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安事变前后及其和平解决因素

浅谈西安事变前后及其和平解决因素
王新童医学部药学一班 1210307108 摘要：西安事变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导火索。

1935年发生的一二九运动促使张学良、杨
虎城二位将军下定决心发动兵变“逼蒋抗日”。

而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则有来自各方面
的因素，包括张杨二人在事变前后对于的态度、中共高层领导人对于蒋介石态度转变及对整
个事件逐渐发展过程中的认识、国民党民主派在事变期间的积极作用以及国际势力对于西安
事变的影响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稳定了当时中国的局势，避免了内战的发生，极大
地提高了人们的抗日爱国热情，还推动中国由局部抗战阶段进入了全面抗战阶段，具有鲜明
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西安事变，一二九运动，张学良，中共，国民党民主派，国际因素，抗日，内战，
和平解决。

正文：
1936年12月12日，在苦谏无果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二位爱国将领在西安发动
兵谏，扣留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
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确实遵
行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1]，希望以兵谏的方式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
抗日。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直接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使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统一起来，
共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毛泽东曾评价道：“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枢
纽。

”
（一）、背景：西安事变的推动因素
西安事变发生的直接推动因素是1935年12月9日到1936年3月31日发生的一二九运动。

华北事变发生后，北平的几千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救国请愿游行。

当时走在游行队伍最前端的正是东北大学的学生。

故土沦陷，背井离乡，特殊的身份境遇使
得东北大学的爱国学生表现得极为勇敢积极。

同时，正因如此，一二九运动引起了当时身兼
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的重视。

他派人携款慰问受伤和被捕的学生，同时电邀东北学生代表
去西安晤谈。

而后北平学联和“民先队”先后派出大批学生运动的领导骨干（其中大多是东
大学生）来到西安，通过与张杨二人的晤谈、进行公开演讲和组织座谈会宣传救亡、参加张
学良举办的“学兵队”等形式，密切与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联系，影响张、杨的思想，推动西
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向前发展。

[1]李蓉，《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18页；
在我看来，一二九运动是推动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方面，通过一二九运动中爱国学生的呐喊，中国共产党“停止抗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所普遍接受，这其中自然包括张学良、杨虎城军事实力派。

[2]我认为，这是张杨二人发动西安事变思想方面的推动因素。

原本张扬二人就怀有“联共抗日”的想法，而在举国上下有识之士的认同下，二人发动西安事变正是顺应了社会正面思想潮流；另一方面，则在于张学良的个人经历。

张在和学生代表的晤谈中表示：“东北沦陷，我有责任。

先父的坟还在东北，国难家仇集于一身，抗日救国义不容辞。

东北军、东北青年、东北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准备打回老家去！”【2】其时，张已抱有“拥蒋抗日”的想法；还有一点，就是当时学生的游行请愿活动。

原来，以张学良的本意，学生运动在外面推动，而他在里面活动，从而共同作用，达成逼蒋介石抗日的结果。

【3】但事与愿违，当学生们临时决定向临潼蒋介石驻地进发，直接向蒋介石请愿时，蒋介石却在临潼下令：如学生游行到临潼，就可开枪。

张学良既赞同学生们的行动，同时又不忍学生们因此而流血牺牲。

他也不能以空洞的言辞敷衍学生。

张学良就此毅然向游行学生做出承诺：在一个星期内，用事实答复学生们的要求。

三天后，即蒋介石离陕的前一天，西安事变宣告爆发。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二九学生运动直接地调动了张、杨的抗日激情与“逼蒋抗日”的决心，促使西安事变发生。

在这一点上，一二九运动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二）、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
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事变发起人张学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事变前张不断地苦谏、甚至哭谏蒋介石，请缨抗日，虽遭到蒋介石一次又一次的暗示及敲打，他并未放弃；而张学良也是最早提出“抗日要联蒋”的人之一。

