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世明言-珍珠衫》之新解

《喻世明言?珍珠衫》之新解

摘要：后人对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解读都侧重在小说对因果报应、“巧合”以及对陈商这一角色所持的批判态度上。但关于绝对的因果报应和巧合极对陈商的批判上，存在有不同的解读。

关键词：因果报应；巧合；道德说教

“因果报应”是佛教的基本理论之一，但这种思想却早在先秦时就已经出现，《周易·坤·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直到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因果报应才开始作为一种宗教思想在社会上广泛深入的传播开来，并在很长时间内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思维方式。

一、绝对的因果报应观

中国的第一部话本小说《清平山堂话本·娱目醒心编·序》中就将话本小说称为“因果报应之书”，因此明代话本小说的创作宗旨皆在于劝惩教化，所谓“言其上世之贤者可为师，排其近世之愚者可为戒”[1]这即使是主张与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相抗衡的冯梦龙也难出其右，《珍珠衫》自然难以幸免。我认为，小说中对人物命运的安排过于绝对化，如：蒋兴哥外出经商因病而逾期未归，其妻王三巧因薛婆使计而惨遭陈商轻薄，最终难敌诱惑而与陈商通奸。蒋兴哥无奈忍痛休了王三巧，出于对王三巧名声的保护，蒋兴哥并未在休书中点名通奸之罪，只是说犯了七出之条，并且在王三

巧再嫁吴县令时将十六只箱笼全部送于王三巧，因此善行，蒋兴哥后来在合浦遭人污蔑而误伤人命，在此危急时刻被人相救，并娶得一妻一妾，祖传的珍珠衫也失而复得；王三巧因与陈商通奸，被蒋兴哥休弃最终降级以小妾的身份回到蒋兴哥身边，自作孽不可受；陈商因贪慕王三巧美色，诱奸了有夫之妇王三巧，在出行路上遭遇强盗，万幸无伤性命，却又因惊恐而患郁症，最终命丧黄泉；陈商之妻平氏虽遭丈夫背叛，却仍然义无反顾的卖身葬夫，最终与蒋兴哥喜结良缘。

试观作者对人物命运的安排，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局作为普通读者我们会觉得酣畅淋漓，大快人心。但在开心之余，不免心生疑惑。作者的主观意图在于向读者交待说明人物之间关系及其结局来凸显因果报应带给人们的心灵震撼，从而达到使人向善、惩劝规谏的目的，但这样的安排恰恰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这与作者劝惩教化的初衷相违背，但不可否认它确实存在。

二.牵强的巧合

“巧合情节的设立，是我国叙事文学的传统，是我国小说创作叙事结构的典型代表。我国古代的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都讲究一个‘巧’，即说书、唱戏，无巧不成。它是我国叙事文学创作中作者的基本结构思路，反映了我国读者或听众对传统叙事文学作品审美心理的思维定势。”[2]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为了迎合市民猎奇的审美心理需要，非常重视情节的设置，可以产生强烈艺术感染力的

巧合就成了小说家们结构小说的一种屡试不爽的艺术手法。冯梦龙的《珍珠衫》中对“巧合”手法的运用历来为人称道，《珍珠衫》整个故事即是建构在一连串的巧合的基础上。这一连串的巧合使小说情节波澜起伏，跌宕丛生，充满了戏剧性。但并非所有的巧合都都能做到合乎情理、符合生活逻辑，文中有些巧合就安排的稍显牵强，如陈商诱奸了蒋兴哥的妻子王三巧后，蒋兴哥休了王三巧，但续娶的恰好是陈商的妻子平氏，这个悲剧性的结果并非不可避免，它确实出人意料，但缺乏必然性的参与却难以令人信服，更多的是作者从惩恶扬善的道德说教角度对小说中因果报应的自圆其说。巧合的运用必须建筑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之上，符合生活逻辑，偶然性中寄寓必然性才能达到巧合的最高境界。此外还有蒋兴哥陷入人命官司，断案的恰好是王三巧的丈夫吴杰，并且案卷恰好被王三巧看到，蒋兴哥由此死里逃生，最终抱得美人归，在冯梦龙笔下，王三巧这个角色经过了一连串的巧合，最终又绕回到了蒋兴哥的身边，这也是作者为了因果报应的道德说教而有意设置的巧合，过分追求情节的离奇曲折反而削弱了小说的社会教化意义，失去了小说应有的艺术魅力，具有明显的斧凿痕迹。冯梦龙对小说的社会教化作用的推崇，折射出几千年的封建伦常对人性和思想的禁锢，作者难以摆脱文以载道这种传统文学观的局限。整部三言就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创作的。巧合也就不可避免的成了作者结构小说以宣扬道德说教的一种叙事策略，带有强烈的艺术夸张。可以说作者对巧合的

