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史论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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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

丘中有麦,彼留子国。彼留子国,将其来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贻我佩玖。

《诗经·王风·丘中有麻》这首诗只有三章,章四句，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是对于诗的内容以及诗中人物的姓名,却仍有争议，迄无定论。《小序》云:“《丘中有麻》，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毛认为是“思贤”诗，《笺》、《疏》并无异议。[１]《传》的故训由于最接近于《诗经》时代,

大体上是可信的。但是,对于“国风”中某些诗篇的诗旨，尤其是那些反映男欢女悦的情爱诗篇，囿于思想的保守性，《小序》往往牵扯到帝王后妃的身上，其说多半不可考之于史。自然亦有少数可考者,如《鄘风·君子偕老》、《邶风·新台》、《齐风·南山》、《齐风·载驱》、《陈风·株林》,但大多数情爱诗篇，往往是诗人即事即景抒情之作，并不反映什么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何可考耶？窃以为《丘中有麻》就属于此类民歌。对于这些诗歌,只能就诗论诗,味之以文情,审之以辞气,衡之以语法，核之以训诂，来探索其主题。朱喜作为一个理学家，思想也是保守的,但他的《诗集传》尚能遵循就诗论诗的原则，如《丘中有麻》，朱子就认为是一首爱情诗,其说一出,后人多有信之者，但朱说亦有瑕疵。朱子云:“子嗟,男子之字也。”“子国亦男子之字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在首章之后评点曰:“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来，故疑丘中有麻之处,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而来乎？”[2]果如朱子所言,妇人私会二人且二人均赠其佩玖，揆之以情理,今天虽然有如此荒唐之事，但在古代确是够大胆的了,纵有,当事人也不会形之于诗,即使作诗人未必诗中人,亦不会如此津津乐道地赋之于诗。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引崔述《读书偶识》驳那些认为《齐风·东方之日》是讽刺诗者，曰:“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为不肖人，乃反以其事加于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此之自污者乎?”[3]其理亦可用于此。《诗经》中确有刺淫刺秽之诗,如《新台》、《南山》、《载驱》、《株林》，但决非当事人自作或以当事人口吻所做。《株林》刺陈灵公,作为一国之君，竟然偕大夫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君臣宣淫,终为夏姬之子夏征舒所弑。朱子评曰：“灵公淫于夏征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

故其民相与语曰:君胡为乎株林乎？曰：从夏南耳。然则非适株林也,特以从夏南故耳。盖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从其子言之，诗人之忠厚如此”[2]。真正有伤风化、有悖人伦之事，旁观者亦羞以道之,正如《鄘风·墙有茨》所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由此观之，《丘中有麻》至少不是妇人歌咏与两个情人苟且之事。《诗经注析》认为《丘中有麻》“也不像朱熹所说的这位女子和子国、子嗟父子有私情,而这二人在丘中有麻处又为新欢所留。”《诗经注析》认为朱子和方玉润都将“留”解释为挽留之留，致有此误。窃以为误则误矣,因为倘若“留”解释为挽留之留，第三章“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语句不顺,但朱子并没有说子国、子嗟是父子,齐襄公淫乎其妹，实有其事，而这首民歌,查无史据，父子聚麀，有悖天伦,以朱子之智慧及其人生哲学,断不会作如此主观臆测。方玉润《诗经原始》亦误解了朱子，他说:“子嗟、子国既为父子，《集传》且从其名矣，则一妇人何以私其父子二人耳,此真逆理悖言，不图先贤亦为是论,能无慨然?惟是《序》、

《传》亦有所疑,子嗟、子国既为人名，则‘之子’又何指？”方氏又驳姚际恒“嗟”、“国”皆为助辞说，曰:“嗟为助辞可也,国亦为助辞乎?”方氏主张嗟为助辞，国即“彼国”之“国”,犹言彼留子于其国,其国不可久留也，何不就我?方氏主张此诗为招贤偕隐之诗,云:“《丘中有麻》招贤偕隐也，周衰,贤人放废，或越在他邦,或互相招集，退处丘园以自乐。”[4]窃以为诗中看不出招贤偕隐的痕迹，更何况“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明显为同一种句型,而按方氏说,独独“彼留子国”要在“国”前加“于”才能解通。高亨的《诗经今注》认为《丘中有麻》是“一个没落贵族因生活贫困,向有亲友关系的贵族刘氏求救,得到一点小惠，因此作诗以述其事。”［5]《传》以为子国为子嗟父，而高亨以为子国是刘氏家族的另一个人的名字,把“彼留之子”解释为“那刘氏的人们”。窃以为这种解释值得商榷,因为《诗经》时代人称代词固然无单复数之分,但是“子”是名词,无论是用来替代第二人称代词还是作为偏正结构的中心语，“子”指二人或二人以上这样的用法恐怕没有,此种情况，先民是用加数词的方式来表示的，如《邶风·二子乘舟》。其次，既然是没落贵族救助于刘氏,刘氏施与一点小惠,恐怕还不至于“贻我佩玖”。窃以为赠玉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或是主恩浩荡，或是朋友之间因有深情厚谊而分手脱相赠,寄予平生一片心,或是恋人或夫妻之间情到深处感情的流露和表示。笔者认为此诗按第三种情况来理解更显得贴切、自然，把诗理解为女子的口气更为吻合。正因为“贻我佩玖”是爱情成熟的标志，故女主人公反复咏叹之,此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咏也。引文见《大序》）。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的说法令人耳目一新,他们认为:“这是一位女子叙述她和情人定情过程的诗。首先叙述他们二人的关系，是由请子嗟来帮忙种麻认识的。后来又请他的父亲子国来吃饭。到明年(应说‘第二年’)夏天李子熟的时候,他们才定情，子嗟送她佩玉,作为定情的礼物。”[3]这种说法,笔者大体赞成，但仍有疑问。首先，这种说法固然解释了诗中何以出现两个男人的名字，但仍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子国既为子嗟父,女主人公直呼恋人父,就显得不恭。据我所知，《诗经》中没有直呼恋人名字的诗篇(一般用代称)，更何况连姓带字,更何况称恋人之父连姓带字?其次，笔者认为此诗作为叙事诗欣赏还不如作为抒情诗欣赏,因为作为抒情诗欣赏不须那么多猜测,我主张,“丘中有麻”、“丘中有麦”、“丘中有李”首先应作为起兴手法来理解,这是国风多数诗篇常用的表现手法,其次《诗经》的起兴虽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但并非与所咏之事毫无关联，恰恰相反的是往往是有所关联，如这首诗的起兴，就反映了季节的变换，“丘中有李”寓意爱情的成熟,“贻我佩玖”是爱情成熟的标志,正如《卫风·木瓜》所写:“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非报也,永以为好也。”

《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闻一多先生信之不疑。他认为“将其来食”之“食”是性欲的廋语,古谓性的行为曰“食”，如《株林》“朝食于株”，而“将其来施施”，《颜氏家书·书证》:“江南旧本单为施”,闻氏认为施指天施地生之施,亦是性欲的廋语(见《风诗类钞》)[6]。果真如此,施与食对文同义,全诗皆为四字诗句。这是极有可能的，从风格上来说,《诗经》里不乏大胆、泼辣的爱情诗篇,从结构上来，全诗唯一的五言诗句“将其来施施”在诗中也显得不相称。可能是因为古人误解了施字之义,故又加一施字,这样一来,“将其来施施”就有语法问题了，因为他处不再有“来施施”的说法，按上古汉语语法，只能说,施施而来,或曰其来施施,或如《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