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诗本义》的文学阐释

欧阳修《诗本义》的文学阐释思想

摘要：在欧阳修《诗本义》之前，对诗的文学阐释思想很早就已出现，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提出的“本义”问题便是《诗本义》的源头，宋代理学大倡及文学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也促成了它的产生；《诗本义》的文学阐释思想主要包括：从诗的本义去说诗的阐释原则；以“情理”解诗的阐释方法；“还原”诗歌情境的阐释创新。

关键词：欧阳修诗本义诗经文学阐释

欧阳修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以文学为世所称，他的《诗本义》虽是经学著作，但其中对于《诗经》的文学性研究却开启宋代研究《诗经》的新风气，对宋代研究《诗经》的诸家影响深远。探讨这部著作对《诗经》的文学阐释思想的情况，有助于把握这一时期诗学研究的发展，同时对研究与《诗经》经学阐释并行的文学阐释的发展历史也有重要意义。

一、《诗本义》文学阐释的渊源和背景

先秦时期，人们已注意到了《诗经》的文学特性，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孟子也提出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解释方法，“把诗文创作同时代联系起来ⅷ只是这一时期对于诗经的解释还只注重其政教意义，诗的本义意识非常淡薄。汉代的《诗经》研究也基本是功利的、政治的，汉武帝时，独尊儒术，“三家诗”立于学官，博士弟子遍布朝野。这样

的学术氛围和思想模式，决定了汉代经师对《诗经》进行阐释时往往不能忠实其文本，探求其本义，而重在政教伦理层面微言大义的阐发。但就在这时，《诗经》本义问题首次被提了出来。《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诗类序云：

《书》日：“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尽之。三家皆立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汉书·艺文志》是班固删取刘歆《七略》而成。这里说的三家诗“咸非其本义”，实际上是刘歆、班固以“本义”问题向当时的《诗》学权威经师们发出的挑战。这种挑战虽然当时为主流话语所淹没，连他们自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被迫以当时最有权威的鲁诗为依傍，但本义问题一经提出，便随着《汉书》的流传而保存下来，直至宋代启迪了疑经议经的思潮。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儒学地位动摇，经学失去了神圣性，士人解经注重发挥个性，受此影响，经书研究突出学术品位。随着思想解放潮流的兴起和个体意识的觉醒，文学观念逐步得到净化，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进入一个“自觉时代”，《诗经》的文学特

性受到重视，曹氏父子常化用《诗经》的成句以抒情言志，文学理论著作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也都注意到了《诗经》的文学研究。在《诗经》解读方面，与汉代的传疏相比魏晋人解诗破除礼教的束缚而更注重人情。

唐朝唐太宗认为提倡儒学就必须统一经学，于是命孔颖达等撰定《五经正义》，《正义》在继承毛、郑之说基础上，集汉魏六朝《诗经》研究成果之大成，把汉代《诗经》学提高了一大步。唐中后期，少数学者开始突破《正义》束缚，各抒己见。其中如成伯玙的《毛诗指说》已开始对《诗经》的文学技巧进行论述。

因此，宋以前，人们已从不同程度地对《诗经》进行文学阐释以探求诗义，欧阳修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撰写了《诗本义》。影响欧阳修撰写此书的还在于宋代特殊的文化背景。宋代理学家们宣扬“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理学思想，而宋以前就一直在《诗经》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的《毛诗序》、毛《传》、郑《笺》等与宋儒的道统学说有相悖之处，特别是其中《小序》中的“美刺说”的“刺”，多指刺某君、某王，这显然与宋儒们要以“存天理、灭人欲”来重振社会道德秩序的愿望是不一致的。因而他们对《小序》从批驳到废弃，转而使他们能更多地从文学角度去解释《诗经》。

二、《诗本义》的文学阐释思想

欧阳修对《诗经》的文学阐释思想在《诗本义》中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从诗的本义去说诗的阐释原则

如前所说，汉代的刘歆、班固已提出了诗的“本义”的概念，但并未就这一概念作太多解释，汉、唐之间，《诗经》的阐释与研究有许多进展，但也未对这一问题有拓展开发。欧阳修则于千载之后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应，其所著之书便以此来命名，可见其关乎诗之阐释的重要原则。在以往的说诗过程中，经学家们往往忽略或偏离了诗的本质，重在比附牵合，申言美刺，阐发政教伦理方面的微言大义，诗中许多篇章的真情实感为政治说教所掩盖。欧氏是想拂去遮盖在诗经扉页上的千年尘埃，让诗之本义重见天日。在《诗本义·本末论》中他肯定了《诗经》本义的存在：吾之于《诗》，有幸有不幸者也。不幸者，远出圣人之后，不得质吾疑也；幸者，《诗》之本义在尔。那么，诗义的本末又如何区分呢?他说：

何谓本末?作此诗，述此事，善则美，恶则刺，所谓诗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别其类，或系于彼，或系于此，所谓太师之职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诫，所谓圣人之志者，本也。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者，经师之本也；讲太师之职，因其失传而妄自为之说者，经师之末也。

欧阳修认为“诗人之意”与“圣人之志”为本，“太师之职”为末。“经师之业”，能求诗人之意而达于圣人之志，则为本，仅讲太师之职，因其失传而妄为之说，则为末。因而他强调诗之本义，主要是要在不违背“圣人之志”的情况下，于阐释的过程中凸显出作

者或诗人的创作动机或写作原意。《诗本义·破斧论》中，他评论“《破斧》、《笺》、《传》意同而说异，然皆失‘诗人本意”’。《诗本义·斯干论》中他指出“且《诗》之比兴必须上下成文以相发明，乃可推据，今若独用一句，而不以上下文推理之，何以见‘诗人之意”’。这两例都表明了这一原则。同时，他也认为诗之本义还包含了文本或作品所具有的意义。如《诗本义·本论》中说“《郑笺》所说皆‘诗意’本无，考于《序》文亦不述。虽‘诗之大义’未甚失，然于说为衍也。”《斯干论》中说“《郑笺》不详之首卒，随文为解，至有一章之内别为一说，是以文意散离，前后错乱而失‘诗之旨归’矣。”无论是诗人之意还是文本之意，欧阳修都摈弃了经学家们强加在诗本来面目上的牵强附会之意，以诗的本来面目示人，表明诗的阐释在此时已基本转向文学方向。所以，在阐释《邶风·静女》一诗时否定了毛、郑的美、刺说法，认为“‘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踯蹰’据文求义，是言静女有所待于城隅，不见而彷徨尔，其文显而义明，卓然易见。”在释《周南·葛覃》时，虽也尊《小序》的后妃之说，但也已经依诗解诗，日：“诗人言后妃为女时勤于女事，见葛生引蔓于中谷，其叶萋萋然茂盛，葛常生于丛木之间，故又仰见丛木之上，黄鸟之声喈喈然，知此黄鸟之鸣乃盛夏之时，草木方茂，葛将成就而可采，因时感事，乐女功之将作，故其次章遂言葛以成就，刈劐而为絺络也。”

这个阐释与《小序》的政教之说已是不同了，它更强调文本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