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制度简介

八旗制度简介
八旗制度是清朝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旗，满语为gusa（汉译固山）。

满洲人运用此军事组织制度建立了清朝。

在平时，人们从事耕作、狩猎等活动；在战时则应徵为兵，起源于女真族的狩猎组织──牛彔。

具有旗籍的家族人员称为旗人。

到19世纪末随着清朝的解体，八旗军事组织制度不复存在。

但一部分八旗的后代仍自称为旗人。

八旗的军事组织制度是由满族的首领努尔哈赤所制定。

努尔哈赤起初将自己的军队分编为四旗，四旗均以不同颜色的旗帜作为识别，成为“正黄旗”等。

随军队壮大，又将四旗加上边框，成为“镶黄旗”等，形成八旗。

满人靠着这军事组织制度，于1644年征服明朝，建立大清。

八旗铠甲八旗又有上三旗与下五旗的区别。

顺治七年（1650）底多尔衮死后，清世祖福临为了加强对八旗的控制，对八旗的顺序进行了调整。

由皇帝控制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称为上三旗；由诸王、贝勒统辖的正红、镶红、正蓝、镶蓝、镶白五旗，称为下五旗，此后终清未改。

上三旗较下五旗为崇，是皇帝的亲兵，担任禁卫皇宫等任务，下五旗驻守京师及各地。

清世宗雍正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王、贝勒对各旗的控制，严格区分下五旗中的旗分佐领（俗称外佐领）和府属佐领（俗称内佐领）的隶属关系。

下五旗中的主要部分旗分佐领，实际上也由皇帝直接控制。

诸王及贝勒仅能控制其府属佐领。

又以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居左，称为左翼；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居右，称为右翼。

分布
镶黄旗满洲
在今内蒙古锡林部勒盟西南部。

清代八旗之一。

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因旗色为黄色镶红边而得名，镶黄旗是上三旗之一，旗内无王，由皇帝所亲统，兵为皇帝亲兵，侍卫皇室的成员也从上三旗中选。

清末时的规模达到下辖84个整佐领又2个半分佐领，兵丁2.6万，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3万人，很多清皇室成员都是镶黄旗，如嘉庆帝的皇后孝和睿，乾隆帝的皇贵妃，"垂帘听政"的慈禧和慈安（也称东宫）都是，朝廷的高级官员中也有不少是来自镶黄旗的。

正黄旗满洲
以旗色纯黄而得名。

正黄、镶黄和正白旗列为上三旗，上三钠无王，都归皇帝所亲兵，侍卫皇室的成员也从上三旗中选。

至清末，是八旗洲中人最多的一个，下辖92个整佐领又2个半分佐领，约3万兵丁，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5万人。

康熙的爱臣，干清门一等侍卫纳兰性德就是正黄旗人。

镶白旗满洲
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清代八旗之一。

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因旗色为白色镶红而得名，镶白旗属于下五旗之一，不是由皇帝所亲统，而由诸王，贝勒和贝子分统。

清末时规模是84个整佐领，兵丁2.6万丁，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3万人。

正白旗满洲
位置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清代八旗之一。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初定，以旗色纯白而得名。

正白旗是八中的上三旗之一，顺治前，上三旗中并无正白有正蓝旗，因在顺治初，多尔衮将自己所领上正白旗纳入上三旗而将正蓝旗降入下五旗，这以后就了定制。

正白旗是皇帝亲统之一，旗内无王，兵为皇帝亲兵，并从中挑选侍卫皇室的成员。

清末规模为辖86个整佐领（基本户口和军事编单位100-300人为一单位）约2.6万兵丁，
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3万人。

清末捻代皇后婉容是正白旗人。

镶蓝旗满洲
在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东部，清代八旗之一。

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因旗色为蓝色镶红而得名，镶蓝旗是下五旗，由诸王，贝勒和贝子分统。

清末时模达到下辖87个整佐领又一个半分领，兵丁2.7万，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3.5万人。

著名表演艺术家侯宝林先生便是蓝旗人。

正蓝旗满洲
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闪电河流贯领接河北。

清代八旗之一。

建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因旗色纯蓝而得名。

正蓝旗在顺治前与正黄、镶黄列为上三旗，顺治初，被多尔？降入下五旗，不再由皇帝所亲而由诸王，贝勒和贝子分统。

清末时模达到下辖83整佐领11个半分佐领，兵丁2.6万，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3万人。

