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与社会发展

新媒体与社会发展
近年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其广泛应用和快速渗透给新闻传播研究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同时，技术的进步也对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探讨新媒体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和变革是新媒体研究的重要课题。

最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和中山大学全媒体研究院共同主办了“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第三届新媒体学术年会”。

本次年会邀请多位香港、内地知名学者和业界人士发表主题演讲。

本次会议共收到全国各地投稿论文60余篇，经评审入选论文20篇，分6个分会场进行发表和交流。

一、主题演讲
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指委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李良荣教授指出，互联网正在重塑我们的世界，全球化与个人化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生活变化，与此同时全新的世界格局、全新的贸易环境、全新的生活模式也深深地困扰着我们的传媒。

当前，西方国家出现了一元化的价值观，他们将自己的价值观借助互联网传播散播全球，意图使之成为普世价值观。

这导致一元普适价值观与多元民族文化、国家一元价值与社会多元诉求、一元价值观与多元思潮表达成为三大课题，提出媒体应该倡导主流价值观、容忍多种思潮。

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副教授李喜根认为虽然学术领域对新媒体研究
盛行，但国内的传播研究大多数仅限于关注国外的研究成果，创新较少，在新媒体不断涌现的背景下没有提供更多新的知识。

他指出开展新传播研究的过程应该转变为一个产生新知识的过程，知识增
量的过程，衡量新媒体传播研究的标准就是有无产生知识增量。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总工程师、浙江日报传媒梦厂ceo蒋纯博士结合国内外新媒体发展实例，指出信息化革命给媒体带来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分众化的内容生产、个性化表达，读者有自己的选择；其次是“海量式”的传播组织，个人的发声让原有的新闻发布者受到困惑；再次是带来互联网的杂志化，最后是媒体经营的变革，电子商务与电子支付兴起，以及广告主与媒体客户发生变化，细碎化的消费者和媒体客户诱发细小的产业链。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王建民教授以微博数据量化研究为基础，从社会资本和微博挖掘的整合、媒体民生声望分析、社会情感的度量表达等几个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展示了用户发微博的高峰期以及各省微博用户的活跃度以及综合
粉丝量、发帖跟帖量、转发量等多个因素探讨意见领袖的影响力。

二、新媒体与政治传播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张春贵、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杂志社李国彦对新媒体的“蝴蝶效应”进行了分析。

他们认为新媒体的蝴蝶效应，意外地实现了传播革命，也给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带来新气象，如民众知情权的扩展、思想的多元碰撞、对公权力的监督加强、公民政治参与深化等。

新媒体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社会管理者当顺势而为，适应新媒体带来的变化，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

暨南大学刘倩从美国政府积极利用新媒体进行公共外交取得良好效果的案例出发，分析了中国应如何利用新媒体进行公共外交的同时构建国家形象。

通过研究，她发现美国宣传决策整
合有四大支柱来源：智库、非政府组织、国会和国务院。

总体来看，美国的公共外交宣传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

与之相比较，中国行政系统决定宣传方向，虽然具有举国资源的优势，但文化宣传方向和视角有局限性，发声源单一。

华东师范大学付雪松以目前国内比较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政务微博“上海发布”为个案研究对象，以传播学、行政管理学的相关理论作为指导，运用文本分析、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总结分析了政务微博的特点：发布更新频率快，但缺乏时间表；内容的范围广，但与政务主旨有所偏离；政务微博大多单向考虑发出的方便性，但缺乏双向性的考虑，没有很好的与受众进行沟通。

苏州大学侯悦以美国驻华大使馆2012年1月至6月的微博内容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的三个特点：集中呈现美国价值观；运作方式、形式灵活多样；综合影响力强。

她还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的运作和特点，对国家政务微博提出建议：以热点事件为发布契机可以增加转发量；转变生硬的交流语言，应给人以亲切感；使用讲故事的叙事技巧，引起网民情感共鸣。

三、新媒体与新型受众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副系主任、教授周庆山结合技术接受模型（tam）易用性、有用性认知和人口统计特征，对大学生微博使用动机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使用微博基本规律与选择使用主要影响因素。

他的研究表明总体用户对微博易用性普遍比较认同，特别是对自我表达中情绪宣泄、自我记录、获取信息以及社会交往四方面的有用性认同度高，用户使用等级越高则影响其使用的因素越
多。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讲师邬晶晶认为在数字化时代，层出不穷的新媒体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变革和影响。