运用滴水不漏、天衣无缝，但正是这个优点让小说脱离了现实生活场景，成为一纸空谈。

三.值得肯定的背叛者—陈商

陈商与王三巧是小说中两个情感出轨的背叛者形象。作者分别对他们进行了道德上的惩罚，其意图是赏贞罚淫，但对二人的惩罚的力度却是大相径庭。王三巧在这场出轨事件中处于被动地位，是一个受害者，但从她半推半就、犹疑不定的态度中却可看出她实际上已经接受了陈商。作为一个二十出头、闺中怀春的少妇，陈商填补了她感情的空白，满足了她的需要。作者也借王三巧肯定了自然情欲的合理性，所以对她的出轨抱以宽容的态度，尽管这份感情有违世俗礼法，也只是将她从正房降为侧室。

陈商是出轨事件中的主动追求者，他偶然看到了姿色非凡的王三巧而对她心怀眷恋，念念不忘。为了得到王三巧他不惜花重金托薛婆帮忙，并为此苦等了好几个月，作为破坏蒋王美满家庭的始作俑者，陈商最终落得个命丧黄泉的凄惨下场。

试观作者对二人的惩罚，陈商无疑是作者想要批判的一个对象。从陈商的出轨动机来看，他是因为贪恋王三巧的美色，继而想要占有王三巧。《孟子·告子上》中告子说：“食色，性也。”[3]即饮食男女是人的本性，那么既然王三巧的出轨可以看做自然情欲而被理解，那同样陈商对美色的眷恋也是出于人的正常需要，他只是表现出了一个正常人看到美的东西时的自然反应，关于王三巧的美貌，

作者设计的是即使是作为同性的薛婆在见到王三巧时也被迷的神魂颠倒，反观作为异性的陈商之所作所为，我们就不难理解了。正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仅仅因为他爱慕的对象是有夫之妇便给他如此沉重的惩罚，窃以为有失偏颇。况且陈商并未始乱终弃，王三巧送给他的珍珠衫他“每日贴身穿着，夜间便脱下，也放在被窝中同睡，寸步不离”[4]，他直至临死时心里仍然思念着王三巧，思念症也是造成他死亡的一个原因。若从此看，陈商也不啻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这正好与作者“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和肯定情欲、张扬人性、讴歌个性解放的文学主张相吻合，冯梦龙反对宋代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礼教”而倡导“情教”说。同时作者却囿于封建伦理纲常而将陈商列为批判的对象加以严厉的惩罚，这无疑与作者的“情教”观相矛盾。作者虽反对程朱理学，但又无法突破儒家伦理纲常的樊篱，将这种当时人所谓离经叛道的主情论纳入封建伦理道德体系之内，与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相结合，借因果报应为伦理道德说教张目，这种自相矛盾的文学观念根深蒂固的存在于冯梦龙本人的思想中，小说中作者对陈商的惩罚即是对这种理论的具体运用。

综上所述，通过对《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剖析，我们可以看到《珍珠衫》中对果报结构与巧合手法的运用以及对陈商的批判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道德说教，尽管《珍珠衫》以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和艺术魅力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有不少可取之处，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