镶红旗满洲
在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东部，清代八旗之一。

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因旗为红色镶白而得??统。

清末时规模达到下辖86个整佐领，兵丁2.6万，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3万人，清光绪帝的宠妃珍妃就是镶红旗人。

正红旗满洲
在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东部，清代八旗之一。

建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因旗色为红纯红而得名，正红旗是下五旗，由诸王，贝勒和贝子分统。

至清末，是八旗中人口最少的一个旗，规模为下辖74个整佐领，兵丁2.3万，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1.5万人，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原隶正红旗；清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珅也是红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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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正黄旗
上三旗之一。

【清末期管辖兵力】：92个佐领、2个半分佐领、约3万兵力（满洲八旗中人口最多）【总人口】：约15万人
【名人】：纳兰明珠纳兰性德（康熙帝宠臣）、索尼（重臣）、吴京（影视明星）
镶黄旗
上三旗之一。

【驻屯地】：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南部
【清末期管辖兵力】：84个佐领、2个半分佐领、约2万6千兵力
【总人口】：约13万人
【名人】：孝和睿（嘉庆帝的皇后）、慈安等
正白旗
上三旗之一。

【驻屯地】：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
【清末期管辖兵力】：86个佐领、约2万6千兵力
【总人口】：约13万人
【名人】：郭布罗婉容、荣禄
正红旗
下五旗之一。

【驻屯地】：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东部
【清末期管辖兵力】：74个佐领、兵2万3千
【总人口】：约11万5千人
【名人】：和珅（乾隆时的奸臣）老舍
镶红旗
下五旗之一。

【驻屯地】：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东部
【清末期管辖兵力】：86个佐领、兵2万6千
【总人口】：约13万人
【名人】：珍妃（光绪帝的宠妃）
镶白旗
下五旗之一。

【驻屯地】：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
【清末期管辖兵力】：84个佐领、约2万6千兵力
【总人口】：约13万人
【名人】：曹雪芹、阿桂、善耆（肃亲王）
正蓝旗
下五旗之一。

【驻屯地】：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
【清末期管辖兵力】：83个佐领、11个半分佐领、兵2万6千
【总人口】：约13万人
【名人】：崇绮（1864年状元。

戸部尚书。

同治帝之皇后阿鲁忒氏之父）
镶蓝旗
下五旗之一。

【驻屯地】：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东部
【清末期管辖兵力】：87个佐领、1个半分佐领、兵2万7千
【总人口】：约13万5千人
【名人】：侯宝林（相声家）、慈禧（咸丰帝皇贵妃）、肃顺（辛酉政变中遭处死的户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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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评说
一、初期的历史积极性
八旗制度在清朝初年对东北满族社会而言确实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在八旗制度出现以前女真社会大多以松散的氏族领主封建制为特征，北方东海女真与索伦各部甚至停留在酋邦部落阶段，各地社会经济发展不单缓慢而且极不平衡。

由于各地领主的割据女真社会在政治上长期得不到统一，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往来受到限制。

以明中期谕治辽东记录为例，仅成化至弘治两朝（1465年-----1505年）四十年间授予女真各部的敕书就多达三千多道。

敕书是女真各部领主与明朝内地通商贸易的凭证，本以册封官职顺序按数发授。

然而，由于女真社会的长期分裂无秩序敕书的发放也随之失控，女真大小领主为取得更多与明朝官方的贸易机会相互掠抢争夺敕书与官印，再加之明朝利用这种政治经济优势从中操控牵制，女真各部之间强凌弱众暴寡，彼此仇杀时有发生，这种状态严重态破坏了女真社会的长治久安，同时也成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

17世纪以后番薯高粱等高产作物由内地引种至辽东并迅速推广至女真各部，这使东北地区的粮食产量显著提高，也进一步催化了当地社会经济的进一部发展，分散的领主割据制度越来越不不能适应大规模的生产组织，政治统一成为时代发展的迫切须要。

由此，各部领主之间的兼并战争也约发激烈，从明朝初期的三百余
部到清太祖、太宗两朝统一之前已仅存二十个部落。

各部军事组织逐步严密化，正规化，战争的规模也逐渐升级，八旗制度便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应运而生。

