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马斯与符号矩阵

格雷马斯与符号矩阵

“符号矩阵”是他根据法国结构主义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模式扩充发展而来的一种符号分析模式，他将列维·斯特劳斯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扩充为四元，使得叙事分析的实现更为完善。这种分析方法其实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命题与反命题”，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符号矩阵”不无裨益。

X 反X

X

文学故事起源于x与反x之间的对立，在叙事进程中又引入了新的因素，于是出现了非x和非反x，当这些因素都得以展开，故事也就完成。

使用符号矩阵理论的基本方法：

一、确定那个x。在细致阅读故事文本的基础上，我们要确定文本中最为基本的要素来作为x。这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这一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分析的成败优劣。除了依靠文学感知能力外，也有一些方法可循。即，文本中的关键要素往往会明显地反复出现，我们就需要对之进行细致考察，衡量它是否足以作为主导全篇的x。

有时这个关键要素并不是以单一形象反复出现，而是以多个形象的组合出现，这就需要多一道工序，从这些丰富的形象中寻找具有同一性的“义素”。最佳的效果是你能提取出一个简单的概念甚至是一个字，然后进行推演，再确定出它的对立项和另外两个矛盾项。

二、分析叙事结构。有了第一步的工作，第二步就呼之欲出了。弄清楚这篇叙事文本的所有要素之后，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立足于这些基本要素来考察整个故事结构、情节方面的发端、演化、结局，我们也可以藉此来弄清作者创设出的这个叙事结构所隐喻的内涵是什么。特别强调的是，这种“符号矩阵”理论在实际操作中，很像是一种文字游戏，因而它最终推演出的所谓“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往往与我们的直观感悟相去甚远，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大可不必为最终得出结论的荒谬而震惊，因为，倘或一切都是看起来的那样，也就不需要理论这个玩意儿来添乱了。换言之，这是因为有了理论的存在，每个人的个性化的、多样的理解才能寻找到自己的根据意义。

理论内容到此结束。在网上有很多运用“符号矩阵”来分析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的文章，水平参差不齐，大家可以找来看看，但切忌被其思路所左右。毕竟，一个有新意的思路就已经是成功的一半了。

下面是对《聊斋志异》中《鸲鹆》一篇进行“符号矩阵”分析的案例，供大家参考。

首先是《鸲鹆》的原文故事：

王汾滨言：其乡有养八哥者，教以语言，甚狎习，出游必与之俱，相将数年矣。一日将过绛州，去家尚远，而资斧已罄，其人愁苦无策。

鸟云：“何不售我？送我王邸，当得善价，不愁归路无资也。”其人云：“我安忍。”鸟言：“不妨。主人得价疾行，待我城西二十里大树下。”其人从之。

携至城，相问答，观者渐众。有中贵见之，闻诸王。王召入，欲买之。其人曰：“小人相依为命，不愿卖。”王问鸟：“汝愿住否？”言：“愿住。”王喜，鸟又言：“给价十金，勿多予。”王益喜，立畀十金，其人故作懊悔状而去。王与鸟言，应对便捷。呼肉啖之。食已，鸟曰：“臣要浴。”王命金盆贮水，开笼令浴。浴已，飞檐间，梳翎抖羽，尚与王喋喋不休。顷之羽燥。翩跹而起，操晋音曰：“臣去呀！”顾盼已失所在。王及内侍仰面咨嗟，急觅其人则已渺矣。后有往秦中者，见其人携鸟在西安市上。此毕载积先生记。

然后是分析：

《鸲鹆》中，x是人，反x是反人（指王爷，因为他象征着权势，而权势对人进行着压迫），非x是非人（指鸲鹆，它是动物，显然是非人），非反x是非反人（我们很难明确地发现文中有非反人为何的直接描述，这是故事结构缺失的一环，因而恰恰也就是蒲松龄所要表现的那一环。经过推演，我们可以明白，与动物相对立而与权势不同的东西，同时它又是人的一种特质，那么它就是人道。）。

于是我们可以明白，这篇故事展现出了人与非人（鸲鹆）所产生的一种美好的感情并对其进行了褒扬，批评了反人（权势）对人的压迫（故事中人与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异，权势者对于弱者的漠视），最终的主旨在于人道。

对“符号矩阵”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反思

康建伟

阿尔吉达斯·于连·格雷马斯(1917~1993年)是立陶宛裔的法国著名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曾主编《符号学巴黎学派》，标举出了符号学的“巴黎学派”这一名称。“符号矩阵”是他根据法国结构主义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模式扩充发展而来的一种符号分析模式。源自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命题与反命题的诠释，他将列维·斯特劳斯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扩充为四元，这样在叙事分析中就有了较强的可操作性。所谓符号矩阵，即设立一项为X，它的对立一方为反X，第三项为非X，与X矛盾但不一定对立，第四项为与反X矛盾的非反X。国内文论界对这四项的理解是一致的，但在这四项的关系图式及运用于具体的文本阐释时，我们却发现了不少误读，具体如下文所示：。

1)颠倒符号矩阵中第三项和第四项的位置

在朱立元先生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将此四项的关系归纳如图1所示[1]，并引用了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用此模式对中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鸲鹆”篇所做的分析，如图2所示[2]110。

图1 朱立元先生《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四项的关系

图2 杰姆逊对《聊斋志异》“鸲鹆”篇所做的分析这种图式影