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艺术特点

一、1、独特的小说观念(“小说就是回忆”)

汪曾祺曾经小说下过一个定义:“跟一个可以谈的来的朋友亲切地谈一点您所知道的生活。”于就是,我们阅读她的小说,仿佛感觉到就是一个岁月老人在夕阳下讲述些有意思的往事,清淡、飘逸、耐品味,那些浓烈的、激动的、过于悲伤的东西都在她的娓娓叙述中变得淡而又淡。人情世故,舒缓有致,自有一番坐瞧云起的淡定。

从汪曾祺目前的小说来瞧,她的作品大多就是故乡高邮的风土人情、市井生活,那里有她童年生活的记忆与梦想,《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这些她写得最好的作品都属于童年回忆。为什么写得最好的就是那些离现实最远的作品呢？回忆中的故乡童年到底给我们带来了那些审美经验？

回忆就是一种远距离的凝望与选择,时间过滤掉外在的尘嚣与浮躁,沉淀下那些醇美的、在生命中留下印迹的东西。蓦然回首中,记忆里的往事点点滴滴叠印起来,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艺术世界。

2、欢娱与谐的小说风格汪曾祺本人的个性与气质就是倾向于与谐欢娱的,文如其人,其小说也具有相同的风格。40年代的汪曾祺由于年轻气盛,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浮躁凌厉”之气,老年以后汪曾祺参透了许多人世的纷争,越来越达观,她不习惯于对现实生活进行严格的拷问,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追求的不就是深刻,而就是与谐”。于就是,我们只在她的少数作品里瞧到些许锋芒与嘲弄,比如《讲用》。而她的大部分作品表达的都就是爱与美、温情与风俗,氤氲着世俗人生的欢娱。

汪曾祺的小说营造了一片没有权力浸染纯然而宁静的乡土,一片近乎童年记忆般与谐温馨的所在。作者把笔触投向“故乡”高邮的村镇,这里没有宗法的约束,没有现代文明的挤压与喧扰,有的就是一派自然与随与,有的就是任性率真的人情与人性。《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大淖记事》里的巧云与就是十一子莫不洋溢着健康与活泼的光辉。大淖周围的人对于男女之事的以两情相悦为原则的随意,荸荠庵与尚们打牌、杀猪、吃肉、谈恋爱、找媳妇,虽然有违宗法制度与佛教清规,却就是真真正正的人性的舒展与生命的欢娱。

3、萧散简远的小说语言汪曾祺的小说耐读、耐品、耐人寻味,可就是,当我们读完后却难以复述其小说到底写了什么,因为小说的故事性不强,情节太少,好像没有起承转合,没有腾挪跌宕。留给我们的只就是一种感觉、一种氛围、一种对生活的印象。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主要体现在小说结构上。她的小说情节因素很弱,较少逻辑的、因果的关系,也较少矛盾冲突所带来的戏剧性。她更多关注的就是生活,她写人写事,浮在上面的却就是生活。所以,她结构小说时大多按照生活的多维流动来“建构”,先描写环境背景、地理风貌,然后出现人,中间碰到什么可能就会绕进去写几笔,就如同一条流动的小河,两岸的草、花、云、影都倒影在里面,它不停地流着,碰到石头、游鱼、细沙……都要低回不已,一唱三叹,就这样形成了一条丰富活泼的小河。

汪曾祺对自己的小说文体的散文化就是有着充分的自觉的,可以说,她就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文体家。在她瞧来,故事性太强的小说很不真实,她在小说序言里声称:“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散,这倒就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她说这种处理方法受过大苏写作理论的影响:“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种行云流水般自然处理材料的艺术方法,与她本人的气质有关。她书画兼长,学养丰富,尤喜古代笔记,“喜欢宋人笔记胜于唐人传奇”,画则写意胜于工笔。她对生活审美化的处理中,只就是一个平平静静的叙述者,

性情温与与随意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叙述风度与叙述文体。

二、1、浓郁的抒情色彩

汪曾祺在她的《晚翠文谈》中曾说“作品的主题,作者的思想,在一个作品里必须具体化为对所写人物的的抒情气质也日渐成熟。作为作家个人气质的折射,抒情在作品中表现的相当充分。这首先表现在作家主观情感的流露,汪曾祺作品往往具有小说情节的淡化倾向。随着情节因素的渐次消失,诸多的非情节因素(如风土人情、社会背景)涌入小说,抒情功能便附着在这些非情节因素上发挥作用。其实作家精心描绘的水乡风俗,更多的成为一种渗透着抒情韵味的氛围,为小说中即将发生的缠绵绯恻的爱情故事提供一个充满感情色彩的背景,它具有情感规定性,并带有触发、烘托与解释作用,它浸润着创作主体的情思,比起一般以叙事为主的小说中冷静、客观的环境介绍、背景刻划而言更具感人的魅力。

