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崇拜

由于朝廷推崇，民间对关羽的崇拜在明代也掀起高潮。关帝庙遍布全国各地，男女老幼无不祭拜，一年四季香火不断。明代文学家徐渭在《蜀汉关侯祠记》中说：“蜀汉前将军关侯之神，与吾孔子之道，并行于天下。然祠孔子者止郡县而已，而侯则居九州之广，上自都城，下至墟落，虽烟火数家，亦靡不醵金构祠，肖像以临，球马弓刀，穷其力之所办。而其醵也，虽妇女儿童，犹欢忻踊跃，惟恐或后。以比于事孔子者，殆若过之。噫亦盛矣！”著名思想家李贽说：“盖至于今日，虽男妇老少，有识无识，无不拜公像，畏公之灵，而知公之为正直，俨然如在宇宙之间也。”（《关王告文》）孙承宗也说：“凡今之细民不习孔氏，而大人不佞佛，然罔无畏爱公。如其习孔氏而佞佛者，殆如日然，天下各据其心所愿以享之。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公也！”（《重修汉前将军关壮缪公祠记》）由此可见一斑。
论关羽崇拜
【作者】王齐洲
中国历史人物受到普遍崇拜者，莫过于孔丘和关羽。孔丘是儒家鼻祖，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孔丘之被尊为“至圣先师”、“文宣王”等等，本是情理中事。关羽是三国名将，但三国时英雄辈出，名将如云，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将领更难以计数，何以唯独关羽能超拔于历代名将之上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崇拜，“直并文宣归圣域”，被尊为“武帝”而与“文圣”孔丘并驾齐驱，明清时期供奉关帝的“武庙”甚至大有超过供奉孔夫子的“文庙”之势。其中的原因，很值得深入探寻。
清朝统治者入关后，对明代政治多有损革，而对明代统治者尊崇关羽的做法则予以继承并有所发展。从清世祖封赠关羽为忠义神武大帝起，历代均有加封，以致累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宜德关圣大帝。在民间，关羽崇拜现象比明代愈演愈烈，祭祀关羽的活动不分地域，不分老幼，不分节令地进行着，所谓“中原有地皆修祀，故土无人不荐香”（乔庭桂《修志有感》）。连被明代李东阳称颂为“一方烟火无庵观，三代弦歌有子孙”的孔子故里，在清代也为关羽立庙祭祀了。武庙中一副对联说得好：“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对关羽的崇拜的确超越了宗教、历史、阶级等等限制，成了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精神寄托。
关羽在唐末五代虽然成了有广泛影响的神灵，但其信仰主要限于民间，故其社会地位还不甚高。入宋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封赠，关羽神灵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宋徽宗崇信道教，崇宁二年（1103年）信州龙虎山道士张继元奏称曾请关羽神灵磔死解州盐池之蛟，并召其现于殿左，徽宗惊掷崇宁钱与之曰：“以此封汝。”世因祀为崇宁真君（《茶香室丛钞》卷十五），关羽便成为道教奉祀的神祇张继元的装神弄鬼无疑提高了关羽在最高封建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但这毕竟不算正式封赠。大观二年（1108年）徽宗正式加封关羽为武安王，立祠祭祀，这是关羽死后首次被封建统治者封王。宣和五年（1123年）又加封为义勇武安王。以后历朝均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封，关羽的地位也不断提高。清吴仰贤《小匏庵诗话》引元代诗人张宪诗云：“张侯生冀北，关帝出河东。”似乎元代已加封关羽为帝，惜史籍无考。有案可稽的是，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朝廷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帝。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又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关羽俨然成了君临一切的上界天神和人间帝王。
南朝后期，士族门阀政治开始发生变化。齐、梁时期，中层阶级参与政权，透视出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消长的新信息。从梁末开始，士族对国家政治的控制逐渐减弱。到陈朝时，士族势力受到打击，寒门庶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出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史学大师陈寅恪曾精辟地指出：“南朝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为东晋，二为宋、齐、梁，三为陈。东晋为北来士族与江东士族协力所建，宋、齐、梁由北来中层阶级的楚子与南北士族共同维持，陈则为北来下等阶级（经土断后亦列为南人）与南方土著掌握政权的朝代。”（《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门阀政治让位于世俗政治已是大势所趋。自隋文帝开始试行分科取士，至唐形成制度，世俗政治才得以在制度上被确立。世俗政治不重门第而重功名，个人的才能事功成了评价人物的主要标准。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身为亡命之徒而能凭藉义勇辅佐刘备成就帝业，并受到诸葛亮称赞又使曹操畏惧的关羽，自然为时人所敬重了。
