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讲 现代性进程的历史矛盾

第十三讲：现代性进程的历史矛盾

在反思批判了现代性的理念矛盾之后，需要更进一步考察现代性在现代化过程中体现

出来的历史境况。现代性与现代化是理念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统一体：现代性是现代化的指

导思想与精神原则，现代化则是现代性的历史展开与实践模式。正是由于二者的内在关联，从理念上反思现代性就自然离不开对现代化实践模式的历史批判。惟有深入揭示现代化过

程中的历史矛盾，才能完整、全面、具体地把握现代性的命运。

通过对上述现代性历史、理论演变的清理和内在理念困境的揭示，从中我们发现现代

性在现代化进程中暴露出以下五对主要矛盾：

第一节启蒙理性精神与资本主义现实的矛盾

启蒙运动所追求的理性精神是现代性的时代理想，它是资产阶级上升时代所洋溢着的

一种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信念，即把追求人类理性的进步与人类自由的进步等同起来，企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然而，这种启蒙的理想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却出现了

逆反。于是思想家开始追问：以崇尚理性至上的启蒙精神，在理性已充分展开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没有达到原初的目的以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而是走向其反面，使人堕落到一

种新的“野蛮状态”（霍克海默语）？那么这种启蒙的理性精神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现实条

件下出现了异化？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普遍理性与实证理性的对立

启蒙精神最初崇尚的是一种广泛的普遍理性，理性研究的目的在于为人生的意义和认

识世界提供一种手段。理性不仅要对事实进行客观的研究，同时还要从主体的角度赋予事

物以价值和意义。具体来说，普遍的理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这种普遍的理性是从自

然科学的发展中确立的，它是对近代科学精神的一种抽象，包含着对自然科学的赞赏与肯定，以这种方式表现出的理性就是实证理性；另一方面，普遍的理性超越了自然科学的范围，包含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正义、进步等形而上的含义，价值理性的发展将为人

生赋予意义。然而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启蒙精神的实证理性层面得到了扩张，表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政治经济的合理化，的确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进行了必要的

铺垫，但是启蒙精神的普遍理性层面却遭受到了压抑，自由、平等、博爱等社会理想并未

能兑现，人的价值和意义却出现了失落。

这样，启蒙的理性本身就被实证化和片面化了，成为一种只局限于自然科学所倡导的

狭隘的理性主义，由此理性的普遍性也丧失了，这是导致西方理性危机与启蒙精神逆转的

根源之一。

实证主义所倡导的实证理性自有其合理边界，一旦将其无限度地扩展到整个社会生活，把实证精神等同于理性本身，完全消解了理性中所具有的批判的和形而上的维度，这

就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现实只能认同，不可能有根本性的超越。在实证主义理性的视野中，世界只是一个只见事实的物理世界，只能通过经验的原则加以证实，试图以此来涵盖

与解释人类世界的全部与人本身，把人生的意义、价值、理想、信仰等认为是超验的东西

加以拒斥，这就扼杀了人类世界和人性本身的丰富性，人自身的完整性也丧失了，必然带

来“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人”。启蒙精神所梦寐以求的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解放，结果带来的却是人的片面化与异化。

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

所谓工具合理性行动，指在现代人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实现目的的行动；所谓价值合理性行动是根据主观价值的设定，不顾后果如何和条件怎样都值得完成的行动，也就是说，行动本身要符合价值判断，行动者受到激情、理想和信仰的驱动；而在工具合理性行动中，与价值合理性恰好相反，着重考虑的是不择手段地达到目标，至于这种目标的实现能否满足人的终极追求，则并不看重。从马克斯·韦伯的分析中，真正的合理性应该是工

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统一，应该以价值合理性为规范，以工具合理性为策略，将信念与责任结合起来，有这两种精神气质的人就是具有真正自由人格的人，只有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才是真正具有合理性的社会。

然而，资本主义的合理化仅仅实现了工具理性层面的合理化。资产阶级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把一切变成了赢利的工具，把社会关系变成了实现自身目的的设置，这种把社会的一切全盘工具理性化的后果却使现代性丧失了其原有的价值理想。马克斯·韦伯指出，过去以“上帝的召唤”为“天职”的清教徒，在工具理性的操纵下，已经变成了“没有精神的专家，不懂感情的享乐者”，世界也变成了“机器所操控的世界”，现代社会也成了束缚人性自由的“铁牢笼”。正是由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出现的裂痕，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是现代性在资本主义合理化框架中无法回避的命运。

三、绝对理性与批判理性的矛盾

启蒙理性本来具有康德意义上的批判精神与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意识，它内在地包含着肯定与否定两个层面，既体现为一种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又体现为一种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然而，作为古典哲学终结意义的黑格尔哲学最终走向了“理性统治世界”的绝对精神。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启蒙理性蜕变为一种绝对的理性，丧失了其批判的维度，变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认同，并为其提供合法性辩护，特别是由于受大众文化的影响，启蒙理性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现实丧失了批判性和否定性，失去了自我反思能力。把现存的社会制度当作永恒的现实，无条件地接受下来，使原来与自由相联的启蒙理性蜕化为肯定和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这种启蒙理性与大众文化和科学技术一起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信念。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启蒙精神转化为一种操纵意识，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使人无法对社会现实发出抗议，使思想本身成为一种统治策略和工具，主义与话语成为真理和权力，为了捍卫权力，极易走向极权主义。

第二节西方化一元模式与多元化选择的矛盾

参：第七讲西方化模式与多元化模式的矛盾

第三节民族—国家传统与现代化革新的矛盾

问题在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与现代是辩证统一的矛盾关系，并不是截然二元对立的。它们之间既有矛盾冲突的方面，也有相互转化、相互渗透的传承关系，这主要取决于不同的民族国家如何使自身的传统与现代的革新既保持一种内在的张力，又促成传统的新生。现代化研究专家罗荣渠深刻地指出：“传统与现代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是现代化的本质，但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革新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革新的助力。”1按照当代解释学的观点，传统与现代构成了一个动态的连续不断的历史过程，现代是活着的传统，而传统则是已经成为历史的现代，二者像同一条河流的上游和下游一样无法割断，传统的活力正在于其现代创新方面，而现代的创新将成为新的传统。按这种观点来观照世界现代化进程，我们发现，民族国家传统向现代化转化的历史处境往往表现出了以下极端化选择的命运：

激进主义认为传统是通向现代的绊脚石，构成了一种强大的阻力，要现代就不能要传统。按照二元对立的思维，把二者截然分开，理想主义地想象了现代性的光明前景，浪漫主义地批判了传统性，这其实造成了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文化传承的断裂，不利于基于自身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