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兴起与发展

词是一种和乐歌唱的诗体，因为它与音乐密切相关，所以在唐代被通称为曲子词，词是后期的名称，此外它又叫诗余、乐府、长短句等。

词是随着燕乐的广为流传而兴起的和乐歌诗。宋人王灼《碧鸡漫志》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王灼此言概括了词发生发展的大致过程。这里所谓“曲子”就是指隋、唐时期流行的西域音乐——燕乐，曲子词主要是用来配合燕乐的。

南北朝以来，由于军事活动、商业活动、文化交流等原因，西域音乐逐渐流传到中原地区。这种音乐经常在宴饮时演奏，被称为宴乐或燕乐。词语燕乐的曲调配合演唱，先采取“选词以配乐”（元稹《乐府古题序》）的方式，而隋唐以来的近体诗，其整齐的句式与新声曲谱很难协调，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开始时或加和声，或杂虚声，或添泛声，后又经许多乐工、伶人以及诗人的努力探索，采取“因声以度词”（元稹《乐府古题序》）的方法，以参差不齐的句式与乐曲配合，这样，词体就在诗体嬗变的基础上确立起来了。词的参差句式，是律化了的参差诗句，词，就是依声填词的和乐歌诗。

词最早产生于隋代，起源于民间。词的初创阶段，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些词反映社会动乱、民生疾苦，有些词反映市民生活和男女爱情，等等。虽在格律上还不够严格，艺术上也有粗糙之处，但是风格质朴，语言清新。在敦煌发现的曲子词，是现存最早的唐代民间词，大量的民间无名氏创作保留了词的原始面貌。

唐代的经济文化繁荣促进了词的产生与发展。唐代政局统一，经济发达，城市繁荣，交通便利，促进了南北文化融合与交流；唐代官僚地主、豪门富商讲究享乐，管弦笙歌流行，歌楼妓馆出现，涌现出许多乐工歌伎，他们传播燕乐，歌唱曲词，促进了词的广泛流行。

随着民间词的逐渐兴起和广泛流行，，词这种体式也吸引了文人的注意。文人次产生于盛唐以后，相传李白曾作《菩萨蛮》、《忆秦娥》，唐玄宗有《好时光》。中唐时期，文人学习民间词，创作了一些优秀作品，著名作家有张志和、韦应物、戴叔伦、白居易、刘禹锡等。

晚唐五代，曲子词繁荣发展，并且走向成熟。晚唐诗，依声填词形成风气，词家众多，而且出现了温庭筠、皇甫松、司空图等以词名世的大家，大量词作问世，词的艺

术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总之，晚唐词人很快把词推向成熟，使词脱离了民间曲子词和早期文人词的初创状态。但是词的题材内容却由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逐渐演变为反映男女爱情的一角，苍劲雄浑的作品减少，清新质朴之作也不多见，而柔靡绮丽逐渐成为词的主要特色，使词脱离了民间曲子词和早期文人词在内容和风格上广阔与多样，词的这种发展趋势，与晚唐社会现实密切相关：晚唐社会黑暗，矛盾激化，李唐王朝摇摇欲坠，知识分子失去盛唐时代的奋发精神，一些人消极颓唐，混迹秦楼楚馆，征歌逐舞，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文人生活领域的狭窄，以及他们与秦楼楚馆的关系密切，使他们的词作内容多为描写女人的离愁别恨，而风格也趋于绮靡，从而使词的发展走上狭而深得道路。晚唐最著名的词人，也是唐代些词最多的词人是温庭筠，其词色彩浓艳，词藻华丽，词风软媚。温词对五代词的发展与两宋婉约词的发展都产生很大影响。

五代虽是一个战乱频仍的年代，但西蜀和南唐两个政权却因偏于一隅而维持着较安定的局面。由于统治阶级的爱好、提倡及歌舞笙妓的享乐需要，在西蜀与南唐各自聚集了一批文人作家，形成中国词史上著名的两个词坛——西蜀词坛和南唐词坛。这两个词坛都受到晚唐词风的影响，因此词的内容相近，风格相似，都是晚唐词风的延续。五代后主赵崇祚集录了温庭筠及西蜀文人共十八家词五百首，编为《花间集》十卷，成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词集。这十八家词风格大体一致，后世因称为花间词人。南唐冯延巳开始由偏重描写转向偏重抒情，李后主沿着以词抒情的道路在向前走，终于使词成为个人抒情的方便形式，使词取得类似抒情诗的地位，其词标志着“伶工之词”向“士大夫词”的转化。