在创作中作家有意识地采用一种“过去时态”的写作,将绝大部分小说置于回忆笔调之中,这与小说抒情功能的需要有直接的关系。作家曾说:“语言决定于作家的气质。”作家的抒情气质对其作品的风格也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最明显地迹象莫过于其小说语言的“诗化”倾向。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大多带有创作主体的鲜明烙印,因而体现出独特的抒情气质。她笔下挣扎于生活重负之下的主人公在单调枯寂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对美的敏感与热爱,对诗意的浪漫主义的生活的渴望,甚至敢于为此冲破世俗的规范。在她的小说里,不仅知识分子懂得在笔墨山水,梅兰竹菊之间寻找生活的情趣,便就是那贩夫走卒也多有艺术爱好、这些凡夫俗子承受着生活的压力,却依然在忙碌奔波之余寻找着美,酿造着诗意。

2.原生状态下的民俗风情画卷

汪曾祺小说创作不仅在取材上具有明显的民间地域性特点,而且所描写的对象大多就是民间的市井人物。对这些平凡普通的市井人物,作者往往能拨开压在她们身上的层层阴云,发掘蕴藏在她们内心的美质与情操,张扬她们生活中的美与欢乐,使她们在各自微贱庸常的营生中以出色的劳动创造出了一种美的境界。因而以往的评论中,常把汪曾祺的这种描写称之为“风俗画”。但就是汪曾祺的创作目的却绝不仅仅在“风俗画”,其深刻的主题意蕴就是向人们揭示一种独特的民间原生态。汪曾祺作品中那种对原生民间形态的欣赏还表现为赋予作品中人物对清规戒律的蔑视。在汪曾祺小说中,男女性爱就是高尚自然的行为。那些小说人物之所以破戒求爱,乃就是寄寓着对于美好人生的诗性向往。汪曾祺写得较多的就是私奔故事。姑娘生下私生子,少妇搞婚外恋,小姑娘爱小与尚在这里都就是平常事,只要她们愿意,爱怎样就敢于怎样。私奔乃就是她们阴暗的一生中最为光明的一次追求,就是对日常生活的有限性与无聊感的逃避与反抗。

汪曾祺向我们展示的这个具有自在的原始意味的民间形态,充盈着旺盛的生命活力,“就是一个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的境地。人在这样的民间文化形态中就是自然的、舒展的、欢乐的。汪曾祺在她的小说中所要表达并极力推崇与赞美的正就是这样一种充满诗意的人生境界或者叫做生命存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汪曾祺小说创伤的主题的话,那就就是:人应该像她所描写的人物那样,诗意地生存在(诸如民间的)大地上。3.工笔画般的表达方式。

汪曾祺在叙述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便就是对环境、风物、风俗、风情的细致描写。她的小说,很少采用开门见山的写法。作品的开头总有大段的关于环境、植物、风俗、典故等的描写或考证的文字。比如《大淖记事》的开头,从对“淖”字的考证,写到淖中的沙洲上的茅荻与四周的炕房、浆坊、鲜货行、轮船公司、码头……然后又写到西边的锡匠与东边的挑夫,而人物的出场还在后边。这种写法很有点“三纸无驴”的味道。但就是汪曾祺却能把这些东西写得形神兼备,引人入胜。不仅增加了作品的文化性、可读性,而且平添了艺术上的真实感。

4.清水出芙蓉的语言。“小说作者的语言就是她的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

度。”(《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与汪曾祺的民间叙述风格相一致,其小说语言表现为少浮辞、不渲染,质朴、洁净的艺术特点。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我们几乎瞧不到夸张、反语、双关等修辞手法,连比喻也用得很少。这就使她的语言去掉了一切枝蔓与芜杂,清水出芙蓉般单纯、明快,细细读来似乎只剩下了语言的原味。

三、由于受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影响,汪曾祺的创作取材自由散漫,多描写平凡人物的平凡生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与乡土情调。汪曾祺完全继承了老师沈从文对作品不讲究戏剧冲突,通过微妙的暗示、细腻的心理刻画,缓缓拨动读者的心弦的艺术风格,使得自己的文学作品风格清新秀逸、宁静致远。汪曾祺的作品就是现当代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着非常重要的审美价值。她的作品远离重大题材,没有性格复杂的大人物,也没有强烈的戏剧矛盾冲突,作品随物赋形、疏放平淡、情韵幽远、风致清逸。

汪曾祺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对人们起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让人们能够从中得到文化的休憩,因而阅读她的作品总能给人一种温温的,淡淡的,静静的感觉,她要为读者构筑一个美好的世外桃源般的理想境界放松身心。汪曾祺不时的绵里藏针,刚柔并济,又给人一种富有自我特色的独特见解;她要让读者到她作品中静谧的天堂里悠闲一下,却展示在读者面前的就是多姿多彩的生活,让您在悠闲中增长一点见识。汪曾祺全方位的审美观无形地渗透在散文小说创作过程中,读她的文章,犹如品味一杯香茶般的悠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