二
关羽自梁、陈之际才开始受到世人瞩目，是与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魏晋至隋唐，中国政治有一个从门阀政治向世俗政治发展的过程。从魏文帝曹丕开始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实际上是用制度的形式保证了门阀士族对国家政权的垄断。历西晋、东晋、宋、齐、梁各朝，门阀士族操纵政治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所谓“高门华胄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人们的社会地位常常不是由他们的才能和德行来决定，世人所崇拜的往往是门第和族姓，谱牒学在这一时期盛行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魏晋时期，由何晏、夏侯玄、阮籍、稽康等标举的名士风流，固然反映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以及名士们的不同生活态度，但它实际上仍然是门阀政治的文化表现，代表着当时的时代精神。当时为社会所关注和受到社会尊崇的人物，包括这些风流名士，都是士族子弟，象关羽这样出身低微的历史人物自然不会引起社会上层那些控制社会舆论的人们的注意。
一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今山西临猗西南）人。他与张飞同刘备一道起事，协助刘备建立基业，后镇守荆州，为东吴所杀。西晋史学家陈寿撰《三国志》为其立传，着重记载了他的忠义和勇烈。就忠义而言，他与刘备“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难”。建安五年为曹操所擒，曹操礼之甚厚，初拜偏将军，在刺杀袁绍大将颜良后，又表封为汉寿亭侯。但关羽不为所动，在“立效以报曹公”之后，“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就勇烈而言，他早年于万众之中斩颜良首级；受箭伤后，刮骨疗毒，流血盈盘，而能“割炙钦酒，言笑自若”；晚年水淹于禁七军，降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曹公议徙都以避其锐”。然而，他也有心高气盛，不能隐忍的缺点。辱骂求婚的吴国使臣，轻侮南郡太守糜芳、将军博士仁等，成为其致败的重要原因。因而陈寿评论他“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有国士之风”，同时也指出他“刚而自矜”，“以短取败”。
唐五代是完成关羽神化的重要时期。中唐以前，关羽作为神灵受到人们的祭祀崇拜仍然局限在荆州一带。唐代宗时任郢州刺史的郎士元在《壮缪侯庙别友人》诗中说：“将军秉天姿，义勇冠今昔。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敌。谁为感恩者，意是思归客。流落荆巫间，徘徊故乡隔。离筵对祠宇，洒洒暮天碧。去去无复言，衔悲向陈迹。”唐时郢州治长寿（今湖北省钟祥县，属荆州地区），原本荆州地界，诗中所云“流落荆巫间，徘徊故乡隔”，说明为关羽立庙祭祀虽盛行于荆楚大地，但还没形成全国规模。作者敬佩关羽的义勇，同时也感叹他流落异乡。唐德宗贞元年间董侹在《重修玉泉关庙记》中说：“惟将军当三国之时，负万人之敌，孟德且避其锋，孔明谓之绝伦。其于徇义感恩，死生一致，斩良擒禁：此其效也。呜呼！生为英贤，没为神明，精灵所托，此山之下，邦之兴废，岁之丰荒，于是乎系。”这里所谈的关羽，显然以历史原型为依据，其所述史实不脱离《三国志》的记载。由于此次重修关羽庙是邑令张僓根据荆南节度使工部尚书江陵尹裴筠的命令进行的，而董侹此记也是奉裴筠之命而作，故记中对关羽显灵的民间传说取谨慎态度，除提到梁末二例外，余皆未及，但从中仍不难发现，当地老百姓对关羽的崇拜已达到很深的程度。人们认为，关羽其人虽死，但神明信仰来促进文治教化，表明统治者们对关羽文化现象开始予以政治关注。
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必然带来社会政治的发展变化，九品中正制与士族地主经济和科举制与庶族地主经济的联系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而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变化也必然带来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魏晋南北朝的门第观念、名士崇拜和隋唐以后的功名追求、恐龙崇拜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关羽的沉浮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
