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18期《半月谈》新农村建设起步了,可村里人太少了

2011年第18期《半月谈》
乡村新观察之一
新农村建设起步了，可村里人太少了
编者按：近代以来，工业文明席卷中国，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治理方式受到巨大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乡村治理转型，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挑战。

近年来，乡村的变化更是不断加剧、加深；延续了数千年的农业税取消，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开始获得政府补贴；程式化、工业化、加速发展，农民大量进城；农村徒弟被大面积征用，招商银子在给地方带来发展的同事，也使得污染下乡，利益纠纷增多……这些变化，正在深刻改变着乡村治理的基础。

在不少农村地区，改变所引发的治理失效，为矛盾冲突提供了土壤。

在加强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的大背景下，适应乡村的新情况、新变化，调整、转换乡村治理方式，实现乡村善治，显得尤为迫切。

当前，在探寻新乡村治理方式的过程中，尤其应该深刻认识到，仅仅依靠对农民多予少取的惠农鞥侧，并不能完全有效地化解乡村矛盾；乡村的发展方向、存在形态也不可能完全以城市社区为模版。

所以，我们提出新乡村治理，就i是要在过去一些好的乡村治理政策措施的基础上，探讨乡村治理改革的新事业、新思路、新途径，以筑牢国家稳定之基。

一场秋雨，让吕梁山上的核桃树、早熟等，显得更加青翠，即将成熟的过失，寄寓着农家沉甸甸的希望。

开车形式了十几里山路，来到吕梁山深处山西省临县玉坪乡玉荐村所辖自然村——长青村时，已是下午4点。

打开车门，入眼处阡陌纵横，一派初秋风光。

然而，与以往儿童喧闹玩耍、鸡犬悠然觅食的村庄不同，长庆村被笼罩在一种深深的寂静之中，散建于删减、坡上的一些农家窑洞，有的已经破落坍塌，洞前的院落有的已被种满了作物。

清冷的秋雨中，作物的升级和村长的寂静，给记着留下了极其深刻的音响。

在同来的当地干部指引下，记着找到了长青村53岁的支书刘晋福。

老刘正在家里吃饭，按照山里人的习惯，这是当天的第二顿也是最后一顿饭。

刘晋福早年丧妻，平常和一直打光棍的二弟一起生活。

不过这一天，家里变得热闹起来——在市里打工的三地夫妇在中秋节前回来了。

刘晋福说，现在长住村里的有60多人，其中20多位是65岁以上的老人。

“年轻人只有过年过节才回来，也只有那时候村里才热闹点。

平常都是冷冷清清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见。

”说着，老刘轻轻地叹了口气。

靠近临县县城的城庄镇阳宇会村虽然地理位置优越，但也面临着与长青村同样的问题。

村干部马占奎说，平常留守在家的主要是小孩和60岁以上的老人。

阳宇会村是山西省新农村建设试点村。

记着在村里看到，村户间的道路都已硬化，道旁绿树成荫；广场上，篮球架、大戏台等问题设施一应俱全；学校、卫生室、便面店等公共设施齐全。

然而，即便已是上午10点左右，除了几个上午10点左右，除了几个上学的孩子、出门溜达的老人以及在便民店钱下象棋的几位村民，偌大的村子里再也看不见其他人。

72岁的村民高香莲对记着说：“新农村建设起步了，可村里人太少了。

”
寂静的村长、紧锁的房门、独居的老人……在山西吕梁山区的临县、静乐县以及太行山区的平顺县、武乡县等地农村曹方，记着不时能看到类似的场景。

数据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临县白文镇桐村共有1200多人，常年和临时性外出打工人员近800人；静乐县神峪勾乡大山头村在册人口220多人，实际常住人口只有11户29人，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平顺县虹梯关乡碾凹村在册人口近80人，常住人口不到20人……
在大山头村，随处可见村民常年外出后留下的坍塌窑洞，村里没有人声，不见人影，似乎只有那几条游荡的狗，还能证明这儿确实居住着村民。

