，教育仍具有人类普遍适用的自身发展规律。虽然杰出人才可以具有不同政治观点，为不同阶级、不同政权服务，但其培养过程、培养规律，却是不受阶级与政权支配的。所以马克思主张，要继承资本主义教育中～切对未来的社会主义教育有益的东西。

自1951年5月批判电影《武训传》，就点名批判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接着开展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把“活教育”倡导者陈鹤琴当成靶子，说他是鼓吹“超政治、超阶级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至于那些“以爱为中心”的教育观念，更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在大学里，批判“通才”教育，批判“为学术而学术”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单纯学术观点。照搬苏联模式，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全部侧重于专门实用人才的培养。这种功利的偏向，至今未改。

尽管如此，当时各级学校还是党教分开的。1956年5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指出：“在校、院长负责制的基础上，高等学校的校、院长领导学校的全部工作，代表学校处理一切问题。”当时大学中的党组织，并不介入行政教学工作，广大中小学大多还未建立党组织只有个别老师是党员。但从“反右运动”起，对知识分子展开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把学校当成阶级斗争的战场，视作同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的阵地。1957年3月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中学应当有政治课”。1958年7月，康生在中宣部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宣布：教育部制订的教育规章制度，一律无效。同年7月19日，康生又在北京农业大学提出：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搞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一切学校中，必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培养教师和学生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集体观

点，劳动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切教育行政机关和一切学校，应接受党委的领导。在一切高等学校中，应当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一切中等学校和初等学校，也应该放在党委的领导之下”。

从此，中国境内的各级学校，都执行党的这一教育方针。尽管其后又经过“文革”的大折腾，到改革开放后，也只清除了“文革”的阴影，并未触动既定的教育方针。所以“我们的学校”，就是指1958年后贯彻这一教育方针的学校。这一方针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根据邓小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曾经试图改革过，但由于“学潮风波”冲击，为求稳定，就再无人提起了。其后只是在这原有方针之框架中，不断增加市场经济因素，搞起赚钱的买卖了。

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老问得十分尖锐，并非“一时”，而为“总是”，即从头至尾几十年，一直培养不出来。这就必须从我们的现有教育体制来找原因了，而现有教育体制的实质，就是1958年制定的教育方针。虽然“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已有所变通，但党教不分、以党代教，将教育党性化、阶级化、政治化的“左”倾路线，依然如故。

人作为一个社会产物，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两个起码的必须条件：一是必须有温饱，二是必须受教育。两者缺一，就不成其为人。没有温饱，就得饿死冻死；没有人类教育，如印度的“狼孩”，根本不能算人。因此，求温饱、受教育，是最基本的人权，是生存权。

近万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史证明，不同生产水平的不同历史年代，人类温饱问题有其自身规律。人类进化中形成以素食为主的营养代谢类型，至今并未变化。有些人硬要享用“三高”食品，只能百病丛生，因他违背了自然规律。同样，不同知识水平的不同历史年代，人类的教育问题，也有其自身规律。随社会文明的进步，教育的内容与形式也在不断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以生产力为坐标的，马克思就认为：教育是一种生产力的再生产过程。工业文明的教育，当然不同于农耕文明。但正如同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一样，作为生产力再生产的教育，也是具有普适价值的。要不然旧中国和欧美培养出的各种人才(其中不乏杰出人才)，怎么会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栋梁呢?

把教育过于功利化、政治化，是违反教育规律的。反对通才教育，只培养专用人才，这种功利主义已影响杰出人才的培养了。把教育政治化、专门为着培养党的接班人(以前称驯服工具)，那就更为极端功利了。历史上任何先进的政党、主义，皆是靠其掌握真理之多数，靠其代表群众之多数，而赢得执政地位的。若离开这些根本努力，光靠愚民政策、奴化教育，一味灌输某种思想，就能永获群众的支持，那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空想。近代政党的更替史，不早已说明了吗。而且这种“圈养”式教育，只能培养庸才，甚至奴才(家奴)，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杰出人才的培养，除具有先天的智力条件与后天的努力外，素质上必须拥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倔强的个性，怀疑的视角，创新的欲望，求真的兴趣，美学的情操，刻苦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