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的SARS民情——解读非典舆情调查报告

数字化的SARS民情——解读非典舆情调查报告

南方周末2003年06月12日

受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的委托，在社会学家周晓虹教授主持下，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南京市舆情调查分析中心分别于2003年5月1-6日和5月23-25日，对SARS 事件的有关民意和专家意见，进行了主题为“SARS流行的公众反应与社会后果”的调查。每次调查分三部分：文献调查、专家访谈和对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五大城市2064户居民的电话问卷调查(通过当地局号随机生成电话号码方法抽取调查样本，每次每座城市电话问卷调查超过200户居民)。本报道得到了该课题组的授

权，并且，其主要分析亦基于此项调查。

公元2003年，岁在癸未。2月4日，气属立春。就在立春后的第三天中午时分起，一条手机短信以每天递增100万-500万条的速度悄悄在流传———“广州发生致命流感”。从此，SARS狂潮开始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影响了中国大地的整个春天。

作为一种基因序列大约为29736或29727个核甘酸的冠状病毒，SARS首先是一个医学问题；然而，它的流行所引爆的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SARS危机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方面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引发的思考是痛楚的。我们相信：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但要有抗击苦难的勇气和坚忍，而且还应该具有

强大的科学理性。

现在，是我们解析SARS事件所呈现的公理民情的时候了。

解析之一：信息公开与民众的福祉

如果缺乏绝对意义上的智者，那么，流言只能止于新闻的公开。

———南京大学传播学学者杜骏飞调查结果表明：在从新闻媒体得知SARS信息之前，有40.9%的居民已经通过其他途径知道此事，且在五大城市间有显著的差异。最先出现SARS疫情的广州，有58.2%的居民从非正规渠道最先得知有关SARS的信息，而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重庆仅为29.4%(见图1)。从流言的传播路径来看，主要以“道听途说”(56.7%)、“电

话”(19.4%)与“网络”(14.2%)传播为主。

耐人寻味的是，与此同时，在这非常时期，许多民众又表示更愿意相信来自官方的报道，有的地区持有这一态度的人数比例高达84.0%———只是，最初媒体的缄默一度令受众失望。从SARS的关注热点来看，市民最为关心的信息层面是“最新的疫情数字”，其70%的比例远远高于排在第二、三位的医学研究进展(30%)、SARS 知识和预防措施(24%)。信息渠道集体性的失语，导致公众不得不转而寻求小道消息，以满足自己的信息渴求。在一些地方，市民通过短信息、网络等新兴媒体传播未经证实的流言，局面一度严重失控，并导致了几十年来罕见的抢购食盐、大米的风潮。

而在新闻媒体强有力地介入并公开信息后，民众的恐慌便很快平息下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陈力丹研究员在访谈中指出，如果信息能够及时公

开，SARS的传染也许会更快地遏止。

4月20日，谷雨。中国的时事仿佛对应着节气，国家卫生部从这一天起，通过

媒体进行权威疫情发布，开始播撒甘露般的信息之雨；并且，为了显示巨大的决心而免了两名高官的职务。此后，虽然感染的数字仍然不断上升，但民众已经能够用

更为客观和平静的心态来看待SARS。

传播学者雷跃捷说：媒体应该迅速建立对于灾难事件的应急机制，尤其是应该建立疫情公开制度。制度的建设非常重要，如果制度鼓励大家说假话，个人往往无能为力。如果制度鼓励大家说真话，媒体才有可能迅速对类似的事件作出及时的反应。在这方面，建立多元信息体制是一个有效的方式。

解析之二：新一届政府经受考验

不确定性的影响大大高于事件本身的影响，SARS对人们信心的影响不可小视，特别是对政府的公信力和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是一个更大的考验。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学者张曙光SARS并不是人为的事故，它是天灾，但如果处理不当，天灾也会带来人祸。SARS像一场没有任何先兆的摸底测验，要考验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能否保持团结和高效率；像一次刁钻的追问，要考验政府在患难时刻是否仍然能够把对公民

的生命和健康的尊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SARS的流行正值中央政府完成新老交替之际，这使得国际社会产生了对于我国政府应变能力的种种推测。而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有高达81.2%的公众对中央政府所采取的SARS防治措施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大大超过不太满意或不满意人口所占的比例(5.3%)。与此相一致的是，高达88.5%的被访问者对当地政府所采取的

SARS防治措施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大大超过不太满意或不满意人口所占的比例(3.8%)。这说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这次抗击SARS过程中所采取的SARS防治措

施成效，赢得了公众的广泛认可。

调查结果还表明：通过SARS事件，大多数(71.9%)的被访问者认为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很强或较强，只有少数的被访问者认为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较弱或很弱。

危机事件的特征在于其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危机管理的成败也取决于快速反应能力和及时处理能力。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危机管理体制，平时做好充分的准备和训练，危机发生以后能够临危不乱，应对自如。北京大学社会学学者张静指出：从这次SARS疫情中政府部门的表现来看，我们的公共服务部门还不习惯公众的压力和质询；SARS事件证明了有些行政系统是个被动系统，基本在等待上级的指令———而从科学性来说，应对危机一味要等待上级定调子的习惯必须打破。

社会事务要依靠专业知识的判断，这一点上海做得很不错，得到了公众的认可。上海市政府获得的赞赏高达89.6%，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SARS“高度重视、态度积极”和“措施有力”。与此相对比，北京市民对地方政府的意见，主要源于政府在SARS

初期不重视、“反应不及时而延误时机”。

政府在SARS事件中后期的表现使得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增强。调查结果表明：有超过四分之三(76.5%)的被调查者对政府的信心提高了，相比较而言，仅有1.7%的被调查者对政府的信心下降。而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在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举措的满意度问题上，尽管各阶层在一般意义上的满意率(“满意”与“比较满意”的人数之和)比例基本相当，但回答“满意”选项的人数比例，不同文化阶层之间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