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五千年观后感3

本集的主要内容是重构汉字在空间上的扩展历史。

汉字在黄河中游一代形成之后，随着中华文明的延伸，开始在地域上扩张。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汉字在亚洲地区形成了一个面积空前广袤的文化版图。这幅汉字版图包含着中华文明的两个基本特点：第一、中华民族追求文化上的优越感远远大于追求政治上的强势，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远远大于它的侵略性。当中华文明进入自己的黄金时代的时候，在她的带动下，她周边的大多数民族也相继进入了自己文化的黄金时代。

第二、中华文明自身越强大，自己就会越宽容。这种态度，无论是对内在历史还是对外部世界都是一样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甲骨上的文字是人们对汉字认知的源头，令人震惊的事实被发现的同时，更多的未知也走向人们面前，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文明无法找到关于商朝疆域的详细记载，只能借助甲骨文字中的只言片语和文化面貌的类比，大致描摹出它的轮廓。

周原甲骨和殷商甲骨文相比，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殷墟甲骨，各期的文字不太一样，但是没有像周原甲骨文这么小的，有的小到了用肉眼看不到的程度，所以学者们有称它为中国最早的微雕。尽管如此，它整个的文字系统来讲，还是承袭了商代甲骨文的系统。

事实上，浇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是与甲骨文同时期的文字，在周原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上的铭文，同样能够说明成熟于商的汉字已经从黄河的中游，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一带掩饰延伸到了它的上游，也就是陕西的渭河平原。

众所周知，甲骨文是用来记录占卜内容的工具，占卜之后，所有刻有卜辞的甲骨都秘不示人，作为王家档案保存起来，再堆埋在窖穴之中。长期以来，考古学界认为，甲骨文是商王室独有的文字，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王权。而王室以外的人，甚至包括许多方国的首领，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甲骨文。

那么，距离商朝都城千里之外的周原，为什么会有甲骨文呢？这件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青铜器，叫做“利簋”【利簋西周】，在它腹内底部铸有三十二字的铭文，就是这短短的三十二个字，却记录了三千年前的一场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大决战。也就是牧野之战。

牧野之战，又称“武王伐纣”，[1] 是周武王的联军与商朝军队在牧野（今河南省淇县南、卫河以北，今卫辉市境内）进行的决战。由于帝辛（商纣王）先征西北的黎，后平东南夷，虽取得胜利，但穷兵黩武，加剧了社会和阶级矛盾，最后兵败自焚，商朝灭亡。故《左传》称：“纣克东夷而损其身”。牧野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先发制人的著名战例，也是中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它终止了六百年的商王朝，确立了西周王朝的统治，为西周时期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牧野之战中所体现的谋略和作战艺术，也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2]

随着时间的推移，牧野之战也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神秘的面纱。当时的记录下，帝辛尚不失为一个有严重缺陷的英雄人物，然而到了后世，“纣王”却成了荒淫无耻、残暴不仁的昏暴之君，被泼上了越来越多的污水。与之相应，牧野之战这场“血流漂杵”的征服战争，也就成了吊民伐罪的反抗暴政的正义之战。在后世儒家的传说中，周军“前歌后舞”，没有杀一个人，

没有流一滴血，商朝就自行崩溃，在人民的拥戴下，武王登上了天子的宝座，从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天下太平。当然，这样的神话，在后世仍然一场又一场地上演，不过再也没有像牧野之战这样成功的了。

事实上，浇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是与甲骨文同时期的文字，在周原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上的铭文，同样能够说明成熟于商的汉字已经从黄河的中游，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一带掩饰延伸到了它的上游，也就是陕西的渭河平原。除了殷墟和周原之外，在当时中国更广大的区域里，还能找到汉字的踪迹吗？回答是肯定的。2003年3月17日，山东大学考古队进驻大辛庄商代遗址，从第三天开始，一片片刻有文字的甲骨破土而出。这些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和金文如出一辙，看不出丝毫的地方特色。在殷墟发现，震惊世界一百零四年后，商代甲骨文再次成为【甲骨文山东大辛庄出土】世人瞩目的焦点。【大克鼎西周】青铜器（Bronze Ware）是由青铜合金（红铜与锡的合金）制成的器具，诞生于人类文明时期的青铜时代。

青铜器在世界各地均有出现，是一种世界性文明的象征。最早的青铜器出现于6000年前的古巴比伦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时期雕有狮子形象的大型铜刀是早期青铜器的代表。青铜器在2000多年前逐渐由铁器所取代。

中国青铜器制作精美，在世界青铜器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和艺术价值，代表着中国4000多年青铜发展的高超技术与文化。

最早的青铜器出现于6000年前的古巴比伦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时期雕有狮子形象的大型铜刀是早期青铜器的代表。

在中国，距今5000-4000年，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纪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

中国的青铜器主要指4000多年前用铜锡合制的青铜器物，简称“铜器”。包括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出现并流行于4000年前再到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秦汉时期，随着陶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考古资料来看，中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视的原因之一。

楚地由于位处江汉及汉淮之间，北方的华夏语、西方的藏缅语、南方的苗瑶语和东南的壮侗语都在楚地接触和交流，所形成的楚语自然是吸收了多种语言成分而词汇丰富多彩、音声别具一格的方言。楚国语言属华夏语言系统,在语音、词汇上具有较多的自身特

点。公元前666年,楚令尹子元率军伐郑,郑无备,“县(悬)门不发”,子元惊疑,“楚言而出”,说：“郑有人焉。”可见,楚人操“楚言”,与中原各国及其他地区是不同的。孟子曾用南蛮[鸟决]言这个比喻,形容楚人语音的奇特难懂。但中华文化是各地先民共同创造的,彼此交流融汇,故各地语言既相异又相通。楚人既操楚言,又能说华夏之语,不影响楚国和其他各国的交往。

见于文献记载,楚言词汇不少。最突出的一例,是《左传·宣公四年》谓令尹子文原名为斗谷于菟,并说：“楚人谓乳谷,谓虎于菟,故命之曰斗谷于菟。”。春秋以后,随着各地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各族人民相互学习,彼此促进,楚国成为南方各族的融合中心,在语言上,楚人也起着沟通夏夷、消除隔阂的作用。在扬雄《方言》中,楚与魏、卫、宋、郑、韩,吴、齐、巴、秦之中的某一地区共有的方言词汇约70个,其中与吴共有者占了一半以上,反映楚、吴方言比较接近。

文字,在人类文化史上是发蒙启昧的关键,是一个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楚文字承袭商周古汉语文字,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环境诸方面的影响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字风格,具有较强的地方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