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 什么是启蒙运动

福柯：什么是启蒙运动？

作者：福柯【译者】于奇智

【内容提要】福柯明确把康德启蒙运动观视为自己随身佩带的徽章与护符。在启蒙运动问题上，我们看到了哲学研究方式的一种最初表现，这种表现已经具有两个世纪的漫长历史。我们可以从19世纪至今日来考察这种方式的轨迹。福柯指出，“什么是启蒙运动?什么是法国大革命?”这两个问题是康德提出他自己的现实性问题所依从的两种形式，从而认为我们目前的哲学选择是我们要为批判哲学作出的选择，进一步研究这种选择所建立的反思形式。

【关键词】康德/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现代性/现实性

在哲学反思领域，我认为这篇文章(康德1784年发表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译者)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当然，这不一定是哲学史上的第一篇相关文章，甚至也不是对有关历史问题提出命题的独一无二的文章。在康德那里，我们发现了数篇向历史提出起源问题的文章：关于历史本身开端的文章，关于种族概念定义的文章；其余文章向历史提出其完成形式问题：即如其同年(1784)发表的《从世界公民观点看普遍历史观》。另外，也是最后一点，既组织历史过程又探询内在合目的性，即如倾注于目的论原则运用的文章。所有此类问题因其他原因而彼此密切相关，其实贯穿了康德关于历史的种种分析。我认为他这篇论述启蒙运动的文章别具一格；无论怎样，它都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任何一个诸如此类的问题，既不关乎起源问题，也不管表面上的完结问题，它以相对谨慎的方式、几乎旁敲侧击地提出历史过程本身的内在目的论问题。

首次出现在康德这篇文章中的问题，我认为是现在问题，现实性问题：今天发生什么事啦?现在发生什么事啦?我们所有人都身居其中的该“现在”是什么?谁来确定我写作的时间?在哲学反思中，我们发现现在参照物(起码作为确定的历史状况)和对哲学反思可能有价值的东西。总之，当笛卡尔在《谈谈方法》的开头讲述自己的旅程和既为自己又为哲学所作的全部哲学决定之时，他完完全全参考了对可能被视为认识范畴的历史状况的某物的明示方式和他自己时代的一切科学。可是，在这类参考中，重要的问题总是在确定为现在的构型里寻找到哲学决定的动机；在笛卡尔那里，我们将找不到可能源出如下问题的问题：“明确地说，什么是我的现在?”不过，我认为，之所以康德所回答和不得已要回答的问题是不同的，是因为我们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下列问题：在目前状况下，什么东西能够确定这种或那种哲学范畴呢?问题支撑在现在是其所是之上，它首先支撑在某种现在要素的决定上，关键是在其他要素中辨认、区分和识破现在要素。现在的何物在目前触及到了哲学反思呢?

在康德努力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里，他试图说明在什么方面这要素碰巧是关于思想、认识、哲学过程的支撑者与标记；然而问题在于说明作为思想家、学者、哲学家的谈论者自身在什么方面和何以是这个过程的组成部分，以及胜于此，他又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会发挥某种作用，因而，他将会既是要素又是角色。

简而言之，我认为，我们在康德文章里看出作为哲学事件的现在问题产生了，哲学事件是谈论现在问题的哲学家的。如果我们期望出色地预见作为具有自身历史的论说实践形式(forme de pratique discursive)的哲学，那么我认为，随着这篇论述启蒙运动的文章，我们看

到了这种哲学，并且我以为，当我们说这是第一次时，不可过度歪曲事物，对哲学自身的论说现实性提出问题：作为事件的哲学向现实性提问，作为事件，哲学应该论述它的意义、价值与哲学特殊性，并且它要在这种现实性中同时找到自身的存在理性和它所说的东西的基础。由此我们甚至明白，为哲学而提出它在现在的归属问题，这将根本不是哲学在学说或翻译上的归属问题；一般而言，这将不再只是它在人类社群的归属问题，而是归属某些“我们”的问题和归属于与它自身现实性的特有文化总体的某类我们的问题。

正是这类我们正在变成哲学自身的反思对象；甚至由此明显表现出，没有特殊归属这类我们的哲学家的提问也能对付，这是不可能的。哲学作为对现实性提出的问题和具现实性的哲学家的提问，哲学家属于这种现实性且身处其中。这些都完全显示出作为现代性论说与关于现代性的论说的哲学特征。

非常概略地说，据处于古代性与现代性两极的一条轴心线，现代性问题早在古典文化中就产生了；它以有待接受或拒绝的权威术语(接受何种权威?遵循何种模式?等等)得到表达，或者还用比较价值化形式(因其他原因而与另一形式相应)得到表达：古代人优于现代人吗?我们处于衰落期吗?等等。我们看到，显现出对现代提问的新方式，现代问题不再存在于古代人的纵向关系之中，而存在于我们可称作它自身现实性的“矢状”关系之中。论说应当重新考虑自己的现实性，以便在这种现实性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固有位置，显示出自己的意义，描述能在现实性内部运用的行动方式。

这是我的什么现实性?现实性的意义是什么?当我谈论现实性时我在做什么?我认为，正是最后这个问题构成了关于现代性的新问题。

我们应当仔细研究的一条真正线索，正是在此。我们应当努力建立的不是如此的现代性概念系谱学，而是作为问题的现代性系谱学。不管怎样，即使我把康德这篇文章作为这个问题的出口，这篇文章本身是应当度量的更加长远的历史过程的一环，也是适当的。一般说来，这无疑会是研究18世纪的一条有趣的轴心线，18世纪研究比启蒙运动研究更加特别地自问如下事实：启蒙运动本身自称为启蒙运动；它是一个无疑很特殊的文化过程，这个过程唤出自己的名字，就自己的过去与将来而言自定位置，决定它应该在其自身现在的内部进行的操作，同时意识到了自身。

总之，启蒙运动是通过某种事件且在一般历史内部它自身应起作用而得以命名的吗?这种事件属于思想、理性与知识的一般历史，按照一种旧习惯，启蒙运动不是自名且不只表现自身特征的第一时代，即衰落或繁荣的时期、或者壮观或悲惨的时期。

启蒙运动是一个时期，一个自身提出自身的口号和告诫、说出自身所为的时期，无论就思想的一般历史而论，还是就启蒙运动的现在和启蒙运动得以认清自身的历史状况所处的认识、知识、无知、幻象的形式而论。

我认为，在启蒙运动问题上，我们看到了哲学研究方式的一种最初表现，这种表现已经具有两个世纪的漫长历史。正是上述现代哲学的一种重要功能(我们可以把这种功能的开端确定在18世纪最末年)在对其现实性进行自我追问。

我们可以从19世纪至今日来考察这种哲学方式的轨迹。我暂时想要强调指出的惟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