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讲 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第5讲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进行的一场波澜壮阔的斗争。

这场斗争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历史性转变：一是中华民族从生死存亡的绝地走向独立和解放，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决定战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主要因素。

在这场伟大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推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制定和实施全面抗战路线。

在全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日本侵略者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并宣布成立伪“满洲国”后，又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于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但国民党政府仍对日本侵略者退让，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

国民党政府的丧权辱国政策，助长了日本吞并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侵略气焰。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5年8月１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全体同胞书》。

这个文件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

宣言明确提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

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还提出了抗日救国的纲领。

1935年12月9日，在地处日本侵略扩张前沿的华北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

由此开始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很快扩展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l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着重讨论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问题，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瓦窑堡会议还把党在根据地建立的政权名称由“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以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

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表明党继遵义会议解决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之后，又结合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开始系统解决政治路线的问题，从指导思想上清除了遵义会议以前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

会议所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之际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加强了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和加强对杨虎城及其率领的第十七路军的说服争取工作。

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初步形成。

这对国内政治局势产生了很大影响，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态度，在华北事变后也发生了变化。

蒋介石于1936年7月13日宣称：“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

鉴于蒋介石态度的变化，中共中央通过多种渠道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倡导国共两党重新合作。

正当中共中央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积极努力的时候，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和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并发表《对时局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释放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等八项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连夜告知中共中央。

毛泽东、周恩来接到这一电报后，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

１２月１７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抵达西安，与张学良商谈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

12月19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12月24日晚。

周
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他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

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条件。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至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

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的可能性已经具备。

二、七七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日本侵略者经过长期策划和精心准备，于1937年7月7日夜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突然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国官兵当即奋起抵抗。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

它标志着全自抗战从此开始。

7月8日，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明确指出，在中华民族危急关头，“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号召全中国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7月15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要求以此作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1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谈判。

由于蒋介石仍不愿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并企图通过改编取消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致使谈判一时无法取得进展。

日军却借机扩大侵略。

7月底，日军占领北平、天津，接着又以30万兵力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向华北腹地继续发起进攻。

当时，日本侵略者狂妄地认为，击败国民党中央军的时间是三个月。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最终下决心实行抵抗。

8月13日中国军队主动向驻上海的日军发起进攻。

中国正面战场的大规模作战由此开始。

8月上旬，应国民党之邀，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同时与国民党继续谈判。

双方经艰苦谈判，终于达成将在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和出版《新华日报》等协议。

全军共4．5万多人。

随后，在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全军共1．03万人。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行国共合作、坚决抗日的诚意。

八路军、新四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同国民党军队合作抗日，这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主要内容。

1937年9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下辖23个县，人口约150万，为中共中央所在地。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

这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对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深感振奋，并以不同形式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在这面旗帜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场规模空前的民族解放战争。

三、开辟敌后战场与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虽然形成，但在怎样进行抗战的问题上，两党有着不同的主张和指导路线。

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国民党则实行片面抗战的路线。

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从战争一开始就提出了一条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对日作战，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

为了动员一切力量实现全面抗战，并具体制定党领导抗战的纲领，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

它所阐明的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为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指明了方向。

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在对日作战方面作出了重大努力，但从维护其一党专政体制的需要出发，力图使抗战的进行不致削弱其统治地位，以便在打败日本侵略后继续其统治。

为此，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的路线，即坚持一党专政，限制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战中发展，反对抗日战争成为人民大众的抗战。

全国抗战初期，日本军队依仗武力强大，很快占领了华北和华东大片国土。

但是，由于兵力数量不足，日军对占领的广大农村和小城镇并不能有效控制。

因此，敌后的广大农村地区便成为广泛发动民众进行抗日战争的有利战场。

据此，党的洛川会议作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定，即：到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和扩大人民军队，打败日
本侵略者。

八路军刚开赴抗日前线时，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只以少量兵力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歼敌1000余人。

这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有力地振奋了全国军心民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接着，八路军又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忻口战役，多次发动对日军的袭击。

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最大、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两党军队合作抗日、配合较好的一次战役。

国民党军队在全国抗战初期曾先后进行平津、淞沪、忻口、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台儿庄大捷，歼灭日军1万余人，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最大胜利。

但是，由于敌强我弱，从卢沟桥事变爆发到1938年10月，在1年零3个月的时间内，日军占领中国大片领土。

在沦陷区，人民群众遭受着日本侵略者蹂躏和屠杀的深重灾难。

1937年12月El军占领南京后，烧杀淫掠持续6周之久。

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惨遭屠杀，死者达30万人以上。

这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华北地区正面战场的作战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地位逐步上升。

八路军和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分别在敌后实行战略展开，开辟抗日根据地。

1938年1月，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在冀西阜平成立。

这样，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就形成了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担负的敌后战场。

当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在日军大举进攻的压力之下节节退守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始大踏步地向敌后挺进。

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游击区)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八路军、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

敌后的游击战争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迫使日军停止战略进攻，从而稳定了全国战局，使抗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必须实行持久战。

早在1936年7月，毛泽东就提出通过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

毛泽东于1938年5月集中全党智慧，写下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

毛泽东科学地预见到，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他指出，持久战是抗日战争的总的战略方针。

