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料学论文

中国近代史料学

姓名：王彬学号：11161139 山东巡抚毓贤折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录副折包）山东巡抚奴才毓贤跪奏，为钦奉谕旨“有人奏，民教挑衅，地方官办理不善，恐恐酿巨案一折。据称：山东平原县境内，民教因事纷争，教民贿串蠹役，妄报村民谋变，该署县蒋楷遽行飞禀请兵弹压，以致营官不察虚实，纵兵开枪，并有掳掠情事，等语。近来各处教案迭出，全赖地方官操纵得法，才能消患未萌。若如所奏，办理情形殊属乖谬。著毓贤遴派妥员秉公查办，务及从速讯结，毋任酿成事端；并将办理不善之员，弁查明参奏。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业派妥员查明，将办理不善之员分别参撤，恭折覆陈，仰祈圣鉴事：窃奴才于十月初五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初一日奉上谕，尊查九月二十二日电达总理衙门曾称调署平原县蒋楷，人本颟顸，遇事粉饰，纵容差役，讹诈平民，以致群起不服，盗贼窃发，乘机生事。毓贤当即委派济南府庐昌诒带领步队前往弹压，分别办理。一面出示劝谕，被胁良民潜归其众，均各不究外，其仍聚而未散之匪，胆敢抗拒，伤毙我兵三人。我兵毙贼三十多名，夺获枪械多件，贼始潜逃四散，业经札饬附近各州县截拏。现在平原一带安静。又派员前往確查，容再具陈，前请代奏等因在案。

查此次起初时，奴才以案情重大，该县所报情节恐有不实，立即出示开导，务期解散。并委派济南府庐昌诒，漏夜前往查办，带队同往弹压，管带分省补用知府袁世敦，亲督勇队前去，并札饬开导弹压，不准猛浪生事各去后，一面加派候补知府王绍廉、候补知县赵炯分往密查。旋据禀称：平原一案，先是民教不和，互相呈控，该县于教民所控拳会之民，即差蠹役陈得和前往拘拏，讹诈多端，民恨切齿；随又拏获良民六人，该署县蒋锴不讯明白，任听蠹役横行滥押在县，以致百姓不服。斯时，良民及拳会之民虽属人多势众，不过四五百人，欲往县城求恩保释。于是有盗匪朱红灯乘机而入，附近百姓，亦有附和，几千人恃众挟制，抢劫教民十多家。其时，济南府庐昌诒赶到平原，即将县役陈得和锁铐收禁，并将所拏六人释放，遣人前往开导。良民则多解散，纷纷回家。乃拳会仍未散净，盗匪在村外庙中负隅，意图抗拒。济南府庐昌诒仍示以解散为是。管带亲军营分省补用知府袁世敦带队直前，该匪由庙迎出，该营开枪轰击，互相攻打，伤毙营勇三名，轰毙匪徒二三十名，该匪队随即四窜。附近民人伤毙四名；庙旁客店两家亦失少物件。袁营捆缚十六人，当时经庐昌诒讯明俱系良民，立即释回，各等情，先后具禀并面禀前来。

奴才伏查此次平原起事之由，教民李金榜与平民李长水不和，遇事欺压。该县不能持平且纵蠹役陈得和屡向百姓讹诈，以致激成众怒，盗匪遂乘机抢掠。该署县先期带勇下乡弹压，不能分别良莠，任蠹役妄拏平民，以致起，拒伤勇役二名。该县旋即电禀请兵。幸济南府庐昌诒到该县后，访明县役陈得和实为罪魁，立即收禁，听候提省，并将该县前次所拏六人释放。民心始定，各散回家。惟该匪等仍未散净，胆敢抗拒，互有伤毙。原奏所称营官即令开枪，当即指此。至附近良民伤毙四名，因官兵与贼交仗之际，事在仓猝，实非有心。且平

原离省较近，并无一人晋省呈控。第该民人究系因匪被害，已敕令量予抚恤。其客店两家失少物件，查系该营勇控系窝匪，搜查时人多手杂，致失物件，业经严饬袁营官将营勇查交讯即惩办；如有追出物件，交原主认领。原奏所称肆行掳掠者，当即指此。至该营勇于匪党击散后另行拏获十六人，亦经济南府庐昌诒讯系平民，当场释放。原奏所称乡民出村迎接，或即指此。现在平原境内，由奴才出示剀切晓谕，并庐昌诒亲往抚绥，各壮平民教民多已回家，地方尚称安谧，该署县蒋锴业已撤任，另由藩司遴委人员接署。匪首朱红灯等分路四散，已饬遴近各州县一体截拏。此办理平原民教滋事，匪党附和之大概情形也。

