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法治思想改

商鞅主张‘‘缘法而治“，也就是依法治国。

他认为，依法治国，整个国家就有了判断的准绳，建立起正常的株序，国家才能保持稳定，才能得到发展的基本条件。

商鞅认为：“有主无法，与无主同，”君主进行统治，是离不开法的，君主的统治，就是按照法律行事。

一英明的君主必须立法分明。

明主慎法制，商鞅要求君主治国理政要以法律为准绳。

他要求“君好法”，但又说“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法应当是君臣共同遵守的原则。

以法治国，国家政治有法律指导，也多少受到法律的制约，这无论对谁而言，总要比无法无天要好。

尽管商鞅也主张专制的君主权力，但按照他所设计的体制，君主毕竟不可能一个人代替整部国家机器，因此，总还是要受法律的制约的。

一、治国三要素——法、信、权
商鞅说：“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权。

”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商鞅心目中的治国三要素。

而要中之要，则是法，这是一个国家政治上最主要的。

商鞅认为，法，一是君早共同遵守的，信，是君臣共同确立的，只有权，才属于君主，由他单独掌握。

君与权贵无论是谁，都不能“释法而任私”，不能“以私害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国家必乱。

商鞅为国君树立了一个理想的模范形象，这就是“明主”，明主一要任法，二要重信，三要爱权珍惜自己的权力。

分开来看，法、信、权三者都为人们所熟悉，对它们各自的意义，也没有什么争议，而把三者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并且从中看出依凭和制约机制，这是商鞅的卓绝不凡之处。

权属于国君，但要依法用权，法与信，为君臣共有，谁都不应违背，这样，国家就会有良好的政治秩序。

这一理想模式的设计，表现了商鞅政治思想的深刻。

商鞅一再提及法律、法令都要切合实际，他说“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这些言论都蕴含着这样一个深意：即立法、治国都要符合国情。

商鞅法的内容，明显地具有秦国的特点，这说明，商鞅制定政策是有的放矢的，是考虑了秦国的国情民情的。

类似于我们今天常说的“从实际出发”，虽然商鞅没有把这条真理表现出来，但他多少还是意识到了。

商鞅“法治”思想核心——赏、刑理论剖析。

商鞅“法治”思想中有一根贯穿始终的主线一刑赏二柄，这也是他厉行“法治”的关键所在。

他主张：“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

文武者，法之约(要)也。

”因在变法实践中，实施更多的是刑罚尤其是重刑，致使专任刑罚成为其“法治”思想的最显著特征。

事实上，在强调严刑酷法的同时，商鞅对奖赏也是十分重视的。

商鞅为论证君王治国需有奖赏，举例说：“昔汤封于赞茅，文王封于岐周，方百里。

汤与桀战于鸣条之野，武王与纣战于牧野之中，大破九军，卒裂土封诸侯，士卒坐陈者。

里有书社，车休息不乘，纵马华山之阳，纵牛于农泽，纵之老而不收。

此汤、武之赏也。

”也就是说，早在商汤和周武王时期，就已认识到奖赏对治国的重要性。

商鞅之所以看重奖赏，是因为在他看来，公正高明的奖赏并不浪费财物，反而能鼓舞士气、强盛兵力。

在《赏刑》篇中，他说：“赞茅，岐周之粟，以赏天下之人，不入得一升；以其钱赏天下之人，不人得一钱。

故日：百里之君而封侯其臣，大其旧；自士卒坐陈者，里有书社；赏之所加，宽
于牛马者；何也?善因天下之货，以赏天下之人。

故日：明赏不费。

”这种理论在商鞅变法实践中得到了应用。

《史记·商鞅列传》载，商鞅在变法之初，“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5kf-j 者予十金。

民怪之，莫敢徙。

复日：‘能徙者予五十金’。

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

卒下令。

”。

‘这是广为流传的立木为信的故事，它消除了人们对他的新法的担心和顾虑，树立了新法的威信，表明在法律面前有令必行，同时也说明奖赏是商鞅历行“法治”的手段之一。

作为厉行“法治”的代表，商鞅在对待奖赏方面是有着严格要求的，即必须“壹赏”，统一奖赏的标准。

赏的重点是军功，赏的对象是有功于农战和告奸的人。

“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异施也。

”对“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如果“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

