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乡村设计》(Rural by design)读书报告

《国外乡村设计》（Rural by design）读书报告
李佳婧2015310009
《城乡土地利用规划》课程的第一课，便是关于我国农村土地利用的沿革、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从小生长于北京的我，对于农村是较为陌生的。

因着结婚的缘故，与浙江桐庐的乡村结下了不解之缘。

近几年来，每年必去几次，每次去必会去逛几个村子。

村中的乡亲、房屋、道路、田地、青山面容日渐亲切，也看到了很多村庄正悄然发生着许多变化。

怀着对乡村发展与规划建设的兴趣，我阅读了《国外乡村设计》（兰德尔·阿伦特著）一书。

该书英文原版出版于1994年，中文译本出版于2010年。

从年代来看，这本书可称得上是“经典”之作，其中提到的案例和法规或许已经有些“过时”。

然而作者对美国乡村规划设计中对空间的社会价值再认识、多样的公众参与方式、保留开放空间等方面的阐释仍旧发人深思。

书中开篇第一章便论述了美国传统城镇（绝大多数在19世纪建立）的一般品质，包括：紧凑而有序的布局、土地混合使用、设置多样的开放空间、适宜的步行距离与空间尺度等等。

二战后，简单粗暴的分区规划替代了传统的形体规划方式。

土地缺少混合使用加上低容积率，产生了大规模单一的功能分区，导致了“汽车郊区”的出现，以及乡村呈现蔓延式、标准化的发展。

社区的意义在于邻里间的交往，而分区规划最大的问题便是使得邻里、社区交往日趋疏离，社会动力不足。

从微观层面看，“饼干块”式的大块宅基地、过大的道路退红导致了街道感弱、邻里疏离，从宏观层面看，居住区、购物中心、办公园区等功能区块之间缺少联系，也忽视了家与单位之间的“第三场所”——开放空间的规划。

在经历了大规模的乡村“房地产开发潮”之后，人们开始渴望归属感、邻里交往等传统城镇所具备的品质。

美国的政府、开发商、乡村规划师也逐渐认识到，乡村土地利用与规划更重要的目标是：创造住宅和住宅之间关系适当的街区，创造有意义和价值的场所。

越来越多的新建项目重拾起这样的价值观：用地布局和住宅布局一样重要，生活的社会需求与物质需求一样重要。

在这样的价值观指导下，各州、县政府、土地信托、规划委员会、及各类民间组织纷纷开始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试图找寻与保护乡村空间的核心特征与价值。

具体手段包括对分区规
划法规进行修正，从空间尺度、地块规模、边界、建筑物的形体比例等方面提出具体的规划导则，使其能够指导开发设计者更好地维护乡村社区的特征与多样性。

温饱之后方能识礼。

美国乡村的规划经历了“传统形体规划→分区规划→修正的分区规划”的发展历程。

这一切看似是对于传统城镇特征的回归，实则是民众与政府、开发者与所有者对乡村空间价值观的重新认识。

当大家失去了曾经熟悉的步行尺度街区、失去了孩童时期自由玩耍的乐园、失去了邻里间鸡犬相闻的温度，才重新再反思、讨论、达成新的共识。

此时的乡村规划与建设，不再是凭借工匠一砖一瓦的智慧结晶，也不再是某规划大师的作品，而是在居民自觉意识下、合力制定的游戏规则的产物。

在乡村规划需由民主投票决议的环境下，这样的自觉意识，无疑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能够有效地“净化”那些不符合居民共同价值取向的政策、规划、设计提案，避免它们肆意破坏乡村空间。

书中介绍了大量的公众参与乡村规划的案例，其中采用的方式在现在看来也十分具有启发性。

例如书中提到在佛蒙特设计学院老师的带领下，地方规划师、政府官员、居民共同参与学习班，通过草图、模型等方式，体验并讨论规划规则对乡村氛围的影响。

而后聆听讲座、学习如何创造一个自己喜欢的村庄空间。

我认为这样的教育引导是十分必须的，只有当居民对乡村空间的优劣有自主判断能力、对规划规则、规划方案的影响力有足够的认识，才能在公众参与的环节中，有效发挥主人翁作用。

而谁能够承担起教育、引导的工作呢？也许没有比大学师生更加适合的人选了，他们既是没有任何利益视角的第三方，又是规划建筑学的传承与研究者。

并且，这种形式的教育引导也能够实现教学相长，促进规划与建筑学的不断发展。

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公众参与对于规划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日本311大地震时，大量的乡村重建项目是由设计师、当地居民反复讨论得出方案，许多规划设计院校师生也去往赈灾现场帮助居民重建家园。

我曾有幸参加到与早稻田大学的联合设计STUDIO当中。

在位于日本东北部的岩手县大槌町，连续一周每日到现场踏勘、与当地居民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与需求，不断修改完善街区设计提案。

结束时，以村民集会的形式，向政府部门和当地居民汇报、展开交流探讨。

这样的设计STUDIO不仅对于学习规划设计的学生有重要意义，也是居民共同商议探讨的平台。

即使是对于相对紧急的赈灾复兴项目，当地政府和居民
都有相当的耐心反复进行公众参与下的规划设计讨论。

可见，公众参与已充分渗透到规划设计工作流程当中。

反观目前我国规划过程中公众参与度低，其根本原因也许是绝大部分公众没有受到过空间环境规划基础教育，且对公众参与、公民权利意识较为淡薄。

而大多数政府、规划设计者又缺乏足够的耐心与诚意创造公众参与平台，引导、激发公众参与的热情。

有了对居住环境的自觉意识，以及公众参与的正确引导与制度保障，美国乡村的“规划委员会”在规划专业学者专家的引导和带领之下，成为了十分强壮的力量，积极促进乡村的土地利用与规划规则的修订。