努尔哈赤在以往氏族围猎组织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创新形成了八旗制度。

以往女真各部是以领主氏族为核心其他附庸氏族作为领主家的包依尼雅玛（满语即：家丁、家奴）依赖领主氏族分赐的土地生活，并以交纳供赋，承担军事任务作为对领主的义务回报。

产生于这种氏族领主制中的军事形式是以领主本氏族的军队为主体，其他附庸氏族按封地大小分别摊派数量不等的军队跟从为特征。

领主氏族的统帅只能直接管辖自家的军队，对其属下众多附庸氏族的‘私兵’则无法直接掌握。

因此，在氏族领主军队里最高统帅的职权实际上仅仅限于战时的谋略指挥层面，而对于军事后勤、部队编制、军事纪律、等诸多方面却根本无从涉及，也就谈不上军事组织的日常管理与制度建设了。

这样的军事组织模式被称为‘领主包依军制’，在领主包依军制的基础上，各大领主之间又根据自身的利益彼此结成军事同盟通过公选产生统帅，这样的军事组织又备称作‘领主同盟军制’。

当时女真各部大多使用这两种军制，尤以海西女真扈伦四部最为典型。

但，无论是领主包依军制还是领主同盟军制，其组成的军队体系都是相当松散的，充其量只能应付临时的部落冲突维护地方领主的各自利益，而不能支持建立国家组织，更不具备完成统一的能力。

相比过去的氏族领主同盟军制与包依军制，八旗制度有其明显优势。

八旗制度形成的基础首要以打破氏族领地体系为前提，努尔哈赤通过武力剥夺了被其征服诸部的土地所有权，同时对觉罗氏以下的附庸氏族也不分赐土地，剥夺了以氏族为单位的土地使用权。

领地的丧失使过去在同姓氏族内的公共生产模式消失，氏族体系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其组织随之瓦解私家利益也就不存在了。

这不仅大大削弱了服用氏族对领主家的离心力，还使原先包裹于氏族内部的单个家庭与个人被从氏族组织内剥离出来，直接成为受后金政权管辖的臣民，努尔哈赤则利用八旗制度将这些臣民编入各旗形成‘旗人’阶层。

旗人生活在八旗制度的严密组织体系之内，在日常劳作时直接听命于甲剌、牛录组织的生产安排，为国家统一的整体战略服务。

在战争时又直接服从最高统帅努尔哈赤的军事调度，这样组建的军队，号令统一，纪律森严，训练有速，在清朝初期一度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仅凭十三副铠甲起家的努尔哈赤能够建国称汗，统一女真各部，直至最后取代明朝问鼎中原，八旗制度即是主要的军事保障。

以至于在清朝初年统一全国及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主权的战争中，清军以八旗为主力平定三藩，远征新疆，戍守西藏，抗击沙俄，其间八旗制度均发挥了及其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二、衰落的历史必然性
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而产生，同时也因社会发展变化而淘汰，清代的八旗制度自然也不例外。

从八旗制度诞生之初，其自身就掩藏着致命的弊病，而且这些弊病几乎是无法克服的，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显现直至导致这一制度的最终崩溃。

弊病一
八旗制度的军事效能仅依赖游猎民族的风俗习性为基础，地方性强，而外部的军事适应能力极差。

八旗制度毕竟产生于简单的自然经济阶段，其战斗力必须依赖满洲人游猎尚武习俗的保持。

在清朝建立之初，满族刚刚从长期的混战与游猎生产方式中走出，在那个时代对于白山黑水间的北方民族而言，弓弩战刀就是个人的谋生工具，骑射征战就是他们平素生活手段，强健的体魄与剽悍的民族性格都是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养成，成年男子往往就是天生的职业军人。

八旗制度只须将他们有效的进行组织调派通过非常简单的方式即可以创造军事上的奇迹。

从这一角度看八旗制度本身的建制实际是十分简陋原始的，它缺乏更高层次社会经济的支撑，也无法适应高层次的社会经济环境。

清朝入关以后，驻防关内的八旗军面对的是纯粹的农业社会以及繁华的市井生活，他们与游猎驯牧生产逐渐疏远。

因此旗人失去了平素维持
训练的生活模式，在平淡的农业田园与五花八门的城市喧闹环境中长大的年轻旗人自幼就无法接受艰苦环境的磨练，而简陋的八旗军事组织又无理长久维持有效的军事训练，久而久之八旗子弟的军事素质急剧下降。