要真正做到“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从而驱使百姓勤于农战。

二、“退德”、“重刑”的法律至上观
(一)“退德”主要表现在强烈的德法对立和反对儒家、道家等他所认为的异端邪说。

商鞅认为，要使社会完全保持在农战的氛围之中，必须确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任何与法治相抵触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必须彻底根除，“统一全民的心志和力量，划一国君的好恶和刑赏，国家才能强盛富有”。

儒家是商鞅的最大敌人，为了防止儒家的“礼治”、“德治”思想对推行“法治”造成不良影响，商鞅提出“烯《诗》《书》而明法令”的主张。

(二)商鞅对执法抱着坚定、严厉的态度，永不妥协、决不让步。

商鞅非常重视法律的执行，其法律至上的观念主要体现在法律执行即对刑赏的态度上，用“重刑”来体现法律的尊严。

对于刑赏的态度，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从“重刑重赏”、“重刑轻赏”到“重刑不赏”，可以看出商鞅刑赏态度的些微变化，但“重刑”是贯穿始终的。

商鞅用“以刑去刑”来解释重刑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重刑寻找理论依据。

他还系统阐述了“重刑无刑”的思想，以此进一步证明“重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商鞅能够从“无刑”、“去刑”的角度去说明“重刑”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是十分可贵的，这说明他已经初步接触到法律的至上价值的议题。

商鞅主政时期以及此后的秦国，都是强调法律至上，强调严刑酷法的。

因此，对人民施刑不分等级、肆意加重之刑，夸大了尉家暴力机器的镇压作用。

但足相对于贵族特权社会的人治和法因人异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当然“退德”、“重刑”所体现的法律至上观，是有历史局限性的。

“在任何个人或集团专制的地方，法律都只能是人为的奴仆而非至上的主治者。

——可以肯定地说，在人治时代，不存在法律至上，即使统治者对其极度推崇，即使法律被置于一般臣民之上，但相对于君主，它只能屈居其下”。

三、“刑无等级”、“不赦不宥”的法律适用平等思想
商鞅指出，“法者，国之权衡也”。

他将法律视同称轻重的权衡，量长短的尺度，判断是非功过和行使赏罚的公平标准。

他一向反对“刑不上大夫”的旧传统，否定奴隶主贵族的特权，主张法律的统一性和平等性。

他说：“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

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

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

”商鞅强调
在行赏施罚上应当做到“不失疏远，不违(避)亲近”，即不分亲疏远近，有功必赏，有罪必罚。

商鞅关于法律面前贵贱平等的观点，表述得很明确。

但是，正如前面所述，商鞅的“法治”思想是以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维护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为出发点的，因此他所主张的法律适用平等是打折扣的，不可能是真正意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商鞅主张的“不赦不宥”，当然不包括君主犯法(也许在商鞅的思想中根本不存在君主犯法的概念)，而且对君主的近亲也要有所变通。

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于是太子犯法。

卫鞅(即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将法太子。

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

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

”面对太子犯法，商鞅也只好提出拿太子的老师做替罪羊的变通办法。

虽然，商鞅提出的法律适用平等的思想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在当时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提出“刑无等级”的思想，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

第四、商鞅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立法思想，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认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1，锐意革新，为后世变法维新创立礼楷模，给变法提出了理论基础。

后世的改革家们为了激励自己，也借鉴商鞅的理念，为中国传统法律注入一股变革维新的活力，使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士根据当时之情况提出变法主张，改变沉积的弊病，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宋代王安石变法，在遭到众人非议时，便提出了“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三不”。

明朝张居正变法也提出了“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

便俗为宜”的主张。

四、“农战论”——商品经济的灾难
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

”（《农战》）商品经济则不利于法治的推行，不利于富国强兵。

他说：“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

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

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

……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

”（《农战》）由此可以看出，商鞅不仅认为商品经济不利于富国强兵，而且将其与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认为发展商品经济必将带来亡国之灾。

所以商鞅在推行法治的过程中对商品经济采取了限制打击措施。

他主张通过提高粮食价格，加重征收商品贸易的税赋来控制从事商品经济的人员数量。

对此他论述到：“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

……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

食贵，籴米不利而又加重征，则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矣。

故民之力尽在于地利矣。

”（《外内》）同时，商鞅还对从事商品经济的人员采取严厉的打击措施。

据《史记》记载：“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②即对从事商品贸易不事农业生产而贫者罚作奴隶。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商鞅实行的所谓法治是与商品经济相分离的法治，因而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可以讲，他的这一“重农抑商”的法治思想影响了中华帝国两千余年，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危害。

②《商君书·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