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意关系

言意关系

1.载体和本体

言意关系中的首先一个问题,是相对于意识而言的语言性质问题,即是说,语言究竟属意识的载体(手段、工具)还是本体(本原、本身)。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的传统比较一贯,而西方古代与现代的观念则颇有歧异。中国的传统,无论是孔子主张辞达?或庄子倡扬筌蹄之说?,都只是将语言视作表达意思的手段,能达意便是尽了语言的职责,其自身并无独立的价值可言,故达意后尽可弃置不论。西方古代亦是将语言看成思维的载体,如柏拉图便说过名称是教育和区分性质的工具、名称表现事物à,亚里士多德亦指认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á,这类说法同中国的达意说并无二致。但经过2世纪哲学思潮的语言学转向之后,现代西方学界愈来愈强调语言的本体作用,宣称并非语言承载思想,倒反是语言决定思想,是语言赋予思维以分解与组合的功能,从而规定着人对世界的领会方式。所谓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说的便是这个道理。载体抑或本体,构成言意关系讨论中的一大纠葛,长期未能解决。

2.言尽意言不尽意

同语言性质问题相关,在语言功能的把握上,便出现了语言能否充分地体现与表达意识的问题,中国传统称之为言尽意和言不尽意之说,亦即通常所谓的言意之辩。这一争议构成魏晋玄学的一大主题,而其发端乃在先秦。大体而言,老庄一派的道家(影响及于后来的玄学主流派以至佛教禅宗等)常持言不尽意说,而儒、墨、名、法诸家则多属言尽意派,双方在当时虽未展开激烈交锋,实已为后世的大辩论埋下了种因。不过细细推考下来,两种观点亦并非势同水火,绝不相容,因为它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共识,即认为语言在表达日常生活经验(包括科学认知)方面,或可达到言尽意的程度,而在表现人的形上思考(如哲性生命体悟和诗性生命体验)方面,却往往会陷入言不尽意的困境。老、庄、玄、禅看重的是形上之思,所以要强调言不尽意;儒、墨、名、法诸家则更为注重日常生活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运作,于是多偏向言尽意说。尽意与不尽意,关键在于所指之意的不同,故两说实分别代表着言意关系的两个侧面,相反而又相成。

与中国传统的言意之辩约略相当,西方亦存在有关语言表达功能的讨论。总体看来,古代西方人倾向于从积极方面来肯定语言的功能,即使看到言意之间会出现辞不达意之类不协调的现象,总认为是可以设法避免与克服的,传统的语言学、修辞学、逻辑学以及雄辩术等讲求,就是为了消除这类矛盾。相比之下,现代西方人则反过来突出语言的消极面,强调语言对思维的限制作用,认定语言的界限即思维的界限乃至人的世界的界限,故有语言是思想的牢笼之说盛行。但不管其前后的反差有多大,有一点始终不变,便是牢牢地立足于语言与思维的内在同一性(无论是积极的达意还是消极的设限,均表明语言与思维本属一体),而不像我们的言不尽意说那样着眼于揭示二者之间的实质性差距,这当然也是缘于他们偏重从理性思维的角度来看待语言功能所致。至于在谈论语言功能时由积极肯定转向消极设限,无非显示了其出发点由意识本位转成了语言本位,而其言意关系的一致性原则则仍是一以贯之的。

3.完善超越

言意之间的矛盾应该如何来解决呢?中西双方由于立足点不同,在取径上亦产生了分歧。西方人的观念一般是肯定语言与思维在本质上的相通,所以多从语言入手来调协二者之间的纠纷,早期的倚重修辞学、逻辑学之类正显示着这一取向。现代西方理念转成语言本位,虽看到了语言对思想的局限,却更加注重从语言自身的发展与改进上来解决问题,典型形态有二:其一是语义分析,即通过词语、概念的辨析,尽可能地促使语言的表述走向精确化与严密化,以此来消除思想和逻辑上的歧义。这种做法对科学认知会有好处,却并不利于语言表达中的人文内涵的发扬,因为人文内涵本身就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尤其是带有形上色彩的生命体验与体悟,更无法用精确的概念来作表述,所以语义分析的结果必然是将一大批哲学、美学的思想成果拒斥于学术殿堂之外,其利弊得失自难相抵。另一种做法乃是在承认语词文本多义性(即能指与所指的差异性)的基础上,尽量拓展其表意的功能,具体代表又有现代阐释学和解构主义之别。现代阐释学是将读者引进语言意义的重构活动之中,通过不同读者的反复解读,使文本意义不断得到新的生发,从而打破原有作者与既定文本对意义的限制,让语言意义的多重性得以充分显露出来。解构主义更是致力于无限地拆解文本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既有联系,尽量在文本结构(即语言系统)中发现破缺,进而导致中心意义的颠覆乃至消解,这样一来,语言本位终于通向了语言对思想的放逐,而语言活动也就演化成为一场语言符号的游戏。现代阐释学与解构主义在处理言意关系的策略上各有千秋,但都采取了从文本结构与语言符号入手的路向(前者用重构的方式来重建意义,后者则以解构的手段来消解意义),其就语言自身来解决言意矛盾的思路如出一辙,于此亦可见出言意一体观在西方的强大势力。

与之相比照,中国传统的思想方法迥然有别。我们的先辈既然认定形上之意与语词概念之间存在着质性上的差异,其解决的办法就只能是超越语言,庄子所谓得意忘言正是超越语言的鲜明告白。亦便是言不尽意所要导致的必然结果。需要说明的是,得意忘言并不意味着废弃语言,人的思想总还是要通过语言来表达的,所以寄言出意仍不可少。寄言出意的要义在于不单纯倚靠概念化的语词来表述思想,更要借助多样化的方法使听者有所感受并得到启悟,从而进入思的境界。老子书中揭橥的正言若反、大辩若讷庄子6标榜的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易传鼓吹的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汉人惯用的以赋比兴说诗,以及后来佛教禅宗常有的遮诠、设喻、直指心源、棒喝诸法,皆是为了在寻常的概念化表述之外,另行开辟非比寻常的寄言出意之路,俾使听者得以悉心悟入。而所寄之言只是起着一种启发、诱导的作用,并非说话人的根本旨意所在,所以又希望听者不要执着于这些言辞的表面意思,而要借以为阶梯,用以跨越现有的思想套路,在跨越后即可弃之不顾,这也就是得意忘言的精神所在了。于此观之,得意忘言是以寄言出意为前提的,要通过独特的寄言方式,让言说者的本意能够为言说对象所领悟(即得意)于是可以超越语言(忘言)。这是东方民族(印度人亦复如此)特有的解决言意矛盾的思路,跟西方现代语义分析力求语言精密化的取向恰好相反,因为它们所面对的乃是言意关系中形上与形下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4.逻各斯本位和生命本位

以上就中西言意观的相同与相异之处作了多角度的辨析,进一步的思考可以发现,其中一系列分歧的根子在于:言意观本身取理性本位抑或生命本位。西方哲学传统中有逻各斯一语,既指理性,亦指言说,表明西方人观念里的理性思维与言说本属一体,理性本位改称逻各斯本位更为贴切。再看中国思想传统中道之一词亦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