老年人要学会使用新媒体，这有益于优化其生活和解决老龄化带来的各种问题。

她以宁波城市老年人群体对新媒体的了解和使用为调查实证案例，来分析转型社会的老年人新媒体素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发展可能及启蒙对策。

清华大学刘于思，嘉应学院杨莉明探讨了以微博为例的互联网使用对记者社会资本的影响。

研究发现，从个体网层面来看，记者在职业群体微博链接网络中的强联系大多为紧密型社会资本，而弱联系大多为跨越型社会资本；将社会资本操作化为网络规模资本和中间位置资本后，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使用对记者在职业群体中建立社会网络、增加社会资本具有积极效果。

南京大学许玉以a股上市银行的34597条微博为研究对象，从微博用户对个人银行业务的关注及其情感分布两方面进行研究。

她的研究表明：微博用户较少表达极端情感，而一旦表达，则倾向于表达负面情感；微博用户最为关注的业务，是那些能够给用户带来最直观感知的业务；实体银行业务的服务效率、网络银行的便捷性、电话银行的服务质量与服务内容，以及信用卡的增值服务，是微博用户关注重点。

四、新媒体与社会抗争
香港中文大学赵蒙畅以7月下旬发生在北京的暴雨事件为例，通过对新浪微博的文本分析，运用社会运动的理论工具包，探究网众抵抗性认同建构和消解的过程和影响。

研究发现网众通过构建合
适的话语框架，团结在特定的内容之下，最终成功地实现了在线抗争的边界激活。

她认为网民抵抗性认同的构造，对议题的传播和舆论场的维持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清华大学张潮、王梦南选取中央性、区域性、专业性，共33家代表性报纸媒体作为分析样本来源，进行编码统计，勾勒出“官二代”群体在大众媒体中特权者、负罪者、蛮横者的媒介形象图景。

以标签理论切入，分析“官二代”媒介形象建构的社会心理动因和媒体思维模式，提出标签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时代修正，并讨论这种反向标签在中国特殊环境下的积极意义。

中山大学叶伟樱、黄佳瑜归纳了群体性事件中抗争者的传播行为特征和新媒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的影响。

她们发现传播者在今年抗争行为中突出的特性是新媒体的使用加强、策略性和主动性增强。

微博等新型社交媒体的使用促使了传播的规模增大，对于官方的态度产生了影响，加上舆论领袖发挥作用，使得事件得到迅速的传播和解决。

暨南大学潘军邱关注网络社会运动主体和整个群体的心理变化对于运动的影响，以“微笑局长”为例探讨了网络社会运动的集体认同感建构的路径。

她发现：运动三方（主流方；沉默方；反对方）的关系在运动中作用关键；集体认同感有一定的必要性；创造共意过程中需要注意心理规律的把握；团结忠诚具有相对独立性一意见的多元对于平衡运动的发展非常重要。

五、新媒体与公民社会
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罗云锋主要讨论“非常态的常态
化”负面后果的政治学与法学应对。

在分析思路上，主要从信息不对称、权力不对称谈起，仔细辨析有关新闻传播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两种错误偏见：民主素质论，社会稳定论。

其次则讨论信息不对称与教育不对称之间的关系，以及法律的相关应对，以期为避免可能的负面的“非常态的常态化”即“消极常态化”，寻绎出可能的解决路径：社会大背景下的法制和法律建设新闻传播法的加强，而不是对言论本身的限制。

四川理工学院副教授宦晓渝探讨了新媒体在公民意识发展中的途径：公民新闻对公民意识的觉醒和促进；网络意见领袖对公民意识的引导；以及政府官方微博与公民意识的互动。

她以温州动车案为个案，分析了其中的传播机制，指出新媒体的信息经过扩散与裂变式传播，同时与传统媒体问的媒体循环，新媒体的及时性和传统媒体的深度性相互补充，从而扩大事件的影响。

中山大学陈文希以微博上的公民传播实践为视角进行公民传播与传媒的公共性研究，她认为：一方面，微博使公共新闻与公民新闻这两个主要的公民传播形式形成了整合，拓展了新闻从业者和普通民众参与公共议题的渠道：另一方面，公民传播在微博上的兴盛，也促进了传媒的公共性的发展。

