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遗产现状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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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遗产现状及保护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最古老历史文物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唯一的有着5000年文明长河而不曾中断的国家。悠久的历史赋予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殷墟的甲骨,商周的青铜器,绵延万里的长城,气势恢弘的秦始皇兵马俑,唐墓的壁画,皖南的民居……这些先人的遗泽构成了我们这个古国独特而灿烂的文明景观。
中华民族的祖先留下丰富多彩,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保护和继承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一向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养育这个民族的文化土壤,文物不仅是文明的佐证,更是传承中的载体。
但是在中国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也有饱受磨难不堪回首的岁月,圆明园被毁,丝绸之路大量文物被劫,众多国宝流失海外,等等。而今全国各地的各种文物被盗窃,盗掘,走私的现象十分严重。这些都说明,我们民族文化的遗脉面临着危机,抢救和保护仍然是第一位的任务。面对数量极多,亟待保护的文物,如何把有限定人力和物力及时的,有效地,并首先的投入到抢救那些濒临损毁和消失的孤品,珍品上去,是值得我们予以关注的。
中国文化遗产的现状越来越引起我们的思考,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对文化的开发程度也快速增加了,但是同时在开发过程中引发了诸多问题。本身遗产保存到现在已是不易,但人为的过度开发反而加剧了文化遗产的破坏程度。所以首先要关注的是文化遗产的现状。
经济建设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到处存在。既不能以牺牲珍贵文物为代价,换取旅游业的发展,也不能因为保护而拒游客于门外。为此重申“中国原则”,即以“实现人类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为准则。对石窟文化的保护,初步解决了游客拥挤对壁画、彩塑的潜在威胁,加强了对风沙侵蚀危害的防范,但仍然面临许多社会和自然环境问题。古城遗址的发现,涉及对古环境反演的科学问题。利用考古发掘的丰富信息,联系古自然环境变化和人文影响、物质传播的大背景,可能有助于开豁诠释、论证古代文明和古文化的新思路。破解中原许多古城遗址之谜,也需要从重建、虚拟古环境着手。古建筑的修复或重建,既要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也要考虑适应现代环境与生态功能,适度采用现代新工艺和新材料。考古发掘、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运用环境遥感监测技术,不乏成功先例。
但是文物安全形势严峻。目前文物非法盗掘、走私非常严峻,特别是文物犯罪集团,犯罪分子目前是集团化、智能化、暴力化,所谓集团化,他们不叫盗了,他们说谁去取文物、谁去藏文物、谁去销文物,一条龙,而且速度非常快。
因此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形势严峻,不得不令人担忧。从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中,人们可以看到这是一项社会性和专业性都非常强的事业,但是在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基础和专业技术都非常薄弱,从发展现状分析,面对新的挑战,出现许多应对危机。
策略危机。主要表现在政府部门在如何协调保护和利用的关系的认识上不完善,在狭隘的地方,部门,小团体甚至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在制定政府策略时本末倒置,导致出现了许多旅游发展过头,历史文化遗产原真性丧失,居民利益受
损等结果。
管理危机。主要表现在历史文化遗产的管理职能部门不清,中央部门管理和地方政府管理权限重叠,各个部门之间权责不明,由此产生很多矛盾。
规划危机。主要表现在传统的保护规划偏重宏观控制,缺乏操作性,缺乏和管理手段的衔接,缺乏进一步实施的具体技术指导。
技术危机。主要表现在缺乏对适合各种风格和类型的建筑的维护,修复,整治的技术的研究和实践,出现许多画蛇添足,修就如新的案例,甚至出现大量假古董。
因此,在这个同时充满了生机和危机的时期,在不可能马上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的情况下,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尤为重要。
随着21世纪伊始,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上个世纪末,有着几千年历史文化背景的中国人民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认识经历了“封建糟粕”,“落后”,“现代城市的疮疤”的全盘否定和发展与保护的辩证认识阶段,终于非常艰难地迎来了一个孕育着蓬勃生机的春天:价值观念逐渐统一,保护意识逐渐增强,保护类型渐趋多样,保护实践愈加具体,出现了不同的保护与利用的模式,如平遥和丽江古城,江南古镇,上海新天地地段,宁波月湖地段等。它是在中国社会经济的腾飞,与国际社会的接轨,政府对人民利益的重视,有识之士们的呼吁等等社会背景下出现的,是大势所趋,同时也是和历史文化遗产相关的各种利用目标,操作观念,管理策略,技术水平等参差不一,良莠不齐的时期,现在正处于“双赢”或“双输”的十字路口,其实除了非常显性的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之间的“输”和“赢”,历史文化遗产还承载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则很难用这些词来衡量了。(1)
从国家支持的角度,应该说文化遗产保护目前国家从立法方面非常重视,文物保护法通过之后,只用了七个月的时间,国家就通过了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这在历史上很少有的。现在又通过了长征保护条例,就为一项文物保护,国家专门立法,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资金几乎每年都要翻番,增长的速度可能在文化领域最快。但是即使这样,我们看到很多地区的传统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在迅速的消失,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
这几年立法的速度明显加快,02年新的文物保护法正式公布实施,七个月以后文物保护法的实施条例温家宝总理签发正式执行。从那以后,一批文物保护法规每年大约十项左右的速度在增长,目前已经有四五十项了,包括文物保护工程的、博物馆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还有考古等方面的文物法规,逐渐的形成了一个文物保护法规体系。各地的文物保护法规也在逐步的健全起来。最近国务院又公布了长城保护条例,还要发布古人类化石和古脊椎动物保护。文物调查的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建设,软件和应用的技术建设已经在全国逐渐的铺开了。全国馆藏文物的保护状况调查已经完成了,究竟那些需要进行抢救性的保护,那些是预防性的保护,这项工作已经结束了。每一件器物目前的保存状态得到了记录,陶瓷类的、纸质的、纺织品类的、金属类的等等。
在人才培养和科技信息方面,做了一些工作,首先是开展了岗位培训,连续四年进行培训,在行业上对世界遗产地的管理进行培训。还有举办各类的培训班,还开展了联合办学,特别是开展了中外合作培训,在这个方面最近有一些进展,特别是国际古迹理事会第一个中心设立在中国西安。在科学技术保护方面,我们现在做了两项重大科学的研究,一项叫指南针计划,就是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价值挖掘与展示,一个国家课题。第二个就是我们夏商周断代中国文化起源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