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转型期的心理失衡与和谐社会心理构建(一)

论社会转型期的心理失衡与和谐社会心理构建(一)
摘要]社会转型期也是社会心理的重构期，易产生社会心理失衡问题。

文章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分析了导致我国在社会转型期出现社会心理失衡的多个因素及其表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心理的途径。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心理失衡；和谐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社会转型，进入2l世纪加速发展，“这种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是社会有机体走向自我和谐的变革，既体现为向逐步明确的目标在试错中逼近的过程，又体现为问题越来越复杂、解决越来越难、矛盾越来越积聚甚至尖锐化的过程”。

社会转型给中国带来了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直接影响了我国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的继续发展。

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最根本的是调节由这些矛盾和冲突引起的社会心理失衡，促进和谐社会心理的形成，最终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一、社会心理——和谐社会的传感器
社会心理是人们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现状较直接的主观反映，在个体层面上表现为社会认知、社会感情、行动意向；在群体层面上主要表现在信仰、风俗、习惯、成见等。

社会心理直接与日常的社会生活发生联系，社会客观状况的变化必然反映到社会心理层面，引起个人情绪、群体心理、社会心态、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等整个社会意识的重大变化。

社会心理能够相对客观和准确地反映社会变化的倾向和可能的发展趋势，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必然有什么样的社会心理。

社会心理是社会情境和社会行为的中介，众所周知，只有“心理和谐”的个体才可能做出符合社会规范与要求的行为。

才可能与社会的发展同步，促进社会的发展；反之，则会出现大量的越轨行为，导致社会发展迟滞。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社会心理就是和谐社会的传感器，是社会变化的风向标。

中国正处于空前的社会大转型时期，是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心理比较敏感的时期，社会心理是和谐还是失调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关系到和谐社会的进程。

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这是国家对促进和谐社会心理发育的重视。

如何认识目前我国的社会心理现状，重构社会心理，促进社会心理和谐，是目前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解决的课题。

二、社会加速转型导致社会心理失衡
社会转型是指人类社会由一种存在类型向另一种存在类型的整体性转变，它意味着社会系统内在结构的变迁，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结构等各方面全面而深刻的变革。

我国从20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转型，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是传统的消解和现代性的生成过程，典型的体现为我们国家由计划配置资源向市场配置资源、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转变过程。

全球化、一体化使中国社会转型呈加速发展态势。

而探讨因社会转型引起的社会心理转变，采取措施构建和谐的社会心理，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一)经济体制转型带来社会相对剥夺感
我国社会转型，对老百姓来说，体验最深刻的莫过于经济体制转型。

从1978年开始，我们在经济领域逐渐探索由国家计划配置资源向市场配置资源的转变，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而市场本身就不是一个平等的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权利是平等的，但结果却是分化的，必然造成财富和贫困在两端的积累。

而这种分化更由于我们国家在改革初期采取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优先发展沿海、后发展内陆”等非均衡发展战略而被放．大，我们今天的发展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西部地区、农村地区以及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

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成员利益格局失衡，也就是《圣经》所说的“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两极分化现象。

基尼系数是国际通用衡量两极分化的指标，在2000年我国基尼系数就已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在2007年更是达到了0.48。

逐步扩大的两极分化影响了社会稳定，给构建和谐社会带来威胁。

失衡的利益格局带来社会群体的心理冲突，导致社会心理失衡，体现为严重的社会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感，即以他人或其他群体为参照形成的心理感受。

如果认为自身的经济状况或生活处境低于参照对象的对应水平，从而形成心理落差，认为自身利益被侵占、夺取的一种心理状态。

相对剥夺感是通过社会比较认为自身利益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而产生的，开放社会中的人口流动和阶层分化又提供了随时可以进行社会比较的情境。

可以说相对剥夺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

但在严重失衡的利益格局面前，社会成员能更明显体验到相对剥夺感，并且我们的各种传媒，每年不断推出各种财富排行榜。

无形中又放大了社会比较，给社会成员带来强烈的心理刺激，扩大了成员间的心理落差，增加了挫败感。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等人提出的“挫折一攻击假说”，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社会成员体验到的相对剥夺感以及不公平心理，很可能引发对抗社会的行为，比如仇富、社会对抗、群体事件、暴力事件等。

据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披露，1993年一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l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73万人增加到307万人，而与经济利益相关的其他失范行为如抢劫、偷盗、诈骗等也呈逐年上升态势。

任何社会行为出现之前一定有社会心理状态的反应，因此，对经济转型过程中利益失衡引起的社会心理问题必须加以重视，应防患于未然。

(二)政治体制转型带来心理无助感
经济体制转型必然带来政治体制转型，政治体制也应主动变革以适应并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笔者无意探讨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方向以及如何改革的问题。