由于晚唐五代男女爱情相思题材及浓艳词风的盛行，尤其温庭筠及花间词的影响，使次成为“艳科”，并在文学史上形成“诗庄词媚”、诗“言志”词“缘情”的传统。

唐五代词，在艺术上已很成熟，到了北宋，不仅词的内容有所开拓，艺术上也有很大发展，使词的创作达到高峰，成为宋一代文学的代表。

北宋开国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出现了所谓“百年无事”的相对安定时期，经济得到发展，城市也恢复了繁荣。这时官僚、士大夫过着富贵享乐的生活，他们需要歌舞以佐清欢，广大市民的文化娱乐需要也不断扩大，于是出现了茶楼酒肆醉酒欢歌、秦楼楚馆竞作新声的局面。作为和乐歌唱的词，恰好用来“娱宾遣兴”，于是词的创作在宋初一时兴盛起来。

北宋初期的词，仍受唐

五代词影响，上承南唐遗绪，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南唐冯延巳词作为“娱宾遣兴”之用，词风典雅雍容，这非常适合北宋官僚士大夫的口味。以晏殊、欧阳修为首的宋初文人词多是一些宴饮歌乐之余“聊陈薄技，用佐清欢”（欧阳修《采桑子》题序）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贵族士大夫闲适自得的生活及流连光景、伤感时序的愁情，习惯于选择近乎诗体的词调来填词，多写即景抒情的短调小令。

柳永失北宋词坛的改革者，其词标志北宋词发展的一个转折。他熟谙音律，从民间流行的新乐曲中汲取营养，并成功地将六朝小赋的铺叙技法引进词的创作中来，创作了大量篇幅较长、容量较大、句式参差不齐、变化不拘的长调慢词，即所谓“变旧声作新声”（李清照《论词》），从而完成由小令向长调的转变，为后人词的创作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柳永还善于使用极其生动的俚词俗语描写市井生活，建立起俚词阵地，把词由士大夫阶层引入市井，“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虽然他着重写妓女和浪子，反映的只是市民社会里病态的一角。总之，柳永为宋词的繁盛奠定了基础。

但北宋前期的词不论是晏殊、欧阳修、柳永或其他词人，不论雅词或俚词，不论反映的是士大夫或是市民的精神面貌，都没有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靡靡之音”充塞了整个词坛，风格始终是柔弱无力的。及至北宋后期的秦观、李清照，仍以婉约为宗。

真正突破“词为艳科”、“诗庄词媚”的藩篱的是苏轼。南宋胡寅《酒边词序》说：“及眉山苏轼，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苏轼突破词的传统规范，在内容上“以诗为词”题材广阔，凡诗文所能写的内容，都可以入词；在用调上，引进不少慷慨豪放的曲调，如《永遇乐》、《水调歌头》《念奴娇》等等。以词来抒写豪情状态，展示宏阔境界。苏轼还创新词律：他不愿以内容迁就音律，固然要打破词在音律方面过于严格的束缚。这种突破，有利于使词摆脱对音乐的附庸地位，而成为独立的诗体。苏轼的改革，使词具有较前宽广得多的社会功能，具有与诗同样的言志咏怀作用。在他之前，虽然有范仲淹等少数词人及词作曾表现出悲凉慷慨、雄浑豪放的词风，但他们的作品极少，有如惊电划空，转瞬即逝，未能造成应有的影响，而“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苏轼从内容到形式都突破词的传统传统规范与束

缚，扩大词的题材，开拓词的意境，创新词律，开创了豪放词风，为词的发展开拓了一条崭新的、宽阔的道路。词从苏轼起，便有婉约和豪放两大派别。

然而可惜，苏轼这一改革在北宋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并成为风气，他的“以诗为词”及不协音律曾遭到过很多人的非议。苏门词人不少，豪放词却不多，。秦观是苏门词人，风格却与柳永接近，词律工巧，词境凄婉，使北宋婉约词的典型。

北宋末年，卞京词坛被歌功颂德和点缀生平的应制词、征歌逐醉的颓靡词、无聊的应酬词所充塞，徽宗崇宁间，建立音乐官署大晟府，以周邦彦为提举，会集词人乐师讨论古音古调并创制新乐，依其体格填词，北宋词坛，从柳永、秦观到周邦彦，一脉相承的倾向很明显，那就是：文人词所走的道路越来越形成格式化。而周邦彦正是以高度形式格律化而成为北宋末年“婉约派”的“集大成”者。

