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张艺谋电影的民族性和世界性

谈张艺谋电影的民族性和世界性
张艺谋可以说是中国影坛的奇才。

在国内，甚至刮起了张艺谋旋风，出现了“张艺谋现象”等社会评论。

更难能可贵的是，张艺谋让电影走出了国门，率先杀入奥斯卡外语片提名圈，博得世界人的亲睐，在柏林威尼斯大红大紫。

一部电影，同时要得到不同民族观众的认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中间存在一个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处理问题。

下面我以张艺谋的一部具体电影作品为例，来谈谈张艺谋是如何处理电影的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的。

《大红灯笼高高挂》是根据苏童小说《妻妾成群》改编拍摄的，上映后在国内外反响都很好，可以说这是一次民族性和世界性关系的成功处理。

从民族类性角度出发，影片从内核到外在的符号都有中华传统的因子在里面。

一个陈家大院就好比是中国古代皇帝的后宫，陈老爷是皇帝，是封建权威的代表。

四位太太是妃嫔，是封建权威的附属物。

太太们勾心斗角、相互算计，结果死的死，疯的疯。

对于这样的场面，中国人是何等熟悉呀！从有封建专制开始，从有后宫佳丽三千开始，女人们为争夺一个有权力象征的男人而争风吃醋，这样的事中国人听得还少吗？这样一种“传统遗物”即便是在现代中国也还变相的存在着。

张艺谋只是用现代媒体技术给观众呈现一个极其熟悉的场景，当看到自己熟知的那一幕幕之后，距离感自然渐渐消失了。

从外部符号讲，这部影片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个大红灯笼，还有穿插在影片中作为背景音乐的京剧。

红灯笼和京剧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也可以说是一种民族符号。

这让观众觉得，即便是看电影也离不开民族文化的熏陶。

从世界性的角度看，张艺谋不仅满足了西方世界对于东方的想
象，还加入了西方文学创作中的影子。

元朝时期，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向西扩张，占领了欧亚大陆的大片土地。

这给西方人的印象是东方的中国是个欲望之国，他们渴望权力，要那些被他们征服过的人做到绝对的服从。

影片中的陈老爷虽没有向“外”扩张，但他绝对是权力与欲望的化身。

从头至尾，我们甚至看不到他的脸，我想这是张艺谋有意而为，让他也变成一种符号性的东西。

因此有这种符号存在，陈家大院总给人一种压抑、阴森之感。

大院里的每个人都受它的操控，要对他绝对服从，背叛的结果只有死。

张艺谋用发生在一个院子里的故事，高度浓缩了权力和欲望，让西方观众得已印证：中国果然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

期待视野的满足感也由此获得。

电影对小说的改编中有一处细节让我印象最深刻。

小说中，与人偷情、背叛封建权威的三太太是被投井而死，而影片中则改为在楼上的小屋被吊死。

这让我想起了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的伯莎·梅森——阁楼上的疯女人。

罗彻斯特和陈老爷一样是权力的化身，伯莎被当成疯子关在楼上是因为她的疯是一种反抗、毁灭的象征，她要冲出这个男权包围的笼子。

而三太太也是封建权威的反抗者，她要冲出这个受权力奴役的牢笼，做回本真的自己。

最后的结果是做了楼上小屋（阁楼）里的一个疯鬼。

而四太太颂莲也被小屋散发的恐怖折磨得渐入疯颠状态。

我认为张艺谋这样改编是想让西方观众在影片中找到与自己民族文学中某种鸣，让他们觉得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内蕴似曾相识。

阁楼和天井可以说是分属于西方和中国的一种传统符号，把开井换成阁楼也拉进了西方观众与影片的距离。

此外，我觉得影片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全世界人民都会关注的。

那就是人性人情。

作为人，不管他属于哪个民族，有着怎样的文化背景，
对于人性的追求始终不会相距太远。

影片中的颂莲从一个清纯、没什么坏心眼的大学生一步步走向颠狂，向世人展示了当一个人的正常人性得不到满足时便会发生扭曲。

这样一个扭曲的过程，不仅使中国的观众揪心，也会让西方观众发出心底的振撼。

情感是人类共通的，在这里不需要去迎合谁，心中的那根弦被触动了，也就忘记了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差异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