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科举制度》史料集锦

《古代的科举制度》教学资源

资源1：历史上有些事物是创制时轰轰烈烈，不久后便销声匿迹，迅速成为历史陈迹；有些事物……当其初出现时，并未引起人们的特別在意，后来的演变影响愈来愈大，以致后人反观作始之时，才恍然意识到当初创制的重要性。进士科就属于此类……隋炀帝喜好文词，或许还因为他是通过篡位而登上皇帝宝座，更喜作一些制度改作和振兴文教之事，以赢得名声，才在恢复国学的同时建立了进士等科。但古老的秀才科绵延至隋代已无多少发展势头，由最初全靠举荐演变而来的秀才科带有不少历史的重负，且至隋代变得过于贵重难得，而炀帝又有意或需要选拔一些文才之士，于是另立进士、俊士等新的取士科目，与秀才、孝廉等科并行。其实，从杨素铨试秀才时故意为难杜正玄、隋代秀才及第者仅十余人来看，秀才科在隋代已出现了停废的征兆。而炀帝设立的进士新科目，却是一新生事物，没有什么历史负担，因此到唐代迅速发展成为生机勃勃的取士科目。

--刘海峰：《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

载《历史研究》，200年第6期资源2：但是，科举制度在唐时尚属初创，还遣留着以往荐举制的种种弊端。其中，主要表现为公卿大臣有权“公荐”举人，取士之权一归有司，新老士族仍可凭借其政治、经济优势和传统的社会地位，继续把持取士大权，科场成绩好坏，并不能成为录取与否的主要标准，就以所谓“行卷”而言，这类文宇系素日宿构，或为诌词，或出赝剿，甚至写一些猫狗鬼怪以猎奇，实不足以反映士子的真实水平。即使真有佳作，亦须通过显人的延誉、嘱托，方能闻达于主司，一般寒士，无人荐举，纵然诗名藉藉，也是枉然。如一代诗圣杜甫，于开元后期几次举进士不第，终身榜上无名，中唐诗人孟郊才思横溢，声名远播，然而沉沦场屋二十余年，直至五十岁始得一第，晚唐诗人杜荀鹤，诗名甚高，亦屡试不第，至有“闭户十年专笔砚，仰天无处认梯媒”之叹。

在这种情况下，应举只是极少数人的事业，对寻常读书人来说，那是一条可望而不可及的仕进之路，并无多少实际意义，因此，科举制度对唐代文化的影响就显得十分有限。

--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

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资源3：唐朝武举的内容有长垛（靶射）、骑射、马枪、步射、负重和翘关（考察臂力）。至于“身材言语”之选，则取躯干雄伟、应对详明、有统兵才干者。若文职官吏参加武举，则取身高六尺以上、年四十以下、强勇可以统人者。另外，考试中还有掌握特殊兵器等附加项目，如筒箭、机弩等。只要合格，不论出生、门第、官位、家境，均由兵部官员根据考试成绩综合高低差异，分别授予不同的武职。

唐朝的武举每年举办一次，开科的时间、间隔固定，确定了“武科”的“常科”特点。在此之前，以武取士多以制举形式存在，偶尔为之。由于制举选拔方法只限于皇帝诏令、官吏推荐人才，难免会产生举荐唯亲、大批人才被埋没的弊端。实行武举制度，把军事将领的选拔纳入科举的轨道，使选拔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这对于发现和造就大批军事将领、提高军官的素质和军队的战斗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实行武举制度也打破了门阀荫袭世官的一统天下，开拓了“广收俊杰瑰伟奇异之士”的新局面，为习武之人打开一扇进身之门，同时大批文人学士也崇尚武功，提高了“武”的社会地位，也推动了民间武艺的普及和提高。

--王树宏、刘建平：《中国历代武举制度述略》，

载《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资源4：考生进入考场，首先要出示家籍证明，证明他的出身，并且要没有不孝不悌的行为，不曾受到过刑责，或者曾经罚赎但情理不重，方有资格参加考试；其次，考生还得另外交一篇文章，以便核对考卷上的笔迹和姓名；然后，考生还得经过严格的搜身，方能进场参加考试。宋时，考生入场挟带作弊之风非常盛行，当时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应试的工具书，有的书铺甚至专门印刷了精巧的小册书籍，专门供应试举子挟带之用，所以，宋时对考生的搜身严苛得不近人情，有时携带擦状笔观的布巾，穿色彩鲜艳些的衣服都会被认为有挟带的嫌疑。但是，如此严厉的搜身，伤害践踏了士人的人格尊严，因此，考生搜身之法在大中祥符五年被废除，但经常性的搜身依然存在。在考场内，考生不仅不许交头接耳，互通消息。甚至因为有“饮食公然传入，弹圆随水注入”的舞弊方法，也禁止传送荼水和饮食。根据沈括《梦溪笔谈》的记载，有的考生想要喝水，只能喝用来研墨的水，以至于考生出考场时，嘴唇都变黑了。

不过，考试的防弊与舞弊，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即使宋代制定了

严密的防范措施，也不可能完全杜绝舞弊行为的发生。虽然有糊名、誊录之法，但考生与考官之间仍然可以通过实现的约定，达到舞弊的目的；虽然有锁院之法，但对于考生与考官在被任命前的约定，也是毫无能力的；虽然有严格的搜检之法，但每次考试之后，考场内总是“蝇纸满庭”，防不胜防。

--张利：《宋代科举考试防弊措施》

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资源5：宋代不仅永远结来士族地主垄断科举的局面，就是官宦子弟也很少能在科场上保持其优势。考《宋史》本传及明朱希召《宋历科状元录》载，北宋仁宗一朝的十三榜进士第一人，就有12人出身于平民之家。又南宋理宗宝佑四年（1256）《登科录》所载曾祖、祖、父三代仕履都完整的570名进士中，若依其出身统计，三代皆不仕者达307人，占总数的53.9%，父亲一代有官者（包括宗室）129人，只占总数的22.6%，应当指出，即使在这129人中，绝大部分亦是选人和小使臣一类的初品官，其中从九品的迪功郎和承信郎又占了半数以上。这些人若要想依仗手中的权势让子弟登第，显然比较困难。事实表明，宋代科举的大门已经面向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敞开，出身高低已不再成为录取与否的依据。

--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

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资源6：偏见比无知离真相更远。就对科举的认识而言，这句话很有道理。没有接受过片面宣传灌输的人，如过去乡间不识字的老太太对科举的认识可能还更接近于科举制的真相。由于考状元、考秀才的传统戏剧和故事，对科举形成了朴素的认识。“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知道贫苦的读书人可以刻苦攻读参加考试而改变命运，知道靠自己的才学考秀才考状元是很好的事。而经历过以往中学教科书《范进中举》《孔乙己》的宣传灌输，科举给人们留下的多是坏印象。然而，文学作品不等同于历史事实，“范进”“孔乙己”等虚构文学人物的可笑，不应掩盖苏东坡、林则徐等真实进士群体的可敬。作为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我觉得有责任还原历史真相，应当具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和学术责任感为科举制平反，需要在一定形式复活历史、再现历史，回到历史情景中去。在交通不便的古时候，为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抱负，或者为出人头地光耀门楣，许多人寒窗苦读十年，不畏旅途的艰难险阻，长途跋涉到京城赶考。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