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国际问题研究的三种范式

东方学的研究对象与现今国际问题研究最为接近，当年西方人依靠坚船利炮征服了世界，但它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出扎实的学科基础，后来西方国家有切实的对外战略需要时，反而是其他学科起到更为重要的研究助推作用。

不同国家间的交往与纷争，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后，主权国家面临的最为重要的课题。

然而，我们现今熟悉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学科，没有任何一门学科(一级学科)是专为解决国际问题而设置的。

根据成型于19世纪末的学科分类系统，西方人对不同文明发展水平国家的研究有所区别。

西方认为，西方社会是最高级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以探寻西方社会内部的普遍规律为宗旨，而历史学主要研究它的“过去”，具有人文性质;东方古文明是第二个等级，如波斯、印度、中国、日本等，它们曾发展出辉煌的历史，但又不如西方那么先进，西方的东方学研究者学习它们的语言，关注文学与经典古籍的知识;最低等级的是原始部落，如美洲、澳洲或太平洋小岛等地的原始民族，西方人类学主要研究它们相对落后的原因。

这些学科中，东方学的研究对象与现今国际问题研究最为接近，当年西方人依靠坚船利炮征服了世界，但它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出扎实的学科基础，后来西方国家有切实的对外战略需要时，反而是其他学科起到更为重要的研究助推作用。

那么，西方国家是如何利用这些学科来解决国际问题的呢?根据它们的路径，大约可分为三种范式，我
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梳理，以便更好地理解国际问题研究的既有路径及其局限。

整体主义范式
整体主义(holism)范式是指从人类学发展出来的范式。

“完整的文化”(a culture)是其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核心理念。

这门学科从诞生初始，研究者便以勾勒原始部落的整体文化面貌为职志;后来人类学跨入现代文明国家进行研究，研究者仍试图从整体角度考察人的行为，没有改变其整体主义的主张，故称其为整体主义范式。

在20世纪初期，人类学依靠对异民族行为的解释能力，在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时，研究人员被称为政府人类学家。

那个年代，英法等国在殖民地大量派驻人类学家，为殖民地总督提供政策建议。

二战期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号召人类学家为战争服务，许多人类学家加入“战略服务局”(OSS)担任要职。

他们利用学术的身份，在世界各地展开秘密调研工作，撰写研究报告，作为制定战略的依据。

现代国家的社会发展情况与人类学传统研究的原始部落有很大
差异，其的人口数量众多，阶级分化明显，各种职业有专门分工，是聚集数十万、甚至百万人的巨型城市，人类学家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在田野待上一两年，便能勾绘出当地的整体文化面貌。

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统治阶级与贩夫走卒、知识分子与文盲、城里人与农村人的行
为模式，有时看起来根本就像是两个不同社会文化体系的成员，而人类学家必须解释其差异并找出共同点。

后来一批擅长心理分析的研究者找到了解决方案。

他们假定每一个民族都具有类似文化基因的传统，可以通过社会遗传一代代继承下来，而且成为同一个民族中每个人都具有的行为模式，称为国民性或文化模式，然后借用弗洛伊德的人格心理学理论解释他们的行为。

这个路径在解释文化的特性方面颇具说服力。

日本士兵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奋勇”精神，使得美国军方在处理战俘方面感到困扰。

美军担心日本战俘会随时叛变，不敢委任他们工作，有些高级军官甚至建议不该救治投降的日本士兵，但人类学家指出，日本人的处境一旦改变，其行为也有可能随之发生变化。

结果表明，日本战俘有些甚至在被俘48小时之内就为美军承担了工作。

以美国当代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等人为代表的文化与人格学派诸学者，为预测日本的战略企图以及战后治理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这个学派在二战达到顶峰，后来研究热潮逐渐衰退，究其原由，它所借用的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是由解释西方人心理所产生的。

当年弗洛伊德构建理论时，并未考虑社会文化因素这个变量，因此，当研究者用其解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的行为时受到很大的局限，一些顽固的学者尝试在育儿方式差异上寻求终极变量，导致在学理上难以自圆其说，影响了后人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热情，一直到几十年后发展出了心理人类学、心理文化学，解决了方法论瓶颈后，才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复兴。

还原主义范式
还原主义(reductionism)范式主要是指从地区研究发展出来的范式。

地区研究(在汉语里，有区域研究、国别研究、地区与国別研究等诸多表述)不是一门学科，但有许多学科因地区研究的主张跨入了国际问题研究。

把地区研究称为还原主义范式的原因是：它假定一个大的地理区域，如苏联、中国(或东亚)、拉丁美洲、中东、非洲、南亚、东南亚、东欧和西欧等，在文化、历史和语言诸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可划分为若干地区或国家分别加以研究，并且通过跨学科合作，整合不同学科研究者对社会某一领域的研究，以此形成相对完整的知识。

