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及其意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及其意义西安事变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它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时局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西安事变是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民族战争的转折点，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共产党联蒋抗日，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战，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作用，有共产党的作用，也有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作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西安事变简介：

1936年12月，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要求，继续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将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统领的西北军调到陕甘一带攻打红军。张、杨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多次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其反共内战政策，拒绝接受张、杨多次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建议。12月初，蒋介石再度到西安督战，逼迫张、杨加紧“剿共”。张、杨出于爱国热情和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激愤，在“哭谏”无效后，毅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于12日清晨在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囚禁了十几名国民党军政大员，并随即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救国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企图取蒋而代之，进一步扩大内战。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应张、杨的邀请，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调停。周恩来等向各方面耐心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蒋介石进行谈判，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红抗日”的条件。25日，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的存亡面临新的严重危机。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下，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为起点，全国人民掀

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但蒋介石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围剿”红军。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张杨的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之后，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张、杨因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均被拒绝。蒋蒋介石不仅拒绝了张、杨的要求，而且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使其继续进攻红军，蒋介石盲目的内战更加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督战。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蒋坚持不改“剿共”政策。9日，张向游行示威的学生表示，一周内用事实答复他们的爱国要求。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在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囚禁陈诚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十余人；并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随后，张、杨又采取了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由张、杨担任正副委员长的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解散国民党省党部，成立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等重大军政举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映，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紧张局面中国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首先，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是虎视眈眈盯着中国局势的发展，力图借此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磨刀霍霍乘机大肆侵略中国。第二个集团是以国民党南京政府中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立即调遣军队，竭力策动“讨伐”张、杨，轰炸、进攻西安，扩大内战，汪精卫、何应钦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南京政府于16下令讨伐张、杨，任何应钦为讨伐军总司令，汪、何蠢蠢欲动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第三是亲英美派

的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希望和平解决事变，同时英美为使其在华利益不受损害，也主张与张、杨妥协，继续保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并派出代表团赴西安谈判，是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另外，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出发，应张学良、杨虎城电请，派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调停。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周恩来等于16日到达西安以后，做各方面的工作，提出：只要蒋答应抗日就释放他。并于15、19日通电南京国民党政府，促其接受张、杨主张，和平解决；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２２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谈判。 12月23日，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举行谈判。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边关以东；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吸收抗日分子；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实行合作。如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上述六项，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外。经过以后的几次谈判，南京方面基本同意接受这些主张，于24日达成了以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为基础的协议。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尖锐地指出，目前的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必自速其亡；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停企内战一致抗日，才是惟一的出路。蒋介石表示接受谈判达成的协议，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并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25日蒋介石获释，由张学良陪返南京，“西安事变”到此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关键，它对推动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和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作用。西安事变成了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民族战争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