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悲剧的历史性梳理

王实味悲剧的历史性梳理

作者：张珺

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11年第10期

内容摘要：王实味的悲剧在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史上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知识分子理论为切入点，以王实味的作品为基点，在现代知识分子三种发展模式的大背景中，解析王实味作为知识分子的时代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悲剧——在承担社会批判功能时，因介入政治而产生的政治文人的悲剧。

关键词：悲剧知识分子启蒙政治

一.因文获罪的王实味案件

在解放区文学历史上，王实味案件是一个具有史学意义的事件。1942年，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写出杂文《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以敏锐的笔触揭露了延安生活的“不正常现象”，引来共产党内大批判运动并以政治罪名关押。1947年，延安保卫战拉开序幕，因战事紧张，在撤退过程中，王实味被砍杀后掩埋于一眼枯井中，时年41岁。

随着那段被遮蔽的历史终于浮出地表，学界对王实味的关注和研究越来越多。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史和命运史上的宏大历史背景下，王实味生死沉浮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他残留不多的作品。王实味之死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王实味事件，开启了现代中国文人受难的历史，正如余杰先生所言：王实味的被害，是中国前“文革”时代的序幕。同时他作为现代中国受难文人的殉难者，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梳理现代文学发展的典型案例。

要解开酿成王实味悲剧命运的迹底，还有赖于史料的进一步开掘和研究的深化。本文对此不做全面的探讨，仅以知识分子理论为切入点，从其作品入手，解析其人生悲剧——现代知识分子在承担社会批判功能时，因介入政治而产生的政治文人的悲剧。

二.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

目前理论界较为统一的“现代知识分子”定义，一般包括三层涵义：(1)文化水平较高的人；

(2)智力水平较高的人；(3)社会现实的批判者。简言之，知识分子不仅要拥有知识，而且要有社会参与意识，具有“批判的精神”，代表“时代的良心”。

学者余时英认为，具有“批判的精神”、代表“社会的良心”的基本性格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对社会的干预和批判，在中国自古有之。到了现代，随着科举考试的结束，西方价值观念的输入，现代知识分子脱离传统意义上的道统而形成了集体分化：如胡适选择的远离政治的学

院派文化路线；陈独秀开创的把文学服务于政治的革命文化；而鲁迅，作为一个政治色彩鲜明而又没有完成政治化的知识分子，开创的是一种社会文化。

可以说，胡适在学术领域，陈独秀在革命领域，鲁迅在文学领域开创了三种现代知识分子发展模式。那么王实味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他选择哪种发展模式呢？笔者认为，从文化选择上来看，他的选择介于陈独秀和鲁讯之间：坚持社会批判，但又一定的政治取向。这种取向最终影响了他的人生选择和个人命运。

三.早期创作：启蒙与批判的传承

王实味幼年随父亲诵四书五经，后又受过断断续续的新式教育。一方面，幼年的国学教育使他深受传统文学的影响，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典范已内化为其心理构成；另一方面，作为在“五四”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启蒙和批判立场又成为其理性自觉的选择。

王实味的早期创作，或站在启蒙者的角度，着力挖掘国民性的愚昧和麻木；或揭露社会黑暗，表达社会批判主题。在自叙传小说《休息》中，主人公秋涵面对邮政界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和生活的艰辛，心力交猝而投湖自杀。小说通过这个五四落潮时期苦闷青年的观察和评价，对社会黑暗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

20年代末期，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齐集上海，掀起了革命文学大潮，而时居南京的王实味，在文学创作没有盲目地追随这股潮流。其恪守独立自由的文学立场，与鲁迅的取向又比较接近。但不同于鲁迅的议政而不参政，王实味在行动上对革命主动追随，并最终奔赴革命的圣地——延安，从而完成了向党派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

四.延安时期：启蒙与救亡间的冲突

70年代末，周扬在一次访谈中提出40年代延安文艺界分为两派：一派以他为代表的“鲁艺”派，一派是以丁玲为首的“文抗”派。前者主张歌颂光明，后者主张暴露黑暗。

历史资料显示，1940年到1942年春天，在延安形成了一股带有强烈启蒙意识、民族自我批判精神和干预现实生活的文学新潮。新潮的创导者们继承鲁迅传统创作了大量的杂文，给延安文坛带来不小震荡。

1942年3月间，王实味连续发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两篇影响一时的杂文。前者发表在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上，后者刊发于萧军等人主编的《谷雨》，可以看出，其杂文与早期小说中的启蒙精神和批判精神一脉相承（但性质与动机是绝然不同的）。

《野百合花》分为四节。分别提出延安生活中缺乏爱，以及一些不平等现象的存在，指出不仅仅承认黑暗的存在，还要防微杜渐。作者一再强调，女青年的谈话“也许有偏颇”，他只是要人们把它当作“镜子”来起作用。在《政治家·艺术家》中，王实味用“艺术家由于更热情更敏

感，总是渴望着人更可爱，事更可喜；他从小处落墨，务求尽可能消除黑暗，藉使历史车轮以最大的速度前进”。①表明了作者希望延安变得更好的热切态度和怕遭到误解的审慎态度。

遗憾的是，作者的良苦用心最终遭到了误读。《野百合花》发表后，中央研究院开展对王实味大批判，之后涌现大量批判王实味的文章，包括“文抗”派的丁玲与艾青等人也加入了讨伐王实味的行列。批判文章或上升到阶级动机和立场，或对其“暴露黑暗”的文学观进行批判，或对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文艺思想进行政治化的系统批判，王实味成了众矢之的，并最终以杂文获罪。

有关王实味的被误读及对其杂文的辩护，论者都有大量的研究，这里不再详述。在这里仅引入毛泽东对其杂文作出的反应，分析其观点与延安主流话语的分歧所在。

第一、杂文是否要暴露黑暗。在《政治家·艺术家》中，王实味从启蒙角度强调写民族的瘤疾和革命队伍内部的问题，“旧中国仍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创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②“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他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③而在《野百合花》发表才一个多月的延安座谈会上，毛泽东说：“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然渺小”，“嘲笑的对象只能是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④显然，针对自己的队伍，是歌颂还是暴露，两人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第二、政治家与艺术家的关系。在《政治家·艺术家》中，王实味阐述了政治家与艺术家在革命中的作用，进而提示出两者“相辅相依”的关系。在王实味的理解中，文学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而之后毛泽东在延安座谈会中明确提出文学要为政治服务，在毛话语中，文学对于政治来说，不过是一种工具性存在。

第三、启蒙主体和启蒙对象。在《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中，王实味认为“旧形式”、“民间形式”一般是落后的，论述中对精英知识分子启蒙立场的坚持，与延安主流话语相冲突。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应该的，……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这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不但是比较地最无知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些”。⑤这一观点，实质上是对知识分子能否承担启蒙角色的怀疑。

这种分歧已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他所要集中探讨的，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其他问题均由此而派生，在当时的解放区文学运动中，乃至在整个抗日运动中，他的见解突破了流行的思维模式，具有独树一帜的异端色彩。”⑥而其“异端”，正是来源于艺术家与政治家的隔膜。知识分子以文人激进的理想主义对政治进行理解，也许不免会有一些偏颇的想法。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