这个行政村没有春季组织活动场所，没有问题活动场所，也没有卫生室。

村民看病、买日常物品都要不行4个小时的山路到20公里外的镇上。

几遍是平常磨面，也的用驴子驮到七八里外的另一个村庄。

等待剩余时光的耗尽，似乎成为留守的10余位老人的全部生活。

曾经被人们捧在手心、辛勤耕种的徒弟，随着青壮年老李外出以及留守老人年龄的增大，许多也已渐趋荒芜。

大山头村原有1200多亩耕地，现在村民耕种的只有100多亩。

远处的山上还能依稀见到耕地的田垄，知识如今已占满了数尺高的野草。

在阳宇会村，离村稍远一些的两三百亩更低现在也已荒芜。

一些村干部说，由于年轻人大都出去了，村里的公益事业很难开展，比如想搞道路硬化、亮化工程，基本找不到劳力。

刘晋福说：“我们也乡给村里干点实事，但老年人思想转变不过来，还有人说自己是要快死的人了，折腾那些事干什么。

发动不起来，出工不原意，出钱更不行。

”
养老也成了新的难题。

高香莲老人说，孩子们出去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过上更好的生活，也是为了让他们的孩子上根号的学校，有更好的前途，作为老人，当然理解，也支持。

这些年农村发展得挺好，老人们在家生活也很方便，知识想到将来还是有些担心。

“现在还能相互照顾，年龄再大点就不行了。

孩子在外挣钱，不可能回来照顾我们，村里乡里又没有养老院，到时候怎么办呢？”
乡村新观察之而
“农民现在进步了，可村干部的工作难度增大了”
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下午江苏海安胡集村54岁的老支书胡仁福有那么点“小郁闷”：村里修公路，工程队的人不小心将沿线村民家种的一下片黄豆毁坏了，双方闹起来。

胡仁福到现场做了半天工作，嘴都说干了，到傍晚猜勉强调解好纠纷。

“这种小矛盾在以往，村干部一句话就搞定了，现在居然要费这么大劲。

”老胡的情侣一时难以平复，边说边摇头，“你说这修公务也是为了村民处刑方便，村里为争取镇上支持不知费了多少心思，可到头来还得求着村民！”
胡集村是一个有5000多人的农业村，这几年道路建设跟不上需求，村民提出要修几条路。

村里没钱，让村民集资很多人又不肯；村两委打了很长时间报告，好不容易才得到得到镇里的扶持。

可自从今年7月道路开工，老胡和其他5名村干部就没少“求人”——修路设计农户拆迁，一些农户提出就是给补偿也不愿意拆，因为房子拆了不方便。

结果，到现在工程一直是断断续续的。

老虎的牢骚，不是个例，许多地方的村干部都有同感。

山东省章丘市旭升村支部书记术沛河坦陈，现在农民进步了，权利观念增强了，经济上也更加独立了，这本市好事，可村干部工作的难度因此大多了。

从山东平阴县城到东阿镇桥楼村时，已是下午4点多，汽车从柏油路拐进村里的土路，扬起一路灰尘。

迎接我们的村支书高德溪看上去很精神，但谈起村里的情况，他多少有点无奈。

“现在农村不好管了，各家过各家的日子。

村里5个干部，整天忙着治安维护和矛盾调解，再就是村民看病、孩子上学等事情，事情办不好村民会有意见，所以只能尽量争取让大家满意。

”高德溪说。

桥楼村施哥纯农业村，全村182户612口人。

住在村东头的谢秀芹说，她平常极少去村部，“就算有非常重要的事，也是路过村指数家时，顺道过去说一声就行了。

平时都不打什么交道”。

取消农业税，无疑是中国农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依次革新。

它所带来的，不仅有广大农民负担的减轻，还有农村社会生态的悄然变化，广大农村徒弟上的一个重要群体……村干部的权威，也伴随着“催粮要款”时代的远去而面临挑战。

在南京市江宁区的万安村，清瘦的村委会主任王叶刚猛吸了口烟，眨巴眼睛，向记着讲述了他当村干部16年的感受。

“现在与过去不同了，集中村民半个事真不容易，有时候还真得求着他们。

大到修桥修路，小到清理垃圾，都要给点报酬。

”王叶刚说，去年9月开工的长江引水工程，要求全村每6户一个水表，放置水表的斥资要安置在其中一户人家的房子边。

结果有两三户不统一安置，村干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找来与这几乎人家关系好的人做工作，最后才办成。