周邦彦在柳永之后，又将长调慢词的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周词比起柳词来在铺叙的手法上，更加追求回环、曲折、错综、变化的艺术美，不想柳词那样平铺直叙；在语言运用上，更加追求富艳精工、蕴蓄高雅的艺术美，不象柳词那样尘下俚俗；在音律调配上，他精通音律，辨析入微，更加规范，更加追求慢声促节、繁会相宜的艺术美，不象柳词那样单调而少变化；在言情体物方面也更为工巧，开了用长调咏物的风气。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提高、一种进步，而这种提高与进步，正好符合上层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因而在他们的眼中，周邦彦便超过了柳永、秦观，而成为词坛的泰斗。但是周邦彦这些艺术技巧上的成熟决不能掩盖他的作品内容的空虚、贫弱。它是宋徽宗朝的供奉文人，在音律和文学上主要致力于粉饰表面繁荣太平的景象，以满足统治阶级和中上层市民声色上的需要，这就规定了她的词必然脱离现实、缺乏思想内容，必然追求形式格律。不仅周邦彦如此，所有供奉文人都如此。北宋末年，一般士大夫也都耽于逸乐，逃避现实斗争，形成普遍的堕落风气，不论词坛或诗坛，都产生了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这时期的词坛，显然是随着北宋的末运而趋于没落。

周词思想内容虽然没有新鲜生动的东西，但他在审定词的音律、提高磁的艺术技巧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开南宋姜夔、吴文英为代表的格律词派的先河。

南宋社会政治的变化使词风为之一变。中原沦陷和南宋偏安的历史巨变，使统治阶级知识分子的繁华梦被粉碎无余，稍有头脑的文人受此冲击而使词风有所改变也是很自然的。似柳永那种“羁旅形役”的愁思、“偎红倚翠

”的柔情以及“百年无事”的成平景象暂且引退，作品的社会意义增强了。李清照本强调音律，崇尚雅丽，标举情致，提出词“别是一家”，以婉约为宗，是一个工于写别恨离愁的闺阁词人，南渡后，其词常把国家的灾难于个人的不幸结合起来叙说，渗透着故乡古国之思，作品的格调提高了，。朱敦儒本以高士自许，一心一意唱他的“插梅花醉洛阳”（《鹧鸪天》），南渡后，却发出“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水龙吟》）的感叹。向子諲把他的词分为《江北旧词》和《江南新词》两部分，前者限于抒写自己在政和、宣和间闲情逸致的生活，后者则在某些词中寄寓了深厚的家国之感。

然而，这些只是反映了士大夫阶层消极颓丧的情调，与人民大众坚决抗敌的爱国思想相一致的，是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词人。

辛弃疾继承和发扬了苏轼的革新精神，进一步扩大词的题材内容，提高词的表现艺术，爱国思想与战斗精神成为他词作的主旋律，他还在苏轼“以诗为词”的基础上，进一步冲破词的格律，“以文为词”。坚决的抗战决心、强烈的爱国热情、顽强的斗争精神以及豪迈的英雄气概，确立了辛词的基调，恢宏的气势以及议论风生的散文化笔法使辛词在南宋词坛上独树一帜，从而把苏轼开创的豪放词推倒一个新高峰。以辛弃疾为首的豪放词派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汇成了南宋词坛一支振奋人心的主流，一直贯穿整个南宋。

另一方面，南宋中后期，逐渐形成宋、金对峙的局面，南宋朝廷长期在主和派把持之下，苟安于江南一隅，沉溺于享乐生活，醉生梦死，不思恢复，并且粉饰太平，以麻醉人民。笼罩在这种社会氛围里的词风，必然滋长着形式主义的倾向。姜夔、吴文英、史达祖等，是依附于统治阶级以布衣清客身份出现的词人，他们承袭周邦彦的词风，刻意追求形式，讲究词法，雕琢字面，推敲声律，在南宋后期形成一个代表南宋士大夫消极享乐思想及其情韵的格律词派，姜夔精通音律，能自度曲，。它的词受周邦彦的影响很深，典雅秀丽，清新空灵，意境高远，组织精密，语言精炼，音律谐美，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词到姜夔手中，是艺术形式达到“及其工”（朱彝尊《词宗·发凡》）的程度。姜派词人崇尚雅词，反对俚词，把作词作为反映士大夫阶层闲逸、风雅生活的工具，追求远离现实的一种境界、孤芳自赏的雅人风度、沉醉声乐的闲情逸韵，因此他们的创作圈子便显得很狭隘，多以咏物见长，缺少社会倾向性。但他们作词严肃认真，反对游戏态度和油腔滑调，不写艳词秽语，

不同于轻靡浮艳的形式主义作家，而形成“清空”、“骚雅”的风格。

总之，词是随着燕乐的传入由诗体嬗变演化而来，产生于隋唐之际，在晚唐五代迅速发展成熟，并开始形成浓艳柔媚的传统，北宋时期，词的创作步入盛期。北宋词承前启后，进一步繁荣发展，完成了小令定型，并转向长调，词踢大备，出现了婉约和豪放两大词派，题材广泛，艺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南宋词发展到高峰：豪放派以其鲜明的现实内容及宏阔的意境唱出时代的最强音，成为词坛的主流；格律派继承婉约派的传统，使词的艺术达到“及其工”的地步。至此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跻身于中国文学之林，取得了同诗歌、散文、同样的地位，并成为宋一代文学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