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谏议制度研究

清代谏议制度研究

谏议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补充,随着专制皇权的不断强化有日渐萎缩的趋势。随着清代皇权的登峰造极和专职谏官的消失,清代的谏议制度似乎无迹可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台谏合一后,科道官匡扶君主、谏争得失的职能并未消失,御史、科道官依然负有谏诤和监察的双重职能。其次,就统治者本身来讲,他也不会取消谏议制度,因为在君主专制的时代,谏议制度的存在不仅是对君主本身的一种制约,还是对有关国计民生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一个群策群言的机会。

因为君主一人的能力毕竟有限,即使君主本身再英明睿智,也不可能解决治国过程中的一切问题,所以清帝不断下诏求言,要求科道官针对有关民生休戚、政治得失、君主不当方面的问题直言无隐。谏议制度,从主体上来讲,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上专指谏官对君主过失和各种国家管理事务提出看法、建议;广义上则包括文武百官在治理国家某些方面的看法和建议。谏诤涉及的范围很广,大到军政要事,小至君王自身的不当行为,都可进行指陈,其目的在于拾遗补缺、献可替否,指陈时弊、匡扶君主。

采取的方式主要是封驳诏书、朝堂议事和上书言事。本文以清代的谏议制度为研究对象,在时间上包括清入关前的后金时期和整个清代。

由于清代皇权的空前强化,谏官组织日益监察化等原因,学者们的研究多集中于清代监察制度方面,对清代的谏议制度却着墨甚少,对以科道官活动为中心的谏议活动的动态研究亦少,对一个皇权强化时代下的皇权制衡问题缺乏一个全面、系统的论述。为此,本文将清代的谏议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将对这些问题进行

进一步探讨与整合性研究。

第一,将御史、科道官的活动从监察制度中分离出来,对清代的谏议制度做一定位。第二,对科道官在专制皇权强化下谏诤职能的萎缩做了深入探讨,分析其原因和表现。

第三,力图动态地呈现清代专制皇权达到顶峰状态下,科道官员的活动,以及在皇权干预下科道官的活动受到限制后,新的言谏道路的开辟。通过对比科道官员的活动和帝王对进谏的态度分析清代历朝帝王在求言、纳谏、拒谏方面的得失,希冀对一个强权笼罩下的有限谏诤作一客观评价。

第四,分析了晚清的谏议制度与前中期相比带有的鲜明时代性,传统的谏议制度在救亡图存的驱使下,开始向近现代议会民主制转变。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为指导,采用历史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比、分析、综合,由多维视角系统地对以清代历朝帝王和科道官员活动为中心的谏议制度进行动态研究,揭示清代谏议制度的时代性。

本文运用的史料主要来自官修实录、政书、起居注、上谕档、奏稿、文集、笔记等。在研究过程中,注重以史料来论证史实,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方针,力图结论的客观准确。

鉴于资料和能力等方面的限制,本文不可能对广义的谏议制度进行面面俱到的研究,而是选取了几个方面作为研究的重点:第一部分:清代谏议制度的确立。包括清以前谏议制度的简单回顾,清代谏议机构和职官设立之前,努尔哈赤、皇太极统治前期的谏议活动,和都察院、六科的组织机构及谏议职能。

努尔哈赤作为满族兴盛的奠基者,在东征西讨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在纳谏方面亦有独到的见解。他不仅在女真原有的军事民主制基础上创建了

旗主贝勒议事制度,还不断申明求言纳谏的重要性,他的求言纳谏思想,闪耀着朴素辩证法的光辉,可为后世借鉴者良多。

皇太极统治时期,前期进行了一系列加强汗权的措施,打破了努尔哈赤“八王共治”的构想,实现了汗位独尊。后期,不断完善后金的制度建设,改国号为“清”,并采纳群臣谏议,设立都察院,规定都察院官员为朝廷谏诤之官,可以谏诤君主,监督诸王贝勒大臣。

入关后,清承明制,设立六科,六科给事中掌谏诤封驳,是为独立的谏议机构。都察院和六科的设立及执掌的明确,标志着清代的谏议制度初步确立起来。

第二部分:清代谏议制度的发展,探讨了传统的科道谏言外的谏议渠道。随着清代专制皇权的不断强化,科道官员的谏诤权萎缩。

首先,雍正元年,雍正帝下诏将六科并入都察院,台谏合一:加之,密折制度的推行,六科给事中的封驳权已名存实亡;其次,为避免出现明末言路膨胀导致政治败坏的恶果,清帝有意识地防范、压制科道官,致使矫枉过正,科道官直言敢谏的锐气大打折扣;再次,出于民族防范的心理,科道官的活动受到多方掣肘,在很多问题上不敢畅所欲言。在此形势下,清帝为了周知庶务、集思广益,不断采取措施拓宽言路。

最成功的做法莫过于奏折制度的推行。奏折最初是以密折的形式出现的,带有告密文书的性质,是清帝指定的少数人才有的特权。

但随着使用范围的扩大和包含内容的广泛,不仅君主可以借此了解吏治民生,有折奏权的官员也可以附录自己对某些政事的意见,密折遂成为有效的开言路之法。雍正时期,雍正帝放宽了可以具折人的范围,确立密折制度。

乾隆帝即位后,进一步规范密折制度,形成奏折制度推行全国。其他的开言路

之法还有,因灾异上言和借经筵日讲进言,这两种方式带有极大的偶然性,适用的范围也较为狭窄。

每当天灾或天象异常,帝王在反省自身的同时下诏求言,此时可以建言的人员的范围因为帝王的要求得以放宽,在内容上也可以触及一些敏感话题。而借经筵日讲进言,则主要是在帝王较为年轻,且有向学之心的情形下才能发生。

第三、四部分:对清前中期的帝王在纳谏拒谏方面的态度和科道官在进谏方面的活动进行了考察。入关之初,官员在制度建设方面的谏言,基本都能被采纳,使得清代国家机器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正常运转。

但围绕顺治朝的剃发、逃人等问题的谏诤,则以皇权的胜出和科道官的败北告终。科道官因不畏强权,直言谏诤,被贬黜者不知凡几,承袭明代的敢谏锐气,被打击殆尽。

可见,顺治帝在维护满族的利益方面是不遗余力的。康熙帝可算是开明之主,大方面在“禁海”、“迁海”问题上不听谏言,给沿海经济带来沉重灾难。

雍正、乾隆前期,政治较为清明,但自乾隆中晚期开始,乾隆帝刚愎自用、听不进逆耳忠言,盛世下的隐忧浮现出来。嘉庆、道光帝在统治前期,能够励精图治、广听博采,但缺乏持之以恒的决心和力挽狂澜的果敢,清王朝兴盛的局面不再,逐渐走向下坡路。

第五部分:对晚清谏议制度的变化作了分析。鸦片战争后,中国以一个十分屈辱的姿态迈入近代,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体系也在此冲击中开始了痛苦的转型。

为了救亡图存,有志之士开始从各方面探求强国御侮之路。最初侧重在科学技术方面向西方学习,实行洋务运动,但以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