行走各地，记着深深感受到，中国的乡村如今所发生的变化，可谓前所未有——乡村再也不是宗族式的乡村、集体农庄式的乡村，也许，一个“散”字，可以道尽乡村社会生态的巨大变迁。

村庄散了。

很多地方尤其是东部，乡村合并早就了不少动辄数千人的超级大村。

村子大了，村民不知道村干部是谁，村干部也不知道村民住哪里。

人散人。

产业分工使得农村不再只有纯农民，还有工人、农民工、小商贩、企业家等等，他们与几层组织的联系不像以前那么紧密，乡间流行的语录是“有田有钱不靠你，不偷不抢不怕你，外出挣钱不理你，除了问题要找你，解决不好闹死你”。

经济纽带散了。

以往，“催粮要款”是村干部最主要的工作，也是一种权利，农村税费改革后，村干部由“收钱”转为“罚钱”，尤其是粮食直补等惠农资金如今都通过一卡通、一折通等直接发放到农户首重，农村干部与村民的经济纽带就更少了。

江苏太仓以为退休村主任感叹，税费改革是天大的好事，但现在农村工作缺少抓手，政府与群众、干部与群众之间关系相对比较游离。

一些致富能力不强、公信力不高的村级组织很难谈得上有凝聚力，更别说威信。

“人心不齐，修条路、办个厂什么都很难，出现矛盾后也不能很好地解决。

”
乡村新观察之三
“生活好了，邻里间却陌生了”
虽然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岳阳湘阴县管辖，但界头铺镇离长沙市区只有30公里。

宽阔笔直的公路两旁，是不是可以看到“对接大长沙”之类的巨幅广告，离镇上不到两公里的地方，已经划出了一大片区域，集中了一切从长沙市区搬迁过来的小厂。

从界头铺镇往金华村是一条乡间水泥路，路边稻田里的晚稻再过些日子就要收割了。

车型5公里左右，转个弯，一个小山塘边上，就是易志军的家。

“又是整整一年多没回来了”，走进屋里搬了把椅子，坐在家门口的樟树下，易志军叹口气。

易志军在长沙买了一套房，村里的房子平常只有父亲和小孩住。

10年前他外出打工，赚的钱越来越多，回家的次数却越来越少。

离家10年，村里的变化很大，而易志军感触最深的，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陌生感。

村里的房子越修越漂亮，水泥路也通到了各家各户，但儿时的朋友大多已园区，有的紧了城，有的到外地打工去了。

在村里，很多人见了面好像认得，却叫不出名字。

“这次回家是带孩子到城里上学，以后回来的次数会更少了。

”易志军淡淡地说着，预期中流露出一丝惆怅。

“村里人外出打工，确实比在家里赚得多，但也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同那么融洽了。

”村民易朝晖说，这几年，村里离婚的多了，大多数都是男人在外面赚钱后不要原来的老婆了。

“村里的老人都觉得这很不好，一下子出了好多陈世美。

”
58岁的易正春是易朝晖的叔叔，儿子在天津打工，媳妇和孙子跟着紧了城，女儿则嫁到了镇上，开了一家服装店，只有他和老伴一直在家务农。

老两口住的一幢两层小楼，显得空空荡荡。

“人和人确实疏远了。

”易正春说，以前每到农忙时节，四邻八舍都会互相帮忙，主家称肉打酒，忙完了农活，大伙聚在一起吃一顿饭、喝几杯酒，气氛很融洽、很快乐。

“现在不同了，邻里间互相帮忙的少了。

耕田、打药、插秧都得情人、雇工，一个工50多块钱。

”
湘阴县界头铺镇金华村知识全国许多乡村的一个缩影。

在湖南、江西等地农村采访时，记着同样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双重冲击下，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正在“陌生化”。