清中期以后关内八旗军的训练废弛，尤其是生活在城市内的旗人由于没有分配田地耕种，旗内任职又有限额，造成大量八旗子弟闲散终日，无所事事。

于是他们就以养鸟逛街，唱曲听戏打发时光。

朝廷发放的月饷经常被拿去赌博，有的甚至人还未到家饷银就全部花光。

后来更有甚者竟然出入烟馆吸食鸦片，不但个人身心残废，家庭也因此破产无以度日。

乾隆帝第四次南寻于南通检阅当地驻防八旗训练，结果是“射箭箭虚发，骑马人坠地”，皇帝主持的检阅尚且如此，那么一般的军备松懈到何种程度也就不难推测了。

到了晚清时期，关内的八旗军队已彻底丧失了战斗力，鸦片战争时清廷调派前线的部队尚未遇见英军就已混乱一团，以至将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将。

定海一战由各省抽调的三万‘八旗劲旅’居然一触即溃，战死者不到千人，逃跑的却有万人以上。

光绪年间平定阿古伯叛乱时由于西北各省旗兵‘皆不能战’，清政府不得不舍近求远从东北三省留守八旗中调拨尚存战斗力的部队前往新疆前线。

正是由于八旗制度本身并不是一个以高阶段经济模式为基础的制度，其军事建制缺乏适应近代社会环境的能力，故而无法保持军队的持久性建设。

在八旗子弟长期脱离艰苦环境军事素质与精神斗志均已消磨以后，战斗力无法再恢复，逐渐变成老爷兵、公子兵，八旗制度也随之成了战场上的花架子。

弊病二
八旗制度自身缺乏长期维持军事财政的功能，经济支出不能有效用于军事建设，军队丧失财政基础。

八旗制度在入关以前实行兵民一体有机结合，这个前提是必须有旗人从事经济生产的土地。

东北地区是满洲故地，这里的土地分配个各旗的“旗产”没有任何争议。

旗产平时分配由旗人耕种交纳产品后又由八旗组织进行分配供养军队，入关初期清朝八旗部队仅有10余万，生产一定的农副产品再用于并不庞大的军队，作到自给自足以耕养战，当时的清政府是有能力进行这种财政运作的。

旗人们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养家糊口，即分担相应的军事任务无后顾之忧。

但，八旗部队入关之后关内土地原本属于汉族小农，远离东北故乡的八旗军失去了供养的来源。

起初清政府以圈占土地的方式来保证军队的补给，但很快引发汉族农民的不满社会矛盾尖锐。

无奈之下清政府只得撤消了对关内土地的圈占，改以直接由朝廷财政供养所有旗人的方式进行维持，这便严重增加了中央政府的军费负担。

驻防关内的旗人占八旗人口的一半以上，其中绝大多数没有土地，而清政府规定所有旗人不得经商、不得做手工业、不得私营土地、不得出卖劳动力、不得从艺为伶，这些规定严重限制了旗人自谋生路的途径，使他们几乎完全依靠朝廷的救济过活。

清代的军备制度又是复合形的，军队里除一般兵器：枪、炮、军刀、火药、旗帜、口粮是朝廷分发以外，其余的军备如：马匹、军装、盔甲、箭支、子弹等则完全由旗人们各自自行筹备。

到清中期以后随着人口增长八旗军队增加至30万以上，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闲散旗人，而此时清政府的财力却日渐枯竭，这便造成军费的入不弥出。

旗人们的唯一生活来源必须出自军费，当时清政府发放饷银已经捉襟见肘，日常训练即无法保证就更无力强化八旗军备了。

而旗人本身的贫困也使他们无力购买军需必备品，部队的装备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大不如前。

清朝中期以后这样的现象且越来越严重，试想一支连武器都装备不起的军队又怎能作战呢。

到了清晚期，清政府的财政常年亏空，军队上层严重腐败贪污军饷成风，加之西方列强屡屡对清政府进行巨额战争勒索，用于八旗部队的军事财政彻底枯竭。

据清咸丰11年（1861年）兵部档案统计，当年全国有20个省首府的八旗部队欠发军饷，其中山东一省首府拖欠驻地八旗军饷就有银16200余两，米30500多石，这个数字是当时山东省府所有旗人三年静收入的总合，而这还不是拖欠最严重的。

