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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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生政策演变

定国策“只生一胎”

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1978年以后计划生育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生育政策推行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主要内容及目的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自制订以来,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和发展问题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但计划生育一味地只控制人口数量,忽略世代更替,造成国家老龄化,未富先老的格局。

调整到“双独二胎”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做出了一些调整。由于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第一批独生子女已经到达适婚年龄,在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较发达的城市,计划生育政策有一定程度的放松。符合特殊情况者,由夫妻双方共同申请,经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批,可按人口计划及间隔期规定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这其中就包括独生子与独生女结婚的情况。

提出要“单独二胎”

媒体报道,在此基础上最迟从2007年开始,数家官方的研究机构就已接受国家人口计生委的委托,就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完善展开调研。2010年1月6日,国家人口计生委下发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思路(征求意见稿)》提到要“稳妥开展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试点工作。”

关于启动“单独二胎”政策,当时占主流意见包括“三步走方案”:即从2011

年开始,首先开放东北地区及浙江等省试行“单独二胎”政策;第二步,放开京沪等省份;第三步,在“十二五”(2015年前)内,实现全国全部放开“‘单独’生育二胎”政策。

这一方案,曾得到原国家人口计生委主要领导的支持,在2010年下半年经过修改微调后曾提交国务院。但随后这一政策设想一度遭到反对,后来搁置。

今年3月,国务院进行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国家人口计生委与卫生部合并成立国家卫生计生委。近日媒体报道称延宕数年的“单独二胎”政策已经开启。

核心背景

一、人口困境:劳动人口占比降低、抚养率提高令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未来有加速迹象

1、人口红利消失:低出生率及人口老龄化令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2、老龄化加速:首批“婴儿潮”人口进入老龄人口以及晚婚、晚育令老龄化加速。

二、人口困境对经济影响:劳动力短缺提高人工成本,人口老龄化不利于经济结构转型

1、人工成本上涨:劳动人口短缺带来人工成本上升,企业利润受侵蚀;

2、不利于经济结构转型:年长劳动力增加、年轻劳动力补充缓慢将限制产业结构升级及消费服务业发展所需劳动力供给。

三、二胎政策放开作用: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为制造业升级及消费服务业提供高素质劳动力、促进大消费发展

1、人口老龄化延缓:提高二孩生育率,叠加第二次“婴儿回声潮”效应,新生人口有望大幅增长;

2、增加年轻、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制造业升级及消费服务业迎来所需劳动力,助力经济结构转型;

3、促进大消费发展:伴随新生人口成长,大消费行业需求有望持续高涨。

人口困境

(一)人口红利消失

两次“婴儿潮”的叠加效应及“计划生育”催生了80年代起为期30年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指某一时期内一国劳动人口(国际上通常将15-64岁列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高、抚养率((老龄人口+未成年人口)/劳动力人口)低,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较高的储蓄水平。我国自1980年代起,享受了为期30年的人口红利,主要得益于“婴儿潮”的叠加效应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增长的控制。建国以来,两批“婴儿潮”带来的劳动人口增加从80年代起大规模显现。从80年代起,第一批(1949-1959)新生儿基本全部进入劳动年龄,第二批(1965-1970)新生儿开始迈入劳动年龄。“计划生育”1962年提出以来,新增人口数量逐步放缓。劳动人口的快速增长、新生人口的低速增长、老龄人口尚未大幅增长(建国来首批“婴儿潮”新生人口在80年代尚处于壮年)以及总人口的缓慢增长,带动劳动人口占比升高、抚养率降低,人口红利自80年代显现。

低出生率及人口老龄化令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支撑人口红利的两大要素,高劳动人口占比、低抚养率分别在2010年、2011年出现拐点,即劳动人口占比降低、抚养率提高。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主要受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影响,低生

育率主要由“计划生育”倡导的“少生”、“优生”政策以及育儿成本的提高造成,人口老龄化主要由首次“婴儿潮”新生儿开始迈入老龄人口(65岁以上)造成。低生育率令未来可转化为劳动力人数的数量持续保持低位增长,而老龄化不仅减少了劳动力人口,而且增加了老龄人口数量,劳动力的补充不足以及老龄人口的增加令劳动人口占比降低、抚养率上升。如果人口政策没有调整,未来劳动人口占比预计将持续走低,而抚养率也将持续升高,用工荒、用工难现象将继续蔓延。

(二)老龄化加速

我国2000年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社会是指老年人口占比达到或超过一定比例的人口结构模型,按照联合国[微博]传统及新标准,60岁以上人口占比达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7%,该地区即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以上人口占比10.2%,65岁以上人口占比6.96%,按照联合国的新老标准,我国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首批“婴儿潮”人口进入老龄人口以及晚婚、晚育令老龄化加速。在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第十年,我国人口红利也出现了拐点,即劳动人口占比下降、抚养率提高,展望未来,依照现有人口政策,我国人口老龄化将加速,主要受老龄人口增速升高以及新生人口数量或持续保持低位影响。老龄人口增速上升主要受“婴儿潮”人口进去老龄人口数量增加以及人均寿命延长影响,首批“婴儿潮”出生人口在2014年开始进入老龄人口,同时,201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4.83,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新生人口数量或保持低位主要由两大因素造成,首先,生育率在没有政策提振的作用下或将持续保持低位;其次,我国目前晚婚、晚育趋势明显,这一现象带来的结果是控制人口增长。

人口困境对经济影响

(一)劳动人口短缺带来人工成本上升

老龄人口加速增长、新生人口低速增长造成劳动力供应紧张,人工成本上升。老龄人口增多及新生人口增长缓慢造成的最直接结果是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劳动力供给趋紧,自2010年起,我国已出现劳动力供应不足现象即求职人数低于需求人数,并且有扩大的趋势。劳动力供应不足将推动人工成本的上升,这主要体现在近年来我国就业人口增长缓慢同时员工工资保持相对较高速增长。劳动力供应不足、人工成本上升都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因为这将限制企业规模的增长、侵蚀企业利润,未来老龄化加速,这两种现象将更加凸出,从而进一步限制经济增长。

(二)不利于经济结构转型,消费服务业及工业升级转型需要年轻、受教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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