不过，在唐代将关羽崇拜推进到全国的主要力量仍然是宗教。佛教禅宗北派创始人神秀曾在当阳玉泉山东的楞伽峰南麓建造大通禅寺，以关羽为护法伽蓝神，传法二十余年。神秀晚年被武则天召请至长安，在内道场供养，很得帝王礼敬，有“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之称。由他来推重关羽，自然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至唐末五代，关羽的影响已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对关羽的崇拜也从自觉性信仰演变为强制性服从，关羽神灵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感增大，这是宗教神化关羽的必然结果，同时也说明关羽完成了由历史人物向宗教神灵的演变，关羽成了中华民族所普遍敬仰和崇拜的神灵。唐末范摅《云溪友议》载：“荆州玉泉祠曰三郎祠，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缁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顷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慢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这种崇敬与畏惧不再限于荆州一地，它已遍布全国，成为一种普遍的民间信仰。据《北梦琐言》记载，唐懿宗咸通乱离后，京城长安坊巷就曾讹传关三郎鬼兵入城，使家家恐悚。五代时，蜀王曾命赵忠义画《关将军起玉泉寺图》，可知四川一带已盛行关羽神像。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地主经济占主导地位，而从南朝后期开始，庶族地主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隋唐之际，庶族地主经济开始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唐代中叶，官田锐减，均田制被破坏，庶族地主土地私有制全面取代士族地主土地私有制，世俗政治最终取代门阀政治正是建立在庶族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宋代实行契约租佃制，改变了以前身份性地主着重对农民实施人身束缚的做法，转成以经济剥削为主、超经济的人身强制为辅，这不仅进一步扩大了世俗政治的社会基础，也进一步刺激了人们通过自身努力而不是依靠门第出身寻求个人发展的政治热情。
梁以后，关羽显灵的传说开始由荆州等地逐渐向全国扩散。梁末有“陆法和假神以虏任约，梁宣帝咨神以拒王琳”的传说。陈废帝光大年间（567—568），智剀禅师至当阳（今湖北省当阳市）玉泉山，爱此山佳胜，欲建寺，而沮洳旋绕，无基可卜。智剀乃入定乔木之下，见金甲神对他说：“余汉寿亭侯也，愿舍此地为挂锡处，请安禅七日，以观其效。”至期之夕，万壑震动，风号雷加，化湫潭为基址（见《秋镫丛话》）。这自然是佛教徒编造出来以神其教的谎言，但由此可见关羽在陈朝已开始被荆州等地的人民神化，不然，智剀也不会利用关羽来神其教了。隋开皇十二年（592）晋王杨广为智剀奏请在玉泉山建寺， 并亲书“智者道场”匾额。寺西北三百步，有关羽遗庙。开皇十三年至十四年（593—594），智剀在玉泉寺讲授《法华经玄义》和《摩诃止观》，其间曾举行盛大仪式，为关羽亡灵授“菩萨戒”，关羽于是成为佛弟子。智剀为天台宗创始人，由于智剀的弘扬，关羽的影响也与日俱增。
陈寿对关羽的认识与评价代表着晋人认识与评价关羽的基本倾向。作为历史人物的关羽，这时还没有被神化的迹象。南朝宋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只是丰富了陈寿志传中的一些细节，补充了“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等材料，也无神化关羽的只言片语。自晋迄梁，有关三国人物的故事传说颇多，时人多有记述，如晋裴启的《语林》、干宝的《搜神记》，前秦王嘉的《拾遗记》，南朝宋刘敬叔的《异苑》、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梁殷芸的《小说》等，都载有三国人物故事，但均未及关羽，说明关羽在这一时期还没引起世人瞩目。这一时期尽管有些武将也曾以关羽的勇烈相期许，但那只表明他们认可关羽的“称万人之敌”，并不表示他们崇拜关羽的人格。
不过，关羽被社会所重视并不必然被社会所神化。关羽的被神化自有其特殊的社会土壤和条件。
关羽神化首先发生在荆州，这与荆州人民历来信巫鬼、重淫祀的习俗固然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荆州人民对关羽有着特殊的感情。关羽后期一直镇守荆州。这位平民出身的将领“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治军爱民，保境拒敌，带来一方平安，人民深受其惠，也深致敬佩，对于他的突然壮烈遇难，自然感到特别的震惊和悲痛，更加怀念关羽的忠义和神勇，幻想其死有余烈，英灵不泯，希望他的神灵继续庇护一方生灵。于是便有许多传说产生，自发兴建的庙宇出现了，自觉的祭祀活动也开展起来了。不过，这种局限于一地的民间习俗在门阀政治时代是不会为封建统治者所重视的，其社会影响也就有限。而在世俗政治时代，这一习俗很能引起追求功名事业的普通人们的情感共鸣，关羽显灵的传说也就不胫而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