奴才再三查访，该署县蒋锴前在莒州本任时，人本昏庸，办事不能持平，几酿大祸；经前抚臣张汝梅调署平原，不知改悔，仍然谬妄，始而纵役诈赃，继则张皇失措。似此昏聩糊涂，若不据实严参，无以整肃吏治。相应请旨将调署平原县事莒州知州蒋锴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以免投效开复再误民生。至管带亲军营袁世敦心地直爽，勇于任事，不无可取，惟此次弹压查办实属猛浪。至搜查匪党未能约束勇丁，以致客店失物，误伤良民，虽非无心，究属异常草率。应即撤去统带，由奴才另行择人接统，以肃戎行而服民心。可否将袁世敦发交袁世凯随营历练，以观后效，抑应如何示儆之处，出自圣裁。

除已饬臬司将蠹役陈得和讯供严办以昭炯戒外，所有遵旨查明将办理不善之员分别参撤并地方现时安静各缘由，理和恭折覆奏。所遣莒州员缺，现多民教交涉事件，应请扣留外补，合并声明。是否有当，伏祈皇太后、皇上训示遵行。谨奏。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此则山东巡抚毓贤折载于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的《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其最初来源于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

这则史料是真实的：首先，这则史料在不同的史籍中都能找到相关的记载：①1980年齐鲁书社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合编的义和团史料丛编《山东义和团案卷·朱红灯卷·济南府禀》“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到”条，第13—14页；②1951年神州图光出版社出版的由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中蒋楷撰写的《平原拳匪纪事》，第360—361页；③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的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和团史料《筹笔偶存》卷1，第34—35页；④1935年铅印本的《平原县志·兵事志》卷9，第12页。其次：这则史料最初来源于权威性和可信度都很高的档案。因此，这则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山东巡抚毓贤折是真实可靠的史料。

这则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山东巡抚毓贤折属于档案史料，此类史料是政府机关和个人在处理政务和经济交往等特定社会实践活动中原时原地自然形成的历史记录，不是事发之后经过整理加工出来的副产品，而是第一手资料，具有原始性、客观性、真实性、、唯一性、权威性等基本特征，没有任何史料能够成为其替代品。因此，档案史料在门类繁多的史料中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其一：档案史料具有补缺勘误的史料价值。中国史料虽然很多，但史书或专著的记载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史料少等一系列因素，难免存在不全之处；又随着社会的发展，某些当代史、地方史、专门史等相关学科在史料搜集、积累、出版方面偏少，赶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而档案史料的不断发掘公开能够填补更新某些史料不全、不及的空缺。由于档案史料自身所具有的客观性、真实性、唯一性、权威性等特点，在与其他类别史料就同一历史事件、同一重大历史人物、同一国家机构等进行校对比较时，能够发现其他类别史料中的误记讹传之处，进而对其进行校勘更正，使史料更为准确可信。因此，档案史料的补缺勘误功能成为衡量档案史料价值大小与否的重要标尺之一。

其二：档案史料具有揭迷解惑的史料价值。由于受当时政治、阶级地位、利害关系、社会舆论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有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关键历史人物往往具有错综复杂性和神秘感，许多被掩盖的历史真相都有待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而档案史料是记录人类社会活动的客观真实资料，但事关国家重大利益的核心档案具并不向大众公开，有高度的机密性。随着解密日期的到来，一部分解密后的档案史料的披露往往被视为一次历史真相的“大曝光”，对研究一些在史学界颇有争议的历史课题具有突破性的进展，许多已经盖棺定论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关键历史人物等都要进行翻案，重新评定其历史作用。因此，档案史料的揭迷解惑功能为研究具有悬疑性的历史问题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其三：档案史料具有编史修志的史料价值。国家修史，地方修志成为我国约定俗成的政治文化传统，档案史料是史志编修的基础和根本，是其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以档案史料为基础编修的史志具有很高的真实性、可信度和权威性，大大提高了史志编修的质量和效益，也使档案史料的内容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对于研究地方的历史地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四：档案史料对历史研究工作纵深的开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史学研究者在研究相关历史课题时，除要求史料真实可靠外，还要求史料新，是第一手资料，而档案史料本身的客观性、真实性等特点以及不断解密公开，能够更好地还原历史面貌，使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深入，能够更好地为历史研究服务。

档案史料虽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也存在不足之处，我们使用时应注意以下5点：①档案史料中存在一些习惯性套语；②档案中的历史记录是不完全的，其所反映的都是历史事件中的某些点或某些面，不足以说明具体的历史问题，使用时必须结合其他史料才能够了解事件发展的全过程，对事件有一个整体的把握；③使用档案史料时，，也要注意泛泛空谈、浮词连篇、敷衍了事的情况；④有些档案史料虽是原件，但由于当事人受到阶级地位、政治因素等的限制，必然有所讳饰、删减，存在夸大政绩，掩饰弊端的问题；⑤个别档案存在造假现象，使用时应该注意辨别真伪，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进行分析判断，防止以假乱真，影响研究结论。

这则史料对于研究义和团运动和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教案问题及反洋教斗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