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

第九章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

第一节、曹丕的《典论·论文》

《典论》的《论文》这一篇是我国现存第一篇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专论，它对我国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发展都有积极的影响。

建安时代，由于政治社会状况及时代思潮的变化，文学创作非常活跃，文学创作的自觉精神有显著的提高，再加东汉桓灵之世品评人物的清议风气的影响，品评文章的风气也逐渐形成。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在这种风气中产生的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

《典论·论文》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四点：

其一，肯定了文学的地位，他不像汉朝的帝王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为“博弈”，而是对文学的意义和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论文》认为“文章经国之大事，不朽之盛事”，把文学的地位提到了有助于治理国家大业的高度。并且鼓励文人们更积极地创作，希望他们不要“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这是很有远见的。他这一论点集中而鲜明地表现了建安时代作家的创作自觉精神，对文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二，强调作家要有自己独立的个性和风格。认为“文以气为主”，曹丕所说的“气”，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独特的风格。又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刘，巧茁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也就是说创作的个性和风格，从形式上是学不到的，必须靠自己平常修养。他以清浊为形容，以音乐的引气巧拙为比喻来看。东汉清议论人的品性有清浊之分，所以论文也就“清浊有体”了。才有巧拙，性有清浊，所谓“孔融体气高妙”，“公斡时有逸气” (《与吴质书》)，就是指他们的文章中表现了清高、俊逸的才性。他讲文艺重视清高、俊逸，和后代批评家所说的“建安风骨”的观念正是相通的。气的概念虽然不确切，但是他所探索的问题却接近我们所说的作家个性和风格的问题。文气观点的提出正反映了建安文学向个性化发展的析趋势。

其三，将文学体裁区分为四类，并对每一类的特点都加以了说明，他说：“夫文本同而末异，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并说“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其虽未明说“本”的意义，但指出了文体四科互相区别的特点，也就为各体文章的创造和批评找到了一个初步的客观的标准。而“诗赋欲丽”一点，更显示了建安文学渐向词采华丽发展的新风尚。

其四，讨论了从事文学批评的态度。反对“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反对“闇于自见”与“文人相轻”。并用“审己以度人”的态度分别指出了建安七子在各体文章创作上的长处和短处。

曹丕这篇《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不是单纯根据个人主观爱憎来评论文章，而是有意识地去探索并企图解决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共同的问题。尽管他对这些问题所作的答案还比较简单，但是他启发后来的作家批评家们继续探索解答这些问题的先驱功绩是应该肯定的。后来的陆机、刘勰、钟嵘正是沿着他所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的。

第二节、陆机的《文赋》

陆机的《文赋》是文学批评史上一篇重要的作品。从建安到西晋，文学创作有了很大的变化，文学批评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陆机《文赋》论十种文体的风格特征，显然比曹丕的文体四科区分更细密，标准也有所不同了。他说：“诗缘情而绮靡”，明确地肯定了建安以来诗歌向抒情化发展的方向，比曹丕“诗赋欲丽”的提法更进了一步。“赋体物而浏亮”，也是离开汉赋典重宏丽的传统而标举了魏晋小赋的新风格。“论精微而朗畅”，也反映了太

康时代玄学盛行的新风气。总的来说，陆机论文体比曹丕更重形式的轻巧绮靡，这鲜明地标志了西晋文风和建安的不同。

陆机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总结前人创作经验，讨论写作技巧，所以在《文赋》里善于创作和艺术技巧的讨论很多。它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论述了文学创作的过程。作家在观察客观事物是或阅读古代典籍的时候有的感触，便产生了创作的冲动，然后进入构思阶段。也就是说，创作冲动是从两个方面来的：或是由观察客观事物，产生了冲动；或是阅读古代的典籍有了感触，有了心得，产生了创作的冲动。这是创作的第一步。有了创作的冲动以后，就进入了构思阶段。构思阶段完成以后，就进入分段布局、遣辞造句的功夫。如文中所说，当作家“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产生了创作动机以后，就进入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的构思的过程。直到“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沉辞浮藻，联翩而来，算是作到“意”能“称物”了，这才进入“选义按部，考辞就班”的阶段。“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易难”，说明选义考辞工作的复杂和曲折。“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又指出立意和选辞之间有先后主从的关系，不能本末倒置。所谓选义考辞，正是为了作到“文”能“逮意”。从这些生动的描述中可以看到陆机的确是窥见了才士们创作上用心的甘苦。

其二，探讨了写作技巧，主要是修辞的技巧。比如提出了辞意双关、运用警句以突出主题、独创新辞、以精美的词句来调齐文章平庸的问题。并提出写作时经防止五种弊病：篇幅太小，不足成文；文辞美丑不谐；辞浮情虚；迎合时好，格调不高；过于质朴，枯燥无味。

其三，分文体为十类，并且各指出其特点。其中他把诗和赋分成两类，并且指出“诗缘情”的特点，这就比曹丕关于文体四科的区分进了一步。他概括十类文体，有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郎畅。奏平徹以闲雅，说炜晔而譎狂。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读其论，悦其思。

此外，他又详细地研究了立意、修辞的问题。他从积极的方面指出了在“文繁理富”情况下“立片言”为“警策”的必要；指出了立意和遣言，应该“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努力创新，反对“伤廉”、“愆义”的因陈抄袭。从消极方面，他也指出了创作中常见的“唱而靡应”，“应而不和”，“和而不悲”，“悲而不雅”，“雅而不艳”等等的毛病。这些论述中虽不免有琐碎枝节的地方，但是他的确也总结了自建安(特别是曹植)以来创作中积累的一些新的经验，这也是曹丕《论文》中没有涉及的问题，很有积极意义。但是他的立意修辞总的主张是“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又说明他恰恰忽视了“建安风骨”这个更宝贵的传统。应该说明，他所谓的“会意尚巧”，是指如何巧妙地表达内容，而不是追求内容的高尚、深刻、丰富、充实，因为求内容的高尚深刻，绝不是一个巧不巧的问题。

总之，陆机的《文赋》提出了文学创作中许多新的问题，总结了不少创作的经验，在古代的文学理论里是一篇重要的论文。可是因为陆机忽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所以不能够圆满地解释文学创作中的一些根本问题。

第三节、刘勰的《文心雕龙》

刘勰（约465-约532），字彦和，东莞人。刘勰出身下层士族，家庭贫困，早年依僧人而居，深受佛教影响，通晓佛经。入梁后为奉朝请，任萧统东宫通事舍人，故世称刘舍人。其所撰《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伟的文学批评著作，一共有五十篇，包括总论五篇，论“文之枢纽”，是全书理论的基础。文体论二十篇，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对主要文体都作到“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其分体的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