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

文|周易玄

远古以来的人类历史，是一部多元文化发展，即不同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的历史。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各个民族、国家或地区联系的增加，闭塞的、彼此隔绝的历史愈来愈加成为世界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因彼此交往的增加，使其文化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下碰撞、交流或交融，更加充满朝气和生机，也变得更加绚丽多彩。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人们都能真切地感觉到中国文化、希腊文化、印度文化、希伯来文化、阿拉伯文化和非洲文化等文化传统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并没有改变或终止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历史进程，恰恰相反，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全球”范围的频繁接触和交往，无论是“地球村，(global village)，还是“世界邻居”(our global

neigh-bourhood)的出现，都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进一步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148票赞同通过了《世界文化多元化宣言》，即反映了这一客观事实。中国和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前景光明。所谓“文化全球化”，是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是为美国在全球推行其霸权主义政策服务的，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应密切关注国际文化发展战略的特点和趋势，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和制定自己的文化发展战略，以维护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文化安全。

“文化”是人们日常接触最多的概念之一，也是歧义最多的概念之一。一般认为，19世纪英国文化史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关于“文化”的定义，是最早有较大影响的定义。由此，《原始文化》在1871年问世，也成为“文化学”作为一个具有完备形态的学科诞生的标志。泰勒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说来，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自泰勒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以来，目前已经有500多种关于“文化”的不同定义，甚至还有人认为，这个数字现在已经近千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够从诸多的定义中，找到“文化”的本质内容，即文化是和人类社会、人类生活、人类形形色色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文化与人息息相关。因此，“文化不能离开人，……人总是社会的人，文化也总是社会的文化”;“文化既不外是人类适应各种自然现象或自然环境而努力于利用这些自然现象或自然环境的结果，文化也可以说是人类适应时境以满足其生活努力的结果”;还可以认为，“文化是人的生存状态以及情感、

愿望的反映，反过来又对人的生存、发展给予能动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即人”。

文化体系是多极的文化载体，其基础是民族文化和由民族文化构成的世界文化。显然，这里更重要的是民族文化，没有民族文化，世界文化也就无从谈起。民族属于一定历史的范畴。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这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遭到破坏，人们开始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按照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联系起来，逐渐形成民族。1913年，斯大林研究并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在今天的世界上，“约有大小民族2000多个。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的民族300多个，人口总和约占世界人口的9600。人口超过1亿的民族有7个，这7个民族也是这7个国家的主体民族，即汉人、印度斯坦人、美利坚人、巴西人、俄罗斯人、日本人和孟加拉人”。无论是人口过亿的民族，还是人口只有数万人的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性”，即都有自己民族的认同与标识。而这些认同和标识，首先流淌在民族文化的血脉中，在自己的民族文化中鲜明地表现出来。

1982年，世界文化大会通过的《关于文化政策的墨西哥宣言》指出:“文化是体现出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群体特点的那些精神的、物质的、理智的和感情的特征的完整复合体。文化不仅包括艺术和文学，而且包括生活方式、基本人权、价值体系、传统和信仰。”“文化赋予我们判断力和道义感，从而使我们成为有特别的人性的、理性的生物。我们正是通过文化辨别各种价值并做出选择。”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生活方式、基本人权、价值体系，还是传统、信仰、判断力、道义感，或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等文化的构成“因素”，在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个标准，或只有一个模式，即使是“全球化”的标准与模式，如所谓“文化全球化”也不存在。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基于历史与现实的认识和选择，这一切只有融合在民族性之中，即深深地扎根于民族的文化之中，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才能真正地获得生命。

每一民族文化都有其不可替代的、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独创性。这些特殊性和独创性既表现在语言、文学、音乐、绘画、戏剧、宗教、习俗等观念形态的精神生活中，也表现在诸如各类经济生产的物质生活中，特别是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中。民族文化具有传承民族精神、民族历史记忆的功能，使民族文化的血脉奔流不息，世代相传。如果它失去了这样的功能，使自己民族的文化失去了“认同与标识”，而在“全球化”或是其他什么冠冕堂皇的口号下“化”到其他的文化中，那就不仅仅是这个民族文化的衰亡或民族的文化意识、文化心理的衰亡，而且这个民族整体也必将走向衰亡。因为任何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都是这个民族的灵魂。当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传统、信仰，以及基本的人权观念，那这个民族的灵魂也就失去了，其生命就将枯萎，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的民族之一。早在250万年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辛勤劳作，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中华文化。古老的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和古希腊、罗马文化虽然辉煌一时，但在其发展的进程中，都出现过断裂或遭到外来文化的肢解。只有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绵延不绝，并从远古时期起，开始了和外来文化的交流，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例如，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以和为贵;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核心是人本观点，即“(1)肯定人的价值。(2)认为人的价值主要在于人具有道德的自觉性，而人的道德自觉性表现为人格的尊严与社会责任心。(3)认为人生理想的最高原则是‘和’，即多样性的统一”。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事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预兆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最强大的推动力。所有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然而，直至今天，一些人却依然认为“中国被高山、大洋、沙漠和雪原包围着，一直是一个遥远的居住地;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它的文化同外界隔绝”。“在20世纪，思想和文化政策曾致力于使中国文化像以前一样封闭。中国领导人提倡改革和现代化，从西方引进科学、技术和组织方法，但这样做仅仅是作为对已经确立的固有结构的一种补充。……然而，大陆中国的文化并非固有的、经过历史演化的文化，而是传统成分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成分的混合体。保护这种文化变体的政策并不能确保取得最后的成功”。上述这段话出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出版的著作中，编者欧文·拉兹洛是美籍匈牙利人，罗马俱乐部成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科学顾问、联合国大学顾问。尽管如此，却掩盖不了上述观点的无知和偏见。这不仅表现在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上，而且对当代中国文化也是如此。

这些无知和偏见多在一般常识的层面上，其荒谬无须更多专业知识即可一目了然。如果说它对我们有什么价值的话，并不是如何按照西方的药方，去改变中国文化的“封闭”和同外界的“隔绝”，而是从另一方面提醒我们:要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发展提出的挑战;要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坚持自己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要积极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在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中，不断提升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新文化)在世界的影响;要重视西方学者在国际政治的研究中，已将其研究内容延伸到文化领域这一新的动向。在当代世界，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文化成为了一个舞台，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文化不但不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逐”。谁无视这一事实，谁就要为此而付出惨重代价。治理军事和经济征服的企图，而从不提及对他国的文化征服、文化控制，或文化侵略。例如，《剑桥词典》将帝国主义定义为:“一个国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