为了实现总的战略方针，必须制定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

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

而游击战争是人民战争的一种最生动的形式。

毛泽东这两篇著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军事理论纲领。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为加强国共合作，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推动全民族抗战，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直至1938年冬，国共两党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但是，由于国共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实行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统一战线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党内开始出现过分相信和迁就国民党、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丧失警惕等右的倾向，并对实际工作产生了不良影响。

针对上述情况，中共中央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对党内已经出现的右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必要的批评和纠正。

1937年11月29日，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的王明从苏联回国抵达延安。

他反对中共中央关于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总想把党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所容许的范围内。

他的一系列主张对党的实际工作造成了危害。

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1938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要以毛泽东为首来解决统一领导问题。

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为纠正王明右倾错误和最终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

全会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党能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全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向全党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这次全会，基本纠正了抗战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
动了党的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四、坚持抗战、团结、进步，遏制国民党的反共逆流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和武汉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日本对其侵华的战略和策略进行了一些调整，即：在正面战场上停止战略性进攻，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政府，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企图诱使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在其占领区内，则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亲日派和亲英美派发生分裂．以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集团公开投敌。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虽言要“抗战到底”，却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

同时，各地接连发生袭击、杀害共产党员和抗日军民的反共摩擦事件。

中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

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相持阶段到来后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提出了坚持团结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

中共中央指出：整个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始终是第一位的各阶级的利益必须服从全民族的利益。

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部署，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担负起抗击日军的主要责任。

1939年9月，德国法西斯进攻波兰，欧洲战争爆发。

此后，中国的国际环境严重恶化，国内出现了“空前投降危机与空前抗战困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华北八路军(不含山东)所属部队于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对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作战。

随着战役的展开，八路军参战部队达到105个团约20余万人，故称“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敌1．8万余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摧毁大量敌堡和据点，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这次战役，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取得新的进展。

当武汉即将沦陷时，国民党政府移往重庆。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决定撤销长江局，在重庆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

1939年1月1 3日，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

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

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对国民党军队的武装进攻予以坚决回击。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在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8万余人围攻，除2000余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捕，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场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

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采取措施坚决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罪行，赢得了中间阶级、国民党内正义人士及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在政治上孤立了自己。

到3月，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内始终存在着两个基本矛盾。

一个是民族予盾，一个是阶级矛盾。

前者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后者则关系到全民族能否坚持抗战到底并在战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

党正确地处理了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把民族解放战争和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进程。

五、加强根据地各项建设和克服抗战面临的严重困难
抗日战争进人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进攻在敌后的人民抗日武装。

因此，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形态。

从1938年冬到1940年底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在战斗中发展壮大自己，由抗战开始时的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

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先后建立起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拥有近1亿人口，成为全国抗战的重心。

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全面贯彻和实现全面抗战路线的坚强阵地。

因此，党非常重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政权建设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的首要问题。

1939年1月中旬至2月初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首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瓴》，这个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了抗日根据地政权的性质、特点和
基本政策，是抗战时期党关于政权建设的一份重要文件。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对根据地政权建设原则和政策作了具体规定。

此后，根据地政权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各抗日根据地，党还领导军民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工作。

此外，各抗日根据地还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创办大批学校，积极推动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从1941年开始，敌后抗战进入最为困难的时期。

当年6月，德国对苏联发动大规模进攻。

12月，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

为了把中国变成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占领区内大肆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并集中日、伪军反复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日、伪军的疯狂进攻和“扫荡”下，敌后军民伤亡重大，部队减员较多。

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

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人以下。

根据地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极为困难。

面对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明确指出，要发扬革命精神，战胜困难，争取胜利。

党领导敌后军民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开展反“扫荡”、反“清乡”和反“蚕食”斗争，给日、伪军以有力打击。

1941年至1942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共作战4．2万余次，毙伤日、伪军33万余人。

为了克服抗战面临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和措施。

主力部队和政府机关实行精兵筒政；在军队中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拥军优属”运动。

同时，为了适应严酷的战争环境，党还加强了集中统领导，以解决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中某些不协调的现象。

为了调动敌后根据地备阶层人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党和各根据地政府深入贯彻减租减息的政策。

为了克服敌后根据地的物质生活困难，坚持抗战而又不过于加重人民的负担，．抗日、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加强了经济建设工作。

1941年3月1中共中央调派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赴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于开垦的南泥湾。

第三五九旅指战员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总结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的经验。

毛泽东在《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报告和讲话中，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一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

经过根据地广大军民的艰苦奋斗，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

农业和工商业的产值迅速增长，军民生活明显改善。

在这一过程中，党积累了一些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经济工作干部。

更为重要的是，党在领导广大军民克服敌后抗战所面临的严重困难过程中，还形成和培育出一种具有特殊内涵的“延安精神”，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这是党和根据地军民在抗战时期所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1943年开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苏军在苏德战场、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相继转入战略反攻。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也逐步扭转困难局面，人民武装力量得到恢复和发展。

然而，就在这时，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再次掀起反共高潮。

1943年6月1 8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并准备“闪击”延安。

7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地区发起挑衅。

中共中央决定立即发动宣传战进行政治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以粉碎其可能发动的大现模进攻。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尚未形成便被制止。

进入1944年，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共作战2万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收复大片失地，解放人口1700多万。

为对日本侵略者开展全面反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准备了重要条件。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积极倡导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努力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得到迅速扩大和发展，并成为对日反攻的中坚力量。

这一切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