早在1936年3月，张学良与中共中央代表李克农进行洛川会谈，在谈到有关联合抗日问题时，针对中共“反蒋抗日”的方针，张学良首先讲到：“为什么要反蒋抗日，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不是可以包括蒋介石在内呢？”【4】在事变的前一天，他曾对杨虎城说，“只要他答应抗日, 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而在事变当天，蒋介石逃跑，张学良也严格命令手下，禁止对蒋开枪，如若情势万不得已，也只能朝着腿上打，“千万不要伤害委员长”；当时, 张学良就激动地对在场的杨虎城和文武官员说：“若是找到委员长, 我一定说服他抗日, 只要他抗日, 我仍拥护他为领袖, 若找不到他, 就割了自己的头,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

了此公案, 绝不能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

若是如此, 我张某便成了千古罪人。

”即是说，从一开始，张学良就希望以尽可能和平的方式结束西安事变。

张学良不惜自己生命, 为的就是西安事变能
[2]王祝福，《对一二九运动与西安事变相互关系的两点认识》，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6月，第24卷第一期；
【2】《一二九回忆录》，第一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页；
【3】《张学良开口说话》|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9页；
【4】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北京：中华书局，1980.51.；
够和平解决, 达到一致抗日。

【5】他只是想要通过兵谏这种方式来迫使蒋介石放弃内战，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一致对外抗日。

中共方面最开始始终有“杀蒋”的呼声，并且大多数中共领导人认为留下蒋介石无疑是养虎为患，但是在张学良、周恩来等人的调解下，最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三）、中共高层领导解决西安事变意见变化
西安事变之初，中共在事变前并没有提前与闻这件事。

事变一发生，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

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可见，事变最初，中共中央并没有预先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做出准备，甚至对西安的具体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很多问题需等周恩来到西安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做出决断。

起初，在12 月13 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西安事变问题，结果意见分歧很大。

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博古等人为代表，要求“审蒋、罢蒋、除蒋”的人不在少数。

当时毛泽东说：“以我的观点，把蒋介石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

【6】有的人主张经过人民公审，将这个刽子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

可见，无论是以怎样的方式，大部分中共高层都不认为西安事变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解决。

不过，周恩来对此持不同看法。

他认为：“在军事上应该准备迎击南京方面对西安的夹击，在政治上采取与南京对立”，应努力争取蒋之大部，如林森、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都应争取，对冯玉祥更应争取，孤立何应钦，要深入群众运动，巩固我们的力量。

他说: “我们的统一战线已获得初步的成功，我们的党应准备走上政治舞台，同时要注意地下党的艰苦工作，应有很正确的组织工作”。

正是由于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的理智，使得当时的中共并没有陷入急躁的状态，而是正确地思考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

博古最初支持毛泽东的观点, 听了张闻天的讲话, 觉得言之有理, 他修改了自己的观点, 说西安事变“应看成是抗日的旗帜而不是反蒋的旗帜”。

这也这是和张杨二人的初衷是一致，同时也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基础。

蒋介石围剿了中共近十年，杀害了大量的共产党员，这使得中共领袖们一开始时无法接受联蒋抗日。

但在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上，中共领导的分歧却也引来了他们的深思：应该保蒋还是杀蒋？当时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

但是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的原本目的本就不是公审处决他以泄人民之
【5】张丽荣，《也谈张学良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北方工业大学学报，1999年6月第11卷第2期；【6】刘艳华，《从分起到一致------中共高层领导解决西安事变意见透视》，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月，第28卷第1期；
愤恨，而是希望通过此次的兵谏，使得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日本侵略者，达到全面对日宣战的目的。

所以权衡之下，中共领导们主动放下个人恩怨，由“杀蒋”、“审蒋”到后来的“保蒋”、“联蒋”。

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中共以大局为重，以民族利益为重的理性与睿智，从而实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标, 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

（四）、国民党民主派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作用
国民党民主派是大革命失败后开始出现并逐步形成的一个重要政治派别。

