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新华：伤痕文学注定是短命的

卢新华：伤痕文学注定是短命的

1978年初，24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卢新华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小说《伤痕》。他将自己的作品交给朋友和老师阅读，反响平平。之后，在一次班级策划的墙报上，卢新华贴出了这篇小说。令他毫无思想准备的是，在复旦校园，这篇小说被迅速传抄。墙报栏前人潮涌动。这年8月11日，在反复酝酿和修改以后，《文汇报》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这篇7000余字的学生作品。因为《伤痕》，当天的《文汇报》加印至150万份。一夜之间，“卢新华”这个名字为国人所熟知，“伤痕”一词很快成为追溯“文革”记忆的文学思潮的名称，“伤痕文学”也经由这篇小说发轫、命名。这位务过农、当过侦察班长的老兵，刚刚从柴油机厂的油漆工转变成大学生，从此被写入当代文学史。他很快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文代会代表……《伤痕》之后，他写过十几个短篇和一个名为《森林之梦》的长篇。“都被《伤痕》的光芒掩盖住了，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赌场里面看佛经大学毕业后不久，卢新华辞去《文汇报》记者一职，下海经商。1986年，在当时的“出国热”中，卢新华去了美国，用两年时间，攻下加州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在美国的卢新华经历了事业和生活的多次起落。他跟人合伙开过公司，也

曾做过金融投资，但都不成功。学生时代，他就曾靠在有“小巴黎”之称的小镇西木村踩三轮车补贴家用，后来一度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以发牌为生。“实际上，我在美国的生活并没有文字描述的那般悲情。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在加州大学附近的旅游区踩三轮车，对学生来讲是一项颇为划算的工作。‘小巴黎’一到周末就封锁道路，只有三轮车才能通行，干这份工作的人几乎是清一色的来自我们学校的大学生，而且基本上都是白人。他们踩三轮车固然也是为了挣钱，但好像更是为了锻炼身体，所以，他们干起活来通常都笑容满面，风度翩翩，一举手，一投足，一声吆喝，姿态也很优雅，因此我渐渐地也爱上了这一行。既然做一个中国人心目中的三轮车夫我也不以为意了，我觉得再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了。”凭着踩三轮车赚出来的生活费，卢新华拿到了硕士学位，把妻子和女儿从上海接到了美国。不久，第二个孩子和第三个孩子相继出生。7年赌场发牌手的生活，也不像国内想象的那么凄凉。“在美国做发牌手，要读专门的职业学校，拿到资格证以后才能上岗。工作轻松，且收入不错。”当时卢新华在金融、期货和股票生意上赔光了所有积蓄，必须以“短、平、快”的方式补回损失。“上海《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我，初稿中曾说我去赌场发牌是为了丰富创作阅历。我说这不对，我去赌场发牌主要是为赚钱，因为我需要养家。但我的确喜欢从赌桌上看人生。民间有句

俗语，叫‘赌桌上选女婿’，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品性尽管平时不容易看清，但一到赌桌上，因为有切身利害冲突，很容易就会暴露出来。”每个GAME间歇的那半个小时，这位发牌员常常摸出一本书来读，现在说话满口佛语禅机的他，就是靠这些零碎时间读了大量的佛经。我不想再谈《伤痕》2004年，卢新华带着他的新作《紫禁女》回到国内，小说讲述的是一位天生的“石女”与3个男人的情感故事。评论者普遍认为，在小说表面的情爱故事之下，“紫禁女”沉重地表达了一个打破先天封闭限制、走向自由开放的生命体所遭遇的无与伦比的痛苦历程。学者分析，卢新华以“石女”隐喻半封闭状态下的中国这一意图非常明显。如石女的初恋情人吴源象征着儒家，他入世、积极，作者对这个人物批判居多；另一个恋人常道则是道家的代表，以天地和谐为理想，以退隐无为看人生，看似能够达到最高的人生境界，其实却缘自生理上的缺陷；石女的“假丈夫”大布鲁斯则是典型的基督教文化象征。女主人公与这3个人物的纠葛，揭示了多种文化在互相激荡、碰撞中对中华民族的影响。重新回到祖国的文坛，卢新华依然绕不开《伤痕》。许多记者找他访问，谈《紫禁女》者甚少，谈《伤痕》者甚多。他一再对记者“申诉”，“我已经不想再谈《伤痕》。”他甚至公开“自我革命”：《伤痕》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伤痕文学”必然是短命的。为了《紫禁女》一书，他辞去

了工作，在上海购买的寓所住了半年多，等小说弄完，他还得回到美国，重新找职业谋生。“这些年关于我的传言基本属实，又基本失真。我不奢望大富大贵，但还是会想办法赚点小钱来养我的文。目前我的生活方式是，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往返于中美之间，‘此岸、彼岸且跋涉，空花水月浑不觉’，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后我的生活中，写作的比重比起从前会要大一些。”人物周刊：《伤痕》当时“让全国人民泪流满面”，你自己哭了几次？卢新华：我能够记忆得出的是写《伤痕》时曾大哭过，《伤痕》最初在学校墙报上登出来以后，许多围观的读者都是一边读一边流泪。人物周刊：客观地说，现在回过头来看《伤痕》，不管它在当代文学史上地位多么卓著，它依然只是一篇青涩的、有点牵强的学生习作。它的意义在于，在时代最需要的时候喊出了第一声，全国人民哭，其实都是在哭自己的遭遇。你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能够比较独立和批判地看待你的《伤痕》的？卢新华：我并不认为《伤痕》是一篇“青涩的、有点牵强的学生习作”。它可以说是“稚嫩的”，但并不“青涩”和“牵强”。它能够打动那个时代的千千万万读者，靠的是“真实”和“真情”。你可以说当时全国人民都在哭，都在哭自己，但你得承认，人们首先还是在为作品主人公的悲惨遭遇而一洒同情之泪。比如，我的母亲、北京的表姐，还有身边的许多朋友，他们都明知作品是我虚构的，而他们自身

也没有类似《伤痕》主人公那样的遭遇，但他们还是忍不住“热泪盈眶”。对于它的“稚嫩”，我一直是心知肚明的。而且，我也知道，它的影响力和震撼力其实来自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众缘相助。经商打零分也不要紧，当作家能及格就行人物周刊：据说中国文人下海，你也是第一个，当时离开《文汇报》去经商的真正动因是什么？卢新华：就我所知，在我之前肯定还有别人，比如女作家黄宗英那时就在蛇口开办有“都乐文化娱乐公司”，因为赵丹先生生前曾计划过拍摄《伤痕》，我和她一家都很熟，初到深圳时还常去拜访她。但黄宗英之前还有谁，我就不甚了然了。我是1985年辞去《文汇报》的记者职务，和上海的几个作家朋友一起到深圳办公司的。最初的想法觉得自己一生中“工农兵学”都经历过了，惟独“五行”缺“商”，从文学写作需要生活体验的角度出发，觉得也应该补上这一“行”才行。此外，也有赚一些钱获得经济上的自由后，可以不必再看“领导者”、“审查者”的眼色，随心所欲，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想法。人物周刊：说说当时经商的经历吧？卢新华：最早是和云南省农场局在深圳开办的一家“深圳云兴公司”合作，创办了“新亚洲实业有限公司”。开业不久，因为与几位作家朋友为人事问题发生一些分歧，我就主动辞去了原来内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转而去上海外国语大学出国培训班进修英语，预备出国留学。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