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021学年福建省龙海市程溪中学高一上期中考试语文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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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大运河保护迫在眉睫

长达一千多公里的京杭大运河，与绵延的万里长城，作为举世闻名的古代中国人创造的伟大工程，都是华夏民族的历史丰碑和永远的骄傲。长城早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跻身于《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大运河的文物保护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大运河在广开海运之前是我国古代的一条重要交通命脉，开凿运河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进行沟通交流。大运河在开凿过程中利用了春秋时代吴王夫差开通的邗沟，在隋炀帝时最终完成，唐宋繁盛一时，元代截弯取直，明清屡加疏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大运河一直是一条南粮北运、商旅交运、水利灌溉的生命线。大运河涉及黄河与长江这两个古代文化、文明的核心地区，连接着燕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等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区域，其沿岸是古代中国人口集中、文化遗址密集的地区。各个时代，大运河贯穿之地都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古迹，被誉为“古代文化长廊”，其文物价值与意义非同寻常。不仅如此，大运河在开凿的长度、年代上还创下了傲视环宇的纪录，特别是沿岸几十座城市有着独特的人文景观和民俗风韵，保存了极其特色的内河文化。

但是，作为华夏先民智慧与创造力结晶的大运河，至今未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法规肯定和保障它的历史地位。

大运河的保护现状确定令人忧虑。除千百年来河堤决口、泥沙淤塞、水量匮乏等自然原因外，更有乱开支渠、截流用水、管理不善等人为因素。由于不少河段利用了天然湖泊和自然河流，很多人认识不到大运河也是文化遗产或文物古迹；而出于局部利益考虑随意改拆遗存的现象时有发生，分省分段的管理体制也使大运河的保护无法形成综合性的全盘规划。

大运河虽然历尽沧桑，却衰而未亡，江南河段仍然泽被今人；已开工的南水北调工程也涉及到大运河的保护、管理和利用。因此，亟需通过文物调查与文化保护研究。提交完整的大运河总体调研与保护报告。

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和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大运河及其沿岸相关古迹不仅应在南水北调工程中得到有效保护，而且也应作为一个整体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1．从原文看，下列关于大运河保护迫在眉睫原因的说明，错误的一项是（）

A．河堤决口，泥沙淤塞，河段缺水，大运河已经是衰败不堪。

B．乱开支流，截流用水，管理不善，大运河的保护现状令人忧虑。

C．出于局部利益的考虑，大运河沿岸的文物古迹常被随意改拆。

D．分省分段的管理，使大运河的总体调研与保护报告无法提交。

2．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大运河实际上连结中国古代几个重要文化区域的桥梁和纽带

B．从开凿时间和规模上看，大运河是世界同类工程所无法企及的。

C．部分河段借用湖泊和河流，影响到大运河的文化遗产地。

D．大运河的文物价值至今没有得到专门的法律法规的肯定和保护。

3．依据原文提供的信息，下列推断正确的一项是（）

A．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将有利于提升沿岸文物古迹的文化价值，传扬其“古代文化长廊”的美誉。

B．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后，大运河将更有利于沟通交流，昔日南粮北运、商旅交通的胜景将得以恢复。

C．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将有利于大运河沿岸文物古迹的保护，从而加速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进程。

D．申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以后，历史上极具内河文化特色的大运河将会呈现出新的人文景观和民俗风韵。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缘起一面”

高群

杨绛，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一位开明的知识分子家中，未满百日，便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少年时代，杨绛在上海读书。从小就学习好，但最淘气顽皮，曾因为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却因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中英文俱佳。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开学无期。杨绛在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在即，不能坐等，就想到燕京大学借读，借读手续由她的同学孙令衔请费孝通帮忙办理。2月下旬，杨绛等5人北上。路上走了3天，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他们发现火车站上有个人探头探脑，原来是费孝通，他已是第3次来接站，前两次都扑空。入学考试结束后，杨绛便急着到清华大学去看望老朋友，同伴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

别人，正是钱钟书。

杨绛初见钱钟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浑身儒雅气质，“蔚然而深秀”。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

然而，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钟书，说杨季康（杨绛原名）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钟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

一天，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费孝通此前曾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这回，杨绛的态度还是没变：“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只得接受现实，跟杨绛做普通朋友。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钟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两人关系处得不错。钱钟书想想好笑，淘气地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费孝通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指爱上同一个人）。”

1966年“文革”爆发，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派她在宿舍院内扫院子，在外文所内打扫厕所，住“牛棚”。余下的时间作检讨、写认罪书等等。3天后，钱钟书也被打成“牛鬼蛇神”。

1969年11月，钱钟书被下放到信阳地区罗山县。次年7月，杨绛也被下放到那里，被分配在菜园干活。菜园距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过10多分钟的路。当时，钱钟书负责看守工具，杨绛的班长常派她去借工具，于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后来，钱钟书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

“文革”结束后，杨绛和钱钟书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浪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他们决定整天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沉溺于自己的学问事业。即便动荡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绛，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1978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她的译本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是该书译本当中发行数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