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演说家-第四季演讲稿

《知行合一》吕强

“你说，我们听”，太熟悉和亲切了。两年前我作为新闻专业研究生毕业，第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我表达着“言论有自由之光”，这是我的认知。两年之后，我再次回来，有知就应该有行，我要出发了，我即将成为未来三年的一个驻外记者，今天的主题——知行合一，就把它当作我出发的一次壮行吧。

1936年的一天，有一个叫作安德烈·弗莱德曼的匈牙利摄影师，他出发了，22岁。他带着一台35毫米的相机。在西班牙内战的战场之上，一颗子弹击中了一个士兵，在战士倒下的一刻，摄影师记录下了这个瞬间。这个照片被称作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并被视作反法西斯的象征，被传遍世界各地。而这个摄影师还有另外一个被广为人知的名字，他叫罗伯特·卡帕，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战地记者，同时也是现代新闻摄影的奠基人。

之后，卡帕穿梭在日本侵华战争、诺曼底登陆战等等的枪林弹雨之中，甚至他把生命留给了最后一次出发。在越南战场的一次行军过程当中，他不幸踩中了地雷，在牺牲时相机依旧死死的缠在左手。如果你看到卡帕的照片你会发现，可能会无所谓光线构图，甚至任何技巧，甚至会虚焦、失焦，但这丝毫不阻碍他因为真实而伟大，正如他自己的名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就这样，近一点，再近一点。他所参与创立的马格南图片社，至今依旧是世界新闻的摄影标杆，一代又一代的摄影师就这样前赴后继的，去记录时代和时代当中的人。他们不做战场上的秃鹰，他们以关心人类为先决条件，有怜悯和人性。

罗伯特·卡帕的名字被载入了历史的名册，但还有一个人，他被称作中国的卡帕，但他在中国摄影史当中的记录不到一百个字，连一个生平介绍都没有。

1937年7月的一天，就是这个25岁的年轻人，他出发了，只带着一条毛毯一把雨伞一个背包，还有一台照相机。他骑着自行车要赶往一个地方，叫做卢沟桥，那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这个人的名字，叫方大曾。他是报道卢沟桥七七事变的第一人，他拍摄了大量的图片，同时还写下了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他的照片撕下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伪善面孔。但是两个月后他失踪了，在发完最后一篇新闻报道之后，再有没有他的消息，在之后的漫长岁月当中，一个战地记者的名字，从此消失在时间的浩瀚当中。

直到六十二年后，又有一个29岁的年轻人出发了，他是一个电视台纪录片的编导，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收到一份传真，上面写着“方大曾”这个陌生的名字，他知道方大曾的家人那还留存着837张摄影底片，在没有任何的新闻线索，没有报送新闻选题，甚至没有经费的情况之下，他决定要出发，去寻找方大曾。

这是冯雪松他一生当中，最长的选题。他为了找到那微乎其微的线索，在图书馆当中一待就是四个多月；他走遍了所有方大曾可能到过的地方，行程超过四千多公里；他见了那些正在慢慢消失那段记忆的亲历者。他说：“好像是在追一条断尾的新闻，但其实是在抢救一个逝去的历史。”他不仅要对一个家族交代，还要对一个民族交代，一寻就是十六年。

从一部纪录片到一本专著，再到一个纪念馆，这个在中国摄影史上不足百字的人物，终于在淹没了七十多年后重新被推到历史的前台，列入中国名记者的名录。虽然我们现在依旧不知道方大曾当时的生死，但我们终于在冯雪松的找寻之下，触摸到这个战地记者小方的模样，他有着罗伯特·卡帕一样的棱角，他关切最底层的民众，他为民族的危亡奔呼。在那837张底片当中，可以看到烽火连天下的具体面孔，同时，还有目光坚毅下的时代轮廓。

今年，恰好是七七事变的八十年。八十年的那头，方大曾为一个国家的生存状态留下了历史底片；八十年的这头，冯雪松为一个民族的战争记忆，寻得了信念标杆。两代记者用知与行，在时空当中产生了奇妙的联系，让我们能够相信：出发去践行理想，就不怕被遗忘，因为总有人会把你追寻。也不要去害怕，因为只要出发，去寻找信仰，就不怕被冷淡，总有人会把你铭记。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合一四个字，是阳明先生在五百多年前提出的。这四个字，我觉得有知不难，有行亦不难，难就难在这个一字，从一而终的一。