清同治初年北京香山驻防八旗2000余户竟长达六年分文未发。

不许从事营生，军饷又长期的拖欠，这使得晚清时期的绝大多数旗人限于贫困，有的甚至在生死线上挣扎。

清光绪年间北京周边宛
平通州等地驻防旗营一片萧条，十室无六七，大量的旗人或饿死或逃散，留在城里的只能靠典当家产赊帐度日。

这样连饭都吃不饱的部队在西方列强频繁入侵的时代又要承担作战卫土的任务，其结果必然是一败涂地。

总结
综观有清一代，八旗制度从创立到瓦解，经历了由强盛到衰亡，由适应时代发展到被社会发展所淘汰的漫长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八旗制度曾为国家的同一，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立下了汉马功劳，其曾经顺应时代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一面应该给予肯定。

同时也应当看到，八旗制度本身的弊端与残酷性。

八旗制度毕竟是为维护封建统治阶层利益而创立的，八旗制度对满族人民的严重素搏达到空前的程度，它破坏了满族人民正常的经济生活，同时摧残了满洲民族文化的有序发展。

另外八旗制度自身缺乏时代适应能力，无法随时代的发展进行自我改革。

陈旧僵化的军事体系阻碍了军事制度的发展与变革，制约了军队的战斗能力，在抵御西方殖民侵略的战争中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恶果，其惨痛的历史教训也应为现代人重旗人内部的民族意识也在共同的处境中逐渐淡化，“旗”的整体意识增强。

在大多数场合，旗人与非旗人的区别代替了民族的划分，旗人的内群体意识不断得到强化。

八旗共同的外部敌对势力形成针对八旗整体的压力，八旗必须化解内部的矛盾并缩小旗人之间的差距，以便增强八旗的凝聚力，八旗内部各民族面对共同的压力，共同的利益与危机意识也有力地刺激了八旗内部的团结，加速了态度由服从和认同向内化的转变。

以八旗为根本的满族统治者对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采取兼容和吸纳的态度，使中原汉文化和蒙古文化这两种主要的异质文化成为当时文化传统中的主流，八旗成员与中原民族的文化差距日渐缩短，民族之间相互包容和借鉴的成分越来越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旗人的文化素质，使得大部分旗人成为儒家文化造诣很深的专家；由于旗人在教育享有的优势地位，最终导致一些旗人的汉文化水平超过汉族人的平均水平，许多旗人在书画、诗文、算法、医术、地学等领域取得了令众多汉族文人都佩服的成就。

八旗整体素质的提高，成为旗人引以为自豪的变化，这种情况下，八旗的所有信念和观点与旗人的价值体系融为一体，形成了稳定的旗人觉悟。

对八旗制度的态度一经内化，八旗意识就以极易辨别的形式呈现出来。

从八旗兴起时就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积极进取，善于学习，锐意创新，团结御辱的精神，经过一代代旗人的弘扬和提炼，渐渐成为一种介于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之间的一种意识[⑥]，并进一步升华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内化以后的态度推动着一系列后继的行为，这些行为又反过来强化了已有的态度。

从下面的事例足可以看到这样的互动关系。

形成内化态度的旗人将维护和捍卫八旗制度视为自己的神圣天职，他们把吃粮当兵当作与八旗兴衰、国家危亡息息相关的头等大事，无论禁军还是驻防的旗籍士兵，从不忘记国家重托，无论哪里有战事需要他们效力，哪怕自家老小节衣缩食，他们也会按照八旗制度的规定，自己出资购买兵器战马，从容奔赴战场。

自八旗创立以来，内外战事从未间断，而历次战争无不是以八旗劲旅为主力，首当其冲，伤亡最多的也是八旗官兵。

从收复台湾到抗击沙俄，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八旗将士临危不惧，舍身报国，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八旗将士为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谱写的乐章中，旗人对八旗制度持有的积极态度无疑是其内在的底韵和基调。

结语满族从一个屈居东北边陲的弱小民族，能以区区数万的人众迅速崛起，与实力远比自己强大的蒙古联合，使蒙古成为满洲的羽翼，建立牢靠的满蒙联盟[⑦]，最终入主中原，掌握了中国的最高统治权，实现了对中国长达268年的统治，有效统治时间约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七分之一，在此期间的各项英明睿智的策略都是通过八旗制度来体现和实施的。

八旗制度的发展和巩固与旗人对八旗的态度则始终处于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关系之中：一方面，八旗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促进了旗人对八旗接纳和认同；另一方面，旗人对八旗态度，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