而是关注政治体制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社会成员心态造成的影响。

目前，在我国政治制度建设和实施中最突出的就是公平正义问题。

以我国最基本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构成体现为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比例成上升趋势，分别由1978年的13.38％、14.96％上升为2003年十届人大的32.44％和21.14％，而在十届人大代表按职业划分的结构中，其中领导干部占33.17％、企业家13.85％、教授、科研人员占11.35，而农民和工人分别占2.22％和3.22％。

从人大代表的构成中，可以看到人大代表呈精英化趋势，而作为社会主体，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工人和农民却缺乏自身的利益代表，这必然使国家制定的各项具体政治制度倾向于维护精英阶层的利益。

更严重的是，康晓光、吴忠民、郑杭生等学者研究表明中国的精英阶层(主要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出现精英联盟的格局，这种格局继续发展将导致精英循环。

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缺乏一个公平公正、完善的资源获取机制，即国民在获取经济、权利、知识、健康、资源时缺乏公平的机会。

制度作为平衡社会成员之间资源分配与获取的工具。

应该是公平的、正义的，正如罗尔斯在诠释其正义观时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

”然而，我国在进行制度设计时缺乏正义原则，资源过于集中于精英阶层，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不能得到充分体现，普通社会成员缺乏资源获取的有效途径，无力改变自身的身份、社会地位，致使精英阶层和普通社会成员之间的落差进一步拉大。

这种欠缺正义的制度安排导致社会成员中出现了普遍的无助感，社会成员在倡导竞争的市场游戏规则之下，有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现状的期望，但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往往感觉自己无能为力，进而带来强烈的失望和沮丧情绪，任由这种情绪发展会导致社会对抗，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发展。

(三)文化转型中出现社会成员信仰缺失，心灵空虚
在全面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形态和模式也在发生转型，但却出现了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所说的“文化堕距”现象。

文化堕距是指由相互依赖的各部分所组成的文化在发生变迁时，各部分变迁的速度是不一致的，有的部分变化快，有的部分变化慢，结果就会造成各部分之间的不平衡、差距、错位，由此造成社会问题。

“文化堕距”现象在我国体现为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正在失去神圣的权威，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正在被消解；而随社会改革传人的西方文化则带来了各种价值观念，给中国民众的思想以极大冲击，引起了思想的混乱和心理的压力。

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中，社会表现出文化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生活方式和意
识形态多样化的特点。

换句话说，一方面我们的传统文化被解构，另一方面我们又没有建构起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化形态。

在文化“解构一建构”的过程中出现了社会成员信仰的“真空期”，由于缺乏一个主流的价值体系支撑，社会成员出现心灵空虚、无所寄托，无法确立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社会心态。

在这样的文化情境中出现诚信危机、金钱崇拜、损人利己等现象也不足为奇，这又进一步使得人际关系趋向紧张、淡漠，而深处其中的个体也会愈加体验到烦躁、压抑、寂寞、孤独等心理情绪。

(四)社会突发危机事件带来社会焦虑
焦虑是人们因准备不足而对不确定因素难以把握所产生的烦躁不安甚至感到恐惧的心理状态。

在急剧转型的社会中，不确定性时刻存在，这些不确定性必然给社会成员带来心理焦虑。

我们应该警惕引起社会成员心理焦虑的不确定因素，尤其是一些突发危机事件。

突发危机事件一般具有突发性、难以预料性、危害大，影响范围广泛等特点，是个体难以把握和控制的。

在遭遇此类事件时，社会成员普遍有着不安、害怕、悲伤、忧郁、缺乏安全感、焦虑甚至恐惧等深刻的情绪体验，严重的会导致认知和行为障碍。

对突发危机事件带来的心理影响没有及时进行干预，会长期影响个体的情绪和行为稳定，给社会和谐埋下隐患。

当我们进入21世纪，社会在各个层面加速转型的时候，突发性危机事件的发生似乎越显频繁，不管是由于自然原因还是人为原因造成的危机事件，比如SARS、空难、台风、冰雪灾害、火车相撞、洪灾、各种暴力恐怖事件、地震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给社会成员带来了强烈的不安全感，引发了普遍的社会焦虑，甚至对人自身安全的怀疑。

尤其是我们国家在2008年发生的一系列突发性危机事件，直接影响到了相当一部分的社会成员，间接影响到了每一个中国人，致使社会大众心理由“人定胜天”到“天佑中国”的转变。

我们必须对由这些事件引起的社会心理、行为进行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