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之思想探源

“天人合一”之思想探源

吴雪玲(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光明日报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问题，“天人合一”是其核心思想。这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这一思想对于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所产生的负面效应，重新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仍具有借鉴价值。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历经了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天人合一”远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西周时期，天是有意志的人格神，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主宰，天人关系即神人关系。《尚书•洪范》中说:“惟天阴骘下民。……天乃赐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天保佑民众，因而把九类大法赐给禹，安排人伦规范。这一观点肯定“天”(神)与人之间有着某种相通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春秋时期的子产对于“礼”的认识也反映出天人相通、天人遵循同一法则的思想:“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孔子对于天人关系虽然语焉未详，但是明确主张敬天法天，“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时运行，万物生长是天的意志的体现，天是一切现象和自然变化的根源，是宇宙的最高本体，要求人类社会以“天意”来建立尊卑秩序，协调天人关系。战国时期孟子的天人观具有浓厚的主观伦理色彩，即“尽心、知性、知天”，认为人的心性是沟通天人关系的桥梁，要求人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扩充善端，来实现知天达命、天性与人性、天心与人心的统一。荀子对于天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观点，认为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因为人的好恶而改变，“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在自然界处于优先地位，可以驾驭自然，但他同样没有否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关系，故而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天、人各司其职。

《周易•文言》从人格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境界论述了人与天地的合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所谓先天，即为天之先导，在自然变化未发生之前加以引导；所谓“后天”即遵循自然的变化规律，从天而动；与“天地合其德”即人与自然界要互相适应，相互协调。这一思想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就是，一方面尊重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礼记•中庸》详尽地发挥了这一观点:“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认为至诚之人不仅可以发挥自己的本性，而且可以充分发挥一切人的本性和万物的本性，从而帮助天地化育万物，与天地并列。这种认识无疑把个人的主观作用夸大到了极致。

汉代的董仲舒是儒家第一个自觉探讨天人关系的思想家，他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观点，认为天与人具有相同的结构，人是天的派生，人事与自然规律相似，故而天人可以相互感应。这一认识是对于和谐统一的天人关系的浅层次感悟和朴素的直觉，既不同于原始神秘主义的神灵崇拜，也不同于自然天道，而是融自然规律、伦理原则和神秘权威于一体，成为理性与神秘主义的混合物。

宋明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发展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思潮，几乎为各派思想家所接受，虽然他们的学说有着一定的差异，但都认为“天人合一”是人的自觉。张载在中国文化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并在名著《西铭》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著名观点:天地犹如父母，人与万物都是天地所生，民众百姓是我的兄弟姐妹，万物是我的亲密朋友，人与万物、自然处于和谐、均衡与统一之中。张载认为，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是一致的，人和自然都遵循统一的规律，天人协调是最高理想。而王阳明“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泛爱万物的思想，既是人性的自然表露，也是人类最高的伦理情感，是人对天地万物的一种责任意识，达到了儒家天人观的最高成就。

除儒家之外，道家对于“天人合一”也有明确的认识。老子主张“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人三者道以贯之，人生追求的目的不是认识、征服自然，而是泛爱万物。庄子认为，人与天地都是由气构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与人是统一的，因而反对人为，极力主张“无以人灭天”，通过“坐忘”、“心斋”的忘我体验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虽然庄子的观点是消极、不科学的，但是他提出的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观点，却又有着一定的合理性。

对于“天人合一”思想合理内核，我们如何解读呢?原始蒙昧时代，人类的思维远未达到将自己与自然界分离出来的程度，因而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上表现出主客体不分、混沌不清的特点，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类一直处于对自然界的严重依赖状态，随时随地感受到来自外在的某种神奇力量的支配，由此产生敬畏与恐惧心理。农耕社会对于“天时、地利”的重视，导致了中国文化的重农主义传统，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因此中国文化一开始就体现出了“天人”关系的和谐统一，即“顺天应人”、“天人合一”，“究天人之际”也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由于古代天人关系的内涵极为丰富，因此对于“天”、“天人关系”及“天人合一”的诠释、理解也存在着多样性。

所谓“天”的含义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意志之天，以董仲舒的神秘主义的主宰之天为代表；二是义理之天，是以孔子、孟子、朱熹为代表的具有伦理意义的道德化的天；三是自然之天，以老子、庄子、柳宗元、刘禹锡为代表，是指自然的本性、状态，与地相对，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关注的重点。

虽然古代的思想家们在天人关系的问题上，大都主张“天人合一”，但事实上，他们对于“合一”的理解却并不一致，因此所谓的“天人合一”大致可以分为五类:一是以孟子为代表，天人合一即天人相通。天道与人性合而为一，天的道德属性包含于人性之中，天的法则根源于人间道德，天德寓于人心，人心与天心相通；二是老、庄为代表的天人相混不分。人是属于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界的一种存在形式，人性的真谛就是自然性，故而应当忘己、无己，把自己完全融化于自然之中；三是《易传》中的天人合德的人生最高境界和最高理想，天有高尚的德，人应该效法天德，向自然学习，与天合德；四是董仲舒的神秘的天人相类，将人类社会与天地宇宙视为一个整体；五是荀子、刘禹锡为代表的人定胜天式的天人合一。这一类观点将天、人区别开来，揭示了“天之所能”与“人之所能”两者之间彼此制约、互相作用的辩证关系，认为天人之分与天人之合互为条件，没有“分”也就无所谓“合”，主张天、人各司其职、发挥作用，求得天人和谐。

由此可知，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最早的崇拜自然、敬畏自然为基础，经过了宗教化、哲学化的演变过程，最终形成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天人合一”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又是社会法则和人生理想，是中国古代先贤们对于天人关系这一根本问题的主流答案，究其理论实质而言，是关于人与自然或者说是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