一些几层干部告诉记着，在来自城市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浸染下，传统乡村那种邻里守望、互帮互助金的纯朴乡风正逐渐消逝，农民的思想观念、省内或习俗正在向城市急剧靠拢。

“突出的表现在人情关系日益金钱化，社会关系逐渐陌生化，代际关系逐渐疏离化。

”丰城市袁渡镇政协联工委主任邹毛如说，现在要组织村民开个会很难，大家都忙着办自己的事，人都凑不拢，有时乡里组织村民们开个会，没有“误餐费”，好多人都不愿意来。

“经济发展了，一些农民的精神面貌却下降了，只讲个人利益，不讲集体观念。

”湖南省宁乡县道林镇农民杨跃进曾是宁乡县著名的减负组织者，发动过不少群众反贪减负。

如今，杨跃进是一名村民小组长。

“如今别说组织那么多人，组织几十个人修条路都很难。

”杨跃进说。

作为组里负责人，他多次想组织农民在组里修条机耕路，但有几个农民就是不同意，“本来路修好了大家兽医，但只要已提到出钱出力，许多人就死活不同意。

”
陌生的乡土、园区的详情。

在乡村行走，记着的胸中不时涌动一种淡淡的伤感。

也许现
代化的大潮下，传统的乡村终将园区，可在记着的心头，依然祈盼能看到袅袅炊烟，听到悠扬牧歌。

乡村新观察之四
地方经济发展了，有的农民利益却受损了
沈良发坐在村头，不时望一望身边正在建设的工地。

及其轰鸣声不绝于耳，这声音打破了村庄的静谧，也打破了他内心的平静。

现年57岁的沈良发是长江岸边安庆市宜秀区大桥办事处沙桥村农民，过去全家依靠2亩多更低维持升级。

5年钱，当地政府引进的一家企业落户村里，以每亩1万元的价格征走了他家1亩多土地。

前年，随着工业园区的扩展，有一家饮料企业进驻村庄，他家剩余的更低也以眉目1.28万元的价格被全部征走。

如今，全家8口人虽然都是农村户口，居住在村庄里，却已身无寸地。

“两三万元的征地款，只够一家人一两年的生活。

政府虽然帮助买了保险，但标准很低，男的年满60岁、女的年满55岁才能领取每月100元的养老金。

现在物价越来越高，这么低的养老金以后日子怎么过啊！”沈良发对记着说这番话时，脸上挂着几分忧郁。

失去土地以后，沈良发的孩子们拖家带口外出打工，在城市漂泊，而他夫妻二人只能赋闲在家，守着纯种的房屋。

“我们说是农民，没地；说是工人，没岗。

现在是农不农，工不工。

”
记着与村民攀谈了解到，这个村约有一半的徒弟被征收，不少家庭全部失去土地。

从沙桥村口方言看去，一边是现代化厂房和脚手架高耸的建设工地，一边是破落的村庄和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闲聊的农民。

当地以为干部表示，工厂的进驻改善了基础设施，带动了经济发展，还使得不少村民获得了就近工作的机会，真不明白一些人为什么要反对。

记着在采访中感觉到，在当下乡村，利益正在分化。

在同一件事情上，由于利益诉求不同，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民众互相之间，都会存在不同的看法和判断。

中部地区某县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当地的一家矿山企业每年缴纳的税收多大2亿元，一度占到权限财政收入的四成，企业还未当地解决了数十人就业，不少村民也因矿而赋。

说起矿产资源开发带来的兽医，地方政府领导如数家珍。

不过记着在现场采访时看到，运矿的卡车从村里经过时尘土飞扬，沿街两边房屋都积满了黄土，村里的道路也被压得崎岖不平。

由于这一矿山的尾砂坝存在安全隐患，从去年年初开始，当地政府决定对坝下的200多名村民予以移民搬迁，尽管史前地方政府做了细致的工作，但村民对搬迁安置存在不同看法，怨言纷纷。

