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一九四九年前相对论传播及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一九四九年前相对论传播及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一相对论中国传播的研究情况

中国最早较为系统研究爱因斯坦及相对论在中国传播情况的是戴念祖。他在1979年完成的

〈爱因斯坦在中国〉成为研究这个问题的基本文献，以后的研究大体以他所注意的方向

，除了研究方法上稍有变化外，新材料的发现很少。胡大年近年专门研究此问题，在新材料的发现上也有贡献1。本文偏重于研究相对论在中国传播的方式、不同知识群体的接受背景及对中国知识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凡以往研究者注意到的材料和人物关系不再重复，只对新材料和新关系稍加说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对从1910年代后开始，归国自然科学留学生对爱因斯坦及相对论的讲授和传播情况，因为材料所限，没有涉及，希望日后能再补充。

据戴念祖的研究，中国知识分子最早介绍相对论的是许崇清，时在1917年，他在一篇文章的论述中提到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2。主要传播者是留学日本的学生如文元模、周昌寿和郑贞文等。胡大年文章中提到的李芳柏也是留学日本。研究证明，中国最早介绍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是留日学生，具体说主要是当时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的物理系学生。但在这些学生之外，到1922年间，当时还有一个曾留学日本的学生景梅九也注意到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

景梅九（1882-1959年），字定成，山西运城人。无政府主义的第一代元老，早年留学日本。是当时南北无政府主义的核心人物，他在上海办《自由》、在北京办《国风日报》的副刊《学汇》和「学汇社」3。「学汇」是北京《国风日报》的副刊，1922年10月10日创刊。约一年以后停刊。景梅九主编《学汇》时，以「老梅」为笔名

了几篇介绍相对论的译文4。

在景梅九之前，周昌寿、文元模和郑贞文等留日学生已经介绍了相对论。这里要说明的是，早期中国关于相对论的介绍基本是在知识群体相互封闭的情况下，独立产生对某种理论的兴趣并加以介绍的。如果知识分子不处在某一个社团之中，或者说这些社团之间如果不建立

，那么对于新知识的传播是有影响的。周昌寿、文元模和郑贞文都是早期中华学艺社的成员，这个社团是中国早期以科学和人文相融合为主要特点的知识团体，比它稍早建立的中国科学社与它的建立模式大体相同，但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两个社团间的交流和联系很少。他们对于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兴趣几乎同时产生，但彼此之间并没有建立起联系，而是以各自独立的条件介绍新知识，所以当时关于相对论的翻译和介绍性文章，有许多重复现象。中国早期介绍相对论的主要知识群体是：

中华学艺社，留日学生为主体，以许崇清、周昌寿、文元模和郑贞文为代表。以「学艺」杂志为主要园地。

少年中国学会，留

生为主体，以王光祈、魏嗣銮和张申府为代表。以《少年世界》为主要园地。

中国科学社，以留美学生为主体，以任鸿隽、杨铨、徐志摩、张君劢、夏元瑮等为代表。以《改造》和《科学》为主要园地。

另外还有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以及《东方杂志》，各类知识分子都在上面发表文章。

虽然这个概括并不绝对准确，但相对论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大体是在这个知识群体范围内。从思想倾向上观察，这些知识群体之间的分歧非常明显（有无政府主义、

主义等），但在追求科学这一点上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这可能与中国知识界普遍

的唯科学主义倾向有关。如果以知识群体的留学背景为基本观察视角，可以发现，在中国早期传播相对论的知识群体中，留日学生的兴趣在于科学本身，而留学欧美的学生则在于。早期介绍相对论的留日学生如周昌寿、文元模郑贞文等，最后都到商务印书馆参预理化教科书的编纂

，成为理化方面的

学家，而留学欧美的学生则比较重视

、哲学和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多数卷入现实政治活动5。范岱年曾说6：

中华学艺社的成员绝大多数是留学日本的，他们吸收的西方

是经过日本学者筛选和解读的。在哲学方面，他们侧重于欧洲大陆的理性论、生机论或直觉主义，而不侧重英美的

论、实在论和实用主义。在社会理论方面侧重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而不侧重于个人主义。如果说中国科学社的成员有不少倾向于科学救国、工业救国，中华学艺社的部分成员则更倾向于

革命、教育救国和社会改革。

中华学艺社社成员在当时就对留学欧美的人谈论相对论有不同评价。周昌寿说7：

爱因斯坦的相对性原理，完全是由数学的推理得出来的结果，所以一般没有数学修养的人，无由观其门径。我国研究相对律的人固然很少，但是介绍他的重要的论文，杂志里面，却有几篇；不过这些论文，大概仅将那些由数学推出的几个结果，摘录出来罢了。至于它的详细的内容，和万壑千流，不得不归宗于这个大原理的理由，却未曾提及，的确是一大憾事。但是由一方面说，这个原理的坚深程度，和他的价值的高远程度，恰成一个正比例。若要想真正了解他的价值，除却耐心忍性向着他那坚而且深的一条路上走去，别无他法。

这些言论显然是有所指的。周昌寿还指出，关于相对论发表前后十六年间，所成文献已不下一千余种，就是麻木不仁的中国，自从罗素在南京演讲以后，也有许多的人，知道它的存在，各种杂志里面，也东一篇西一篇的登载不少，虽然说得不完不全，读去不明不白，究竟总比不闻不问的好多着呢。究竟若要完全，就不能够明白，若要明白，也决不能够完全，二者不可得兼。他的工作也是只求一个明白罢了8。

周昌寿还认为9：

这个时候正正碰着我国学界兴高采烈的在那里高唱新文化运动，照道理说起来，对于这件轰轰烈烈的伟大功绩，似乎应该也得要知道一些风声的了。其实一直到了罗素来华讲演《物底分析》的题目的时候，一般人才知道有这样一个奇怪的人存在。于是一般时髦政客，拿出他们那种揣摹杜威、罗素的惯技，要想来对付这一位先生。

周昌寿特别强调说在罗素演讲之前，中国并非果真没有人去研究过。他举出1917年出版的《学艺》一卷三号里面，许崇清的《再批判蔡孑民先生信教自由会演说之订正》，已经提及此事，并且还举有一个有名的例子来作印证。后来文元模也在《学艺》二卷二号和四号里，作过简单的介绍。周昌寿感慨10：

惜乎他们两位都不是外国人，所以挑发不起一般人底好奇心，都将他们说得话，视为河汉罢了。现在因为爱因斯坦来东亚讲演过一次，所以国人对于他的兴味，也大非昔比，杂志上介绍的论文很不少，就是一个明证。既然这样，就不可再蹈这种盲从的恶习，务必要踏踏实实的将他真正的价值研究一下。

相对论在中国传播，比较集中的时间是在1920年到1923年之间，表面看与罗素来华有关，但这只是一般的理解。如果仔细观察事情并非这样简单。

当时知识界对相对论发生兴趣，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相对论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特别是中国的知识界兴趣更集中在这方面。在此前两年，1921年张竞生在北大所开的课程中就有讨论相对论的内容，重点在哲学方面。他说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