例如拉特格斯大学的尼尔勒森教授邀请264个居民对街道图片进行打分，评选出大家所喜爱的乡村景观特征，以及不喜欢的形象特征，从而确定哪些地方需要执行开发权转移的保护政策（TDR）。

一些地方让居民标记处心中认为村中最标志性、值得留念的地方、有家的感觉的地方，并与现有的规划法令作对比，修正或加入条款以保护这些“心中的地方”。

不仅如此，许多地方民众意见在专家和研究者的主导之下汇总形成文本，例如城镇特征评估和规划手册，社区设计指南等等，可用于长期指导地方的土地利用规划与开发。

美国乡村规划中形成的“反馈-修改”的机制是难能可贵的，而美国的这种良性循环也并非与生俱来。

作者在书中指出，许多时候，乡村规划规则只是照搬城市的一些原则（同我国当下一些乡村所经历的相同），而且不同特点地区之间也相互照搬规划导则，很多时候并不适用。

这是由于，大多数情况下，政府没有钱、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对乡村规划规则进行修正与完善。

因而此时，来自规划专业研究者的力量、以及公民自身的推动力变得尤为重要。

例如，一些地方规划委员会通过分区规划的修正案，要求开发商提交两份概念性规划：一个追求宅基地面积最大化，另一个在保证宅基地数量的前提下，缩减宅基地面积、保留开放空间，保护农田和野生动物栖息地，为规划委员提供对比挑选的机会。

又如，规划委员会可以制定规则，允许以减小道路宽度为交换条件，保护更多土地资源，维护传统式布局、建设开放空间。

很多项目中，是由规划委员会聘请了大学师生作为分析者与牵线人，引导政府、开发商、土地所有者、土地保护人士共同找到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而政府的角色反而是“被动”的，是各方利益的平衡者，而非最终决策人。

这种对民众权利的尊重与维护，在我国乡村规划中也许是罕见的。

更多的时候，民众会认为规划是“领导的事”，自己只能被动听令。

此外，书中给出了大量手绘的规划方案的对比图，使我直观感受到土地利用规则、规划设计对于地方环境品质的重大影响作用。

例如，研究发现沿公路建设的高强度商业（如大型超市）不仅会引发更多车祸，还会使得城镇中心的零售业衰败。

一些地方在土地利用规则中，限制沿公路地块停车场的开发强度、提升城镇内部的土地利用强度，从而大大改善沿公路高强度开发的情况，公路保留了自然景观，城镇中心也重新充满活力。

又如，当土地使用规则确定土地开放空间的百分比、并赋予单块宅基地面积以一定弹性之后，原本单一的蔓延、散点式的乡村景象，能够形成与自然特征充分契合的开放活动空间，以及紧凑、邻里气氛浓厚的居住街区。

这些案例充分表明，在制定土地利用规划前，应当充分确保所采用的“游戏规则”是适宜的，规划所产生的“图景”是公众期望的。

如果土地利用的制定过程仅仅是按照规范要求将功能分区填涂不同色彩，而没有考虑这些色彩所意味着的空间形态、生活形态，景观形态，那么最终的结果通常是令人失望的。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脑海中时常交织浮现我所熟悉的那几座位于浙江省桐庐县的村庄。

我的先生家所在的凤鸣杜村，住宅临公路而建，典型的4层钢筋混凝土小楼，贴着砖红色的马赛克瓷砖。

沿着公路走（时常要躲避飞驰着的货车与公交巴士），在与隔壁的石泉村交界处，新造了一处小广场及凉亭，是全村现在唯一的一处休闲场所。

到了晚间，两个村的人会在那里聚会唱歌。

小小的外甥女来了这里几乎不出门，因为出门就是公路十分危险，周围也没有儿童玩耍的地方（家后原来有个清澈的小池塘，已经因为堆满生活垃圾被填平）。

而几里地之外的深奥古村，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公路只通到村口的广场。

明清、民国时期的老宅保存完好，街巷格局也丝毫没被破坏，走在小巷中，隔几户人家便能看到一处小广场，是居民日常晒衣取水、孩童与猫狗嬉戏之地。

美丽的古村也常常吸引周边居民和各地游人到访。

相隔四里地的两座村庄，因为建设年代的不同，空间品质显现出巨大的差异。

当“温饱”已经满足之后，空间环境品质将逐渐得到重视。

2011年起，浙江省政府启动了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桐庐县也于2011年被授予浙江省美丽乡村创建先进县的称号。

然而，从我所熟悉的这些村落来看，只有少数的
“中心村”、“精品村”有整体性的空间规划与布局，绝大部分村落的住宅建设仍旧散乱、缺少街道空间组织、公共空间仅限于建设一个小篮球场、小花园，缺少系统性与连贯性。

显然，建设美丽乡村，仅靠村政府和规划部门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

借鉴《国外乡村设计》一书中的经验，居民的自觉意识觉醒、专业力量的教育引导、公众参与机制的建立、土地利用规划与空间营造规划的结合等等，都是能够提升乡村空间环境品质的重要方面。

正如这本书的书名“Rural by design”,设计的力量是巨大的，而乡村设计需要村民、专家、政府与规划部门共同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