复旦大学陈静茜以“信息一系统”新情境引发了个体媒介使用行为的新变化，以及对微博内容运行是2.0还是1.0的思考为缘起，对本土微博平台“热门话题”趋势进行了研究。

她的研究发现微博平台热议话题不仅是微博使用者的需要，而且是商业运营、体制监督的需要。

商业网站利用热议话题在
商业运营商达到信息整合，强化“感情色彩”以及娱乐化的目的。

六、新媒体与公益传播
暨南大学陈韵博以绿色和平组织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度访谈和线上民族志等方法，探讨在当前的制度格局之下，非政府组织如何多方位多角度地整合社交网络服务（sns）资源，sns为绿色和平组织实现其发展理念和目标提供了哪些帮助，以及该组织在利用sns 的过程中面临哪些挑战等研究问题。

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教师廖卫民基于对中国当代艺术家微博的案例分析，研究归纳出中国当代艺术公共传播的两种典型舆论表达模式：一是深度介入型，二是艺术再现型。

他认为这两种舆论表达模式都充分利用了微博的媒介传播特质，使得艺术家能与网民有效交流，从而扩大了当代艺术的公共传播，彰显了当代艺术的社会现实意义。

两者互相融合创新或许会使得当代艺术传播的公共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现实。

华东师范大学鄂友冰以“行走的力量”公益活动为例，对微博公益传播机制进行全景性的分析，探讨微博与公益传播的契合，在此基础上思考微博公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并提出“合作治理型微博公益传播”理念，以期推动社会公众对公益的关注和并促进公民对微博公益活动的参与。

四川大学周佳琪以“新浪财经315微博投诉”为研究对象，探讨网民对这一事件的参与度情况，他的研究认为在微博参与公共事件传播的过程当中，话语权的影响力是决定微博的传播效果的本质力量。

美国鲍林格林州立大学许莹以“随手拍乞儿”微博行动为个案研究对象提出微博行动诞生于微博平台之
上，而微博作为保罗·莱文森所定义的“新新媒介”是在中国当下的结构一制度背景之下产生的。

这些背景主要包括：宏观的结构一制度背景，中观的基于微博的媒介环境背景，微观的微博行动背景。

七、融合新闻与视觉传播
深圳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党西民分析了“表哥微笑”图片的传播过程，并解释图片新闻在对议程设置、促进网络新闻大规模传播中的影响。

他认为，一方面图片新闻成为新闻极化的证据，为事件提供了发泄口。

通常群众的情绪会集中到某一主题，当事人会成为追责对象。

另一方面，图片新闻开辟了大规模新闻协作的空间。

他提到“新闻众包”，如今网络汇聚了拥有强大信息搜集、加工能力的网友，能从不同角度提供不同的素材、见识、思路和情感支持。

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新闻系教师李韬将网络拍客与意大利电影新
现实主义和电视记者的对比来分析网络拍客现象。

他认为，网络拍客与新现实主义的理论的相似之处有内容真实、题材广泛、平民的话语权三个方面。

而不同之处在于，新现实主义是关于电影的理论，电影毕竟是再现现实，拍客则是记录现实。

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薛强运用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梳理了新媒体视觉特效技术是如何在上世纪60年代被计算机图形学之父苏泽兰特创新出来，并且在电影、动画和电子游戏中扩散开来。

他认为中国在电影、动漫和电子游戏产业长期保持文化逆差的很大原因是由于电脑特效技术的落后。

要解决问题的话，必要有接受新事物的心态。

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陈强认为视觉文化传
播中的难题一一图像复制，被新媒介技术革命所攻克。

这使得视觉文化在新媒体技术的变革中超越了传统的语言文化，成为文化传播研究的主流。

他从传播媒介与传统的视觉艺术出发，倡导从事视觉实践者来进行视觉文化的研究。

并重点阐述了传统东西方视觉文化中关于看的问题，以此解构新媒体时代的视觉文化。

中山大学吴燕对中英创意产业园的发展情况进行对比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创意产业园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优势和不足。

优势是中国有众多的文化资源和遗产、历史遗留建筑和逐渐增多的高等教育人才，但是也存在产业链不完整，园区功能定位不清，缺乏特色以及创意人才与产业结合不紧密，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等较明显的劣势。

不求会议规模，但求会议质量。

新媒体学术年会已经成功连续举办三届，旨在为来自全国各地关注新媒体发展的专家学者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观点碰撞和思想激荡的平台。

本次新媒体学术年会入选论文质量优秀，主题鲜明集中，体现了新闻学、传播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融合。

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在这次会议上就新媒体的发展展开充分的沟通与交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