一些村民说，企业开采矿山赚了个盆满钵满，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有的人靠着矿山也发了财，可我们这些村民并没有真正得到实惠，相反，我们的稻田、生活用水被污染了，路被压坏了，最后还闹得背井离乡，这事搁谁身上心理都不好受啊！
这样的冲突并不鲜见。

在记着采访的村庄中，不少是靠兴办矿厂，发展加工、养殖等产业致富的，但村民收益严重不均。

以为村干部坦言：“经济是发展了，但有的农民利益却受损了。

”
乡村新观察之五
应多为群众服务，但弯还没有转过来
最近正值村两委换届，蚌埠市固镇县连城镇城南村支部书记曹凤平告诉记着，他已经62岁了，下一届想退休。

村两委班子共有7人，有5个都不乡再当村干部了。

他说，除了待遇低，工作量大，还有更让他们为难的事情。

“考核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曹凤平说，他当了35年村干部，税费改革前，整天收费收税，干群矛盾十分突出。

税费改革后，干群关系有所缓解，村干部的工作中心也要转变，多为群众服务，但现在弯还没转过来。

村干部疲于应对镇里下达的各种指标任务，如果完不成就会被“一票否决”或扣工资。

以下是曹凤平的自述：
城南村共有3800多人，是一个不太富裕的农业村，但镇里给村里下达的指标任务却很多。

一是招商引资任务。

今年镇里给城南村下达的招商引资任务是2000万，村干部交500块钱保证金，如果完不成就扣钱。

我们这个农业村没有资源和区位等优势，根本无法完成，只得认罚了。

二是计划生育抚育费征收任务，即超生罚款。

按照规定，这项费用应该由政府部门征收，村里没有行政执法权。

但镇政府给村里下达考核任务，完成有奖，完不成就扣工资。

抚育费的征收标准是二胎6万元，三胎11万，根本就收不上来。

三是妇检指标。

镇里规定，下达妇检通知当天，参检率要达到90%，10天之内参检率必须达到98%，完不成就罚村干部的钱，漏检一例扣10块钱。

可现在村民外出打工的多，就算当天通知，人家马上网上回寄检验单，有时10天也到不了。

四是招工指标。

县里企业用工短缺，也给村里摊派招工指标。

但由于工资太低，农民不愿干，村里就不得不贴钱帮企业找农民工。

五是农业保险指标。

农业保险是商业行为，本当自愿，但上面也下任务，要求村里要达到98%的入保率，成了强制保险。

在实际操作中，因受灾后赔付不到位，有的农民坚决不入保。

还有令我们村干部头疼的事情就是收费。

原有的税费项目没了，但新的收费项目又来了。

如闪击要求村民每人交5元的综治费，用于巡逻队员的工资和购买器具。

但老百姓交了后，仍难避免偷盗等案件发生，于是来年就不愿交。

为了收齐各种费用，我们必须三番五次挨家挨户跑，磨破嘴皮，操作不当还可能引发矛盾。

记者在多省农村调研发现，曹凤平的经历有一定的普遍性乡镇干部们也坦诚，“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乡镇为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只得依靠村干部。

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刘集镇镇长陆俊说：“一般乡镇都有数万名群众，乡镇工作人员不过几十人，如果没有村干部，根本忙不多来。

”
不过一村干部在忙于完成乡镇政府下达的任务时，却忽视了对村民的服务工作。

不少村民反映，现在村干部上门宣传政策的少了，倒置大家对与如何享受国家的惠民政策，如办理低保、残疾人补贴等，都不是太清楚，村干部应该多做些政策宣传。

湖南省常德市蒸发委副书记饶南丙说，新时期农村干群矛盾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需求冲突，要化解这一矛盾，一方面需要上级政府进一步转变作风，根据老百姓的需求，更科学地确定地方发展的目标及对村干部的工作要求；另一方面，村干部也需要提高自身素质，提高带领群众致富、完成工作任务及服务村民的能力。

转载自《半月谈》
2011年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