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之得失

戊戌变法之得失

[导读]改革者的唯我独“改”、没有寻求更大范围的支持，相当致命。

115年前的6月，北京城沉浸在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的热浪之中，中国领导人先后发布110道改革诏令，推动国家向现代体制全面转型。但这场改革只持续了103天，当改革成为重新划分利益的工具，它就很难维持生命力。此后，被保守势力裹挟的中国，带着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和仇视，高喊着“刀枪不入”，冲进了新世纪。

李鸿章喝闷酒

1898年9月24日，晚，北京。

75岁的李鸿章宴请了57岁的伊藤博文。两人都可算是“无官一身轻”：以伊藤博文为总理的日本内阁，刚刚被推翻。下岗后，他出访中国，在驻日公使裕庚看来，伊藤的访华一方面是“系出无聊，回同退者来家扰，藉少避”，一方面也是“查看中华情形，有无机括可乘。”而李鸿章则自甲午战争失败后，一直被“冷冻”在总理衙门，没做老大很久了。

北京的形势波云诡谲。开始于6月11日的维新变法，刚刚于3天前（9月21日）被镇压，多人被捕。

此前，大清国的变法者们，对于伊藤的到来，十分欣喜，甚至酝酿着要请这位日本人在北京再就业，为大清国的改革把脉掌舵。但是，伊藤对他们并不看好。如今局势明朗，他似乎对此更是不屑。

酒宴上，伊藤告诉李鸿章：“治弱国如修坏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运以重椎，絙以巨索，邪许一声，压其至矣！”在伊藤博文看来，中国的改革如同修缮破房子，而“三五喜事之徒”，却拿着“重椎、巨索”大拆大建，结果当然就会压垮这房子。

李鸿章对此十分赞同，他说：“侯言良是。始吾赴马关，言索款不宜过多，恐牵掣亚东全局，今若此，尚何言？”在李鸿章看来，“三五喜事之徒”之所以能折腾，正是甲午战后日本过分婪索的刺激。

这段对话的记录，见于1913年初版的《戊戌履霜录》。作者胡思敬，当年只是年仅29岁的吏部小干部，他并没有交待这些细节的来源，其真伪也就难以考证了。

《戊戌履霜录》继续写道，李鸿章和伊藤二人“方饮酒感念旧事，各投箸欷歔，不乐而罢”。两位前总理，似乎心绪都不好。这顿闷酒，他们究竟喝了几杯？

可以肯定的是，根据伊藤本人的记载，在这次晚宴上，李鸿章要求日本将流亡的康有为、梁启超遣送回中国，被伊藤一口回绝。

伊藤博文这次来访，总共和李鸿章见了三次。他在《清国旅行日记》记载道，第一次是9月15日，他抵达北京的第一天上午，“拜见总署王大臣（即主持总理衙门工作的庆亲王奕劻）、访问李鸿章”；第二次是16日，“午前，李鸿章来访；午后，总署王大臣等来访”;第三次是9月24日，“晚，李鸿章宴请”。

胡思敬所记载的那段对话，并没有确切时间，但倘若属实，只可能是伊藤与李鸿章的最后一次晚宴，不可能是头两次的午前会面。

“三五喜事之徒”的折腾，如此考语，代表了相当一群旁观了这次维新变法运动的外国人的普遍观感。只是，包括正在喝闷酒的李鸿章和伊藤在内，谁都没有想到，这场以惨烈悲剧结束的大折腾，在日后的历史叙述中，被赋予了种种光环，俨然成了一次悲壮的“改革”实践，主要用以证明推倒重来的“革命”的必要与必然……

口水改革

要将戊戌年所发生的一切，当做“改革”，的确是需要有相当强大的逻辑颠覆能力——这些“改革”，绝大多数都仅仅停留在雪片般飞舞的文件之上，并未落地，“改革”的推动者们似乎对此根本不在乎。

6月11日颁布的《明定国是诏》，被公认为是这次“改革”的冲锋号。细

读这份中央文件，所阐述的重点，只是强调“为什么”要改革，而非“如何”改革。

“为什么”要改革，在大清帝国早已不再成为问题。

自从1861年恭亲王开始推动第一轮改革开放（洋务运动）之后，“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已经成了一个基本的国策。截至甲午战争爆发（1894年），

33年的改革开放中，的确出现了相当多的争论，这被后世史家解读为“洋务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但是，深入这些争论的细节，就能发现，大多数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是否要”改革，而是在于“如何”改革。在向来信奉实用主义的中国官场，固守僵化意识形态的“原教旨主义者”，从来都是珍稀动物，其手中的意识形态旗帜，更多的只是一种道具而已。对意识形态的工具化利用，其实也为改革扫清了基本的障碍，并令改革得以聚焦在更为根本的问题上——利益。

比如，在最为激烈的铁路建设争论中，被贴上“保守派”标签的那些反对者，所持的最有力理由，不仅仅是“祖宗成法”，也不仅仅是荒诞的“风水龙脉”，而是民生：铁路建成后，此前靠赶车、乘船维生的群体，即将失业，他们是否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样的争论，不仅围绕着现实问题，而且在客观上也有助于完善改革措施。

1898年的《明定国是诏》，继续在“为什么”改革这个早已解决的问题上

炒冷饭，而在“如何”改革上，除了强调发展“京师大学堂”之外，只是极为泛泛地要求“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当然也早已不是争论焦点。

这份并无新意的诏书，与其说是“改革”的动员令，不如说是以“改革”为由头的政治宣言。从实践操盘来看，这种政治宣言，并非新理念的先声，而往往

是权力结构重组的预告。在此后的整个变法过程中，重组权力结构，果然成了以光绪皇帝为首的“改革者”们最为用力之处，也是康、梁们最为期待之处，更是所谓新旧两派冲突最为激烈之处。戊戌变法，“改革”其实已经被异化，更多的是权力的争夺，因此，对这个时期更为确切的称呼，或许不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而应该是“戊戌易枢”“百日权争”。

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到9月21日变法被强行喊停，总共103天的变法时间内，中央所发出的变法诏令，根据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列表统计，居然超过了110道。无论具体数字是多少，可以肯定的是，平均每天都有相关的中央文件面世。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围绕某一主题生产中央文件最为密集的时期。

这些“改革”诏令，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方面面。后世的不少研究者，对这一“改革”的判断，多是依据这些中央文件的文本。但是，如此论证的本身，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文件上“所说”的，并非都是实际中“所做”的，甚至不是“能做”的。停留在纸面上的，最多只能说是“顶层设计”的蓝图而已，而要真正能称得上“改革”一词，至少要具备两个要素：一，有“设计”；二，能“操作”。

正是从“操作”的角度，如此密集的文件发放本身，恰恰体现了这场“改革”的儿戏特征——只有“设计”，难以“操作”，如浮云般，无法落地。

一是数量太多。即便在如今的信息时代，在一个规模并不大的公司，倘或一天发一份改革文件，如何传达到位也都是难题；更何况，在115年前的通讯条件下、在幅员如此辽阔的一个大国、在运行效率极为低下的官僚体制内，如此高密度的“改革”文件，传送尚且困难，遑论执行落实。

二是涵盖太宽。这些“改革”诏令，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方面面，眉毛胡子一把抓，没有轻重缓急之别。如此“改革”，本身就已成为提高行政效率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