【7】其代表有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李济深等。

由于对国民党的执政理想、方针以及对国家政策等等的不同见解，国民党民主派与蒋介石充满矛盾。

国民党民主派的政治态度与蒋介石集团有着根本不同。

他们在长期的斗争中，始终坚持抗日反蒋的立场，并深受蒋介石的打击与迫害。

但是在西安事变中，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在面对因蒋介石被扣留而异常混乱的时局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做出了与中国共产党相似的选择。

出于民族大义, 也是由于对当时的局势的深刻而清醒的认识, 国民党民主派在西安事变之前就已实现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思想转变。

因此他们能在西安事变爆发后迅速做出反应。

国民党民主派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 他们能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 摒弃个人恩怨,在时局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就开始为“释蒋、保蒋”，制止内战而四方奔走。

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国民党民主派在社会各界的奔走联络，世人真正地了解了西安事变的缘由，使社会各界由原来的惶恐状态、以及对张杨二人的误解，变为后来的支持、并期望之和平解决的明朗态度。

在这一点上，中共方面是做不到的。

日本人与国民党亲日派乐于见到这种混乱的局面，并希望因此而请在德国养病的汪精卫回国执政，亲日派更是极力鼓动黄埔军官以飞机轰炸西安，企图炸死蒋介石、引起内战，使日本侵略者的阴谋近一步得逞。

如果没有民主派、亲美派的共同牵制，那么社会局面就会大不一样。

一方面，为了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宋庆龄、何香凝等通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联合其他个人、团体，发表通电，表示拥护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八项救国主张，“希望全国同胞万众，精诚团结，以挽危亡”【8】；另一方面，冯玉祥将军尽力压制亲日派，并告诫西安方面“务必保证介公安全”。

事变后期宋庆龄又通过秘密渠道帮助中共代表潘汉年到南京与宋美龄谈判，通过宋美龄使蒋知道“南京戏中有戏”，促使蒋介石下定决心同意联共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巴黎《救国时报》上也发表宣言，提出“停止内战, 一致对外”等五项主张，支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国际上明确表明张扬二人的立场。

国民党民主派以自身特殊的社会地位，有力地维护了当时时局的稳定，促进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7】张颖，潘敬国，《国民党民主派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贡献》，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12月第21卷第4期；
【8】救国会，救国会等十七团体通电，【N】.解放日报，1936-12-15；
（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国际因素
由于不同侵略者在中国所获利益不尽相同，因而在面对西安事变时，各国的态度也是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首先，美、英等西方国家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一方面，日本侵略华北损害了美英等国的在华利益。

所以，西安事变发生后，两国对该事件的发展状况密切关注，不希望日本借此而近一步侵吞中国。

此时，各国使节也纷纷介入事变当中，力争局势向着有利本国的方向发展和缓。

在他们看来，张扬的八项政治主张“无非是要求抗日，是完全可以妥协”【9】。

随后积极策划做过孙中山、张学良顾问，此时已改任蒋介石顾问的澳大利亚新闻记者端纳以调停使者的身份出面活动。

因此端纳的西安之行“表面上虽是出于宋美龄的央请，实际上却是本着英、美旨意行事的”。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一定程度上说，与端纳的从中斡旋有着很大的关系。

由于他先后作过张学良和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并与他们交往很深，深受信任，因此也只有他才能成为冲突双方都能接受的调解人，成为“世界上唯一得以通过来到这里西安的人”【10】。

到达西安后的端纳周旋于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对蒋晓以利害，耐心开导，终于使蒋介石的态度开始转变，张、蒋矛盾由紧张渐趋缓和，能够心平气和地谈论抗日问题，为最终和平解决事变奠定了一块基石。

随后端纳又于12月20日和12月22日先后两次陪同宋子文和宋美龄飞赴西安，终于促成了西安三方面与宋氏兄妹的和平谈判。

在此期间美、英于经济上也给蒋介石政府以极大的支持：英国汇丰银行应孔祥熙、宋子文的请求，帮助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对黄金、外汇实行无限制兑换，使事变当时的上海金融市场得以保持稳定，不至于因经济混乱引发更大的政治、军事危机。