地区研究这个概念产生于二战时的美国，是官方为解决现实问题提出的概念。

二战后，美国为在国际上保持世界霸主的地位，设立国外地区研究基金工程(FAFP)，大力鼓励学者从事地区研究。

许多人类学家不再直接为“战略服务局”工作，他们凭借在情报部门服务的经验，被各大学争相聘为地区或国别研究负责人，如克拉克洪担任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为新设立的中央情报局提供咨询;而其他学科研究人员如政治、经济、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人员为得到科研经费支持以及政府部门重视，也争相投入地区研究领域，由此地区研究在当时的美国得到空前的发展。

如前所述，社会科学相关学科都是针对西方社会的某一部分展开研究的。

社会科学的诞生源于18世纪末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与赫伯特·史宾塞(Herbert Spencer)等人倡导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

他们把社会整体与生命有机体进行类比，认为社会是部分和整体直接分化与合作为特征的结构体系，进而解释构成整体各个部分组织的功能。

这种研究方法旨在揭示西方社会学科如何从事非西方国家的研究。

研究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假定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及模型，不仅适用于研究欧洲和北美洲，也适用于研究西方以外地区。

鉴于此，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人员也得以相对轻易跨入地区研究领域。

那么，它们的解释力如何呢?这些学科的经验主要来自西方社会，一些研究者并未考虑到非西方社会的实际情况，便套用既有的学科概念对其加以描述，或者以非西方社会案例验证既有理论，这也在后来被人们批评为“生搬硬套”。

不过，一些有见地的学者极力鼓吹“接地气”的本土化研究，但与此同时，其也还面临着把部分知识整合成整体的难题。

由于不同学科的前提预设有着很大的差异，各学科发展出的知识点有时难以整合。

不过，应当承认，这些学科的跨越使得人们对非西方国家的认识越来越深入。

以日本为例，早期只有人类学，后来出现了专门研究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学等各领域的专家，人们对日本的认识逐渐超过了以前。

化约主义范式
化约主义(methodological reductionism)范式主要指源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

广义化约论是指把表面上较为错综复杂的东西还原
为较简单明了的东西的一种学说。

在国际关系领域，国际关系学(或国家政治学)是政治学这门一级学科发展出来的分支学科，在面对全世界200多个国家时，地区研究把它划分为不同研究对象来研究，然而国际关系理论则假定国家对国际体系这个外部因素会有同样或类似的反应，以便用相对简单的变量关系来解释国际政治的发展规律，因此称之为化约主义范式。

国际关系学诞生于1919年，但在二战时，面对非西方国家的挑战，它鲜少产生具体的影响。

当时其影响主要在思潮方面，如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提出的理想主义。

但是二战后，它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美国许多大学成立了国际关系或者国际事务学院。

国际关系理论家也在国际政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学而优则仕”的学者也并不少见，如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既是知名的理论家，又是杰出的外交家。

目前，相关国际关系理论已经成为国际问题研究的主流。

国际关系学作为从属于政治学这个西方社会内部研究的分支学科，当它被用来研究国际关系时，在一般采取什么途径上值得分析。

之前多数研究者的做法是直接把如欧洲国家内部得出的规律扩展至国际社会，并假定所有国家行为体的属性没有差异。

这样国际体系与国家之间就可以简化为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

因此，非西方国家同时也会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影响。

然而，国际关系的体系理论极为简约，可以通过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解释国际政治的发展规律，但它的解释力还是多少受到了制约。

许多学者因而批评国际政治的学理研究和国际政治的实际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

事实上，它在解释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与互动时更具参考价值，而非西方国家尽管也实行了西方的国家组织形式，尝试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但其文化特性与西方国家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因此，一旦牵涉到非西方国家时，其解释力就受到很大的局限。

尽管如今其已经发展出结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理论，但这种情况仍没有改变。

总之，国际问题(或称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发展得相当晚。

人类知识的发展，首先是要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因此，产生于西方的社会科学大多数是为解决西方社会内部问题而产生的;后来随着交通大发展，西方与其他民族的接触逐渐增多，才产生了对国际问题研究的需要。

然而，目前，我们对一些学科和知识的认知仍然受到19世纪末学科分类系统的局限，许多人不把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视为一个独立学科(主要视为政治学的二级学科)，一些学者也忽视其他学科在解决国际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

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国家间的交往越来越多，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新趋势会逐渐提升我们对现有学科分类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