我们不缺乏头上思想的闪光，也不缺乏脚下前行的冲动，但真正难能可贵的，是一直坚挺的头颅，和脚下一路无悔的脚步。

认知，是在所有的出发之后的，良知，是在所有的感受之后的，真知，是在所有的实践之后的。从罗伯特·卡帕到方大曾再到冯雪松，三次的出发都如此的毅然决然，从那台三十五毫米相机再到摄像机，再到现在VR、AR等等的摄影设备，镜头的精度系数在改变，时间在迁移，但是镜头当中的焦点依旧是真的本性，构图当中的黄金分割依旧是人的尊严，取景框背后的头和按下快门的手，就是一种知与行的统一啊，知行合一，一直都是如此朴素而真诚。

回到两年前，我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我说：“这个舞台最可贵的，是上台前的那五个字：你说我们听，只有在座各位默默的聆听，才使得我们的话语掷地有声。”两年后，我回到这里，发现有更加可贵的五个字，不在上台之前而在下场之后，我说，且有行。是行动，真正让我们的话语掷地有声的。

演讲稿分享：95后联合国实习青年〈大国青年〉

首先呢，我想给大家出一道简答题，聊一聊你心中的中国。可能很多人会跟我一样，首先先愣一下，然后说：“中国是一个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有着十三亿人的大国。中国是古代四大文明中，唯一一个文明延续至今的古国，更是一个在过去四十年发展中飞速成长的一个世界强国。”但是对于我而言，中国更是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情绪。

最开始的时候，中国给我带来的情绪，是一种激动。

那个时候我刚刚到国外读高中，老师和同学们经常会问我一些很无厘头的问题。他问我：魏畅，你们中国有手机吗？你们那有星巴克吗？你们那是不是全部都是自行车？有一次老师上课的时候，甚至跟我说到：“中国虽然GDP那么漂亮，但是，是不是只有北京上海才是大

城市，其他地方都是农村？”我当时很愤怒，我说：“老师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拿出了我山城重庆家乡的照片，我说：“同学们请看，这是我的家乡重庆，它不是北京，不是上海，但是如你们所见，它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中国也有非常多的三四线城市，现在在现代化的建设上也走的越来越好。北京、上海更加是出乎了你们的意料。”接着，我的情感慢慢变成一种自豪。我大四的时候刚刚进入联合国实习，第一天，我非常地紧张。那个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埃塞俄比亚的同事，她对我非常的照顾，她总是手把手地带我做了工作的所有的事情。我觉得，她怎么可以对我这么亲切，这么好？我说：“Seble啊，你对我也太好了吧，你像我的亲姐姐一样。”她说：“因为你是中国人”。她接着又给我讲了她的故事，最开始她刚考上意大利的大学，她和家人只能通过书信交流。因此，她经常会因为对家人的思念感到惆怅，她甚至想着要放弃学位回到家乡。但是这个情况，在第二年得到了改变。随着中国和埃塞俄比亚的合作，埃塞俄比亚的通讯设施越来越好，手机用户也从五十万变到了两千万。Seble的家里面也有了第一部手机。通过那部手机，她可以和家人进行沟通。她说如果没有那部手机，或许她已经回家了，更别谈她之后追梦联合国。

我一直都知道中国发展的很好，但是没有想到，我们已经可以达到如此的立己达人的这样一个状态了。

还有一次，是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在去年联合国大会的会议厅上。很多领导人走来的时候会显得些许的有一些冷清，因为大家还不认识他们。但是，当我们中国的领导人走近演讲台的时候，很多工作人员和我一样发自内心的拍起了掌。当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站在讲台上的那一刻，我看见很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小跑到他们的座位上坐下来，因为他们生怕漏听掉了一句。

每年在春节的时候联合国的大屏上总会写着很大的“祝全球人民春节快乐”，联合国秘书长也会用中文来录制一个“祝全球华人春节快乐”，这让我感受到了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的中国文化

文化影响力。

我现在正在哥伦比亚学习国际政策，我们有一堂课叫做“国际政策定量研究”，我们这堂课上有二十个人，老师把我们二十个人分成了四个小组，让我们进行选择，选择一个国家

作为定量来进行研究，十五个人都选择了研究中国，搞得我们教授说：“我们这是一个国际教育研究课，不是一个中国教育研究课。”我当时很无奈呀，只有把学习中国的这个机会给了别人。

然而这种无奈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在上个月的时候，哥伦比亚大学刚刚举办完了中美合作经济论坛。在这个论坛上我负责接洽一些中国的企业家，在中午吃饭的时候，他我和们聊到：“你们觉得这次论坛做得怎么样啊？”他们说：“别提了，这次论坛本来我们是来听一听国外的一些思想，学习学习他们的理念的，但是他们讨论的全部都是中国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以及下一步中国又将如何影响着世界，然而这些我都已经听腻了。”

他们是听腻了，我倒是挺开心的。因为过去我们总说要向国外学习一些先进的发展经验，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