不过，说到底，英美两国在西安事变中对于中国的帮助本质上还是出于对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

但是它却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日本武力解决西安率变的阴谋从反面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日本企图“利用该兵变, 以谋求对华政策之推进”【11】。

为此，12月14日，日本驻华总领事须会见南京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要求中国政府“不得对西安事变做出任何损害日本利益的解决。

”【12】17日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称，只要南京政府“反共防共”，日本将“不惜给以援助”。

日寇借西安事变制造混乱、趁机灭亡中国的用心已昭然若揭。

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日本侵华阴谋的败露，南京国民政府统治集团内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主和派逐渐占据上风。

主和派的核心人物、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正是抓住了日本企图借西安事变加快侵华步伐这一致命要害, 积极奔走, 强烈呼吁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性。

蒋介石也由
【9】祝中侠，《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国际因素》，池州师专学报，2001年2月，第15卷第1期；
【10】《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第334页；
【11】《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0年出版；
【12】《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0年出版；
此意识到南京的实际情况，因此态度大转，同意了张杨二人的政治主张，及早地以和平手段解决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 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事件的分析则与中共迥乎不同。

两方面一致认为“张是日本人的走狗，抓蒋介石是为了适应日本人的需求。

”【13】苏联政府一贯轻视中共而对蒋介石领导中国抗战的能力十分迷信：中华民国的执政党是国民党，蒋介石掌握有几百万军队和国家政权，并且得到英美的同情和支持，是未来中日战争中起决定性的力量；而中共只有几万弱兵在偏僻贫瘠的陕北，“既没有力量，又得不到英美的同情与支持，更不能在未来的中日战争中对苏联有什么帮助”。

【14】由于对蒋介石寄予厚望，所以当西安事变爆发，张杨兵谏扣蒋时，苏联政府对此十分恼怒，并出言谴责，要求张杨二人“主动释蒋”；而且苏联方面对于曾经在九一八事变中面对日本人侵略却未曾抵抗的张学良印象极坏，认为张是完完全全地亲日派。

苏联甚至认为西安事变“实际上是日本的阴谋”。

所以，虽然在西安事变中，共产国际大体方向上（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避免内战发生）的判断是正确的，但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和对张得武断判断，其对事变的预判及指导方向是完全错误地，完全从自身的角度考虑，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反省的。

（六）、小结与感想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为了民族大义，为了停止内战，为了全民族一致对外抗日而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

周恩来在后来评价道：张杨二人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两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不惜牺牲自己的自由和性命，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使全国上下结成了抗日爱国统一战线，开始全面抗战。

西安事变，作为抗日战争形式、乃至民族命运转变的重要枢纽，其和平解决实乃人民与民族之幸事。

参考文献：
[1]李蓉，《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18页；
[2]王祝福，《对一二九运动与西安事变相互关系的两点认识》，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6月，第24卷第一期；
【3】《一二九回忆录》，第一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页；
【4】《张学良开口说话》|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9页；
【5】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北京：中华书局，1980.51.；
【6】张丽荣，《也谈张学良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北方工业大学学报，1999年6月第11卷第2期；
【13】《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301页；
【14】陈铁生，张霖，《共产国际反对西安事变原因探析》，天中学刊，1997年8月，第12卷增刊；
【7】刘艳华，《从分起到一致------中共高层领导解决西安事变意见透视》，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月，第28卷第1期；
【8】张颖，潘敬国，《国民党民主派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贡献》，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12月第21卷第4期；
【9】救国会，救国会等十七团体通电，【N】.解放日报，1936-12-15；
【10】祝中侠，《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国际因素》，池州师专学报，2001年2月，第15卷第1期；
【11】《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第334页；
【12】《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0年出版；
【13】《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0年出版；
【14】《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301页；
【15】陈铁生，张霖，《共产国际反对西安事变原因探析》，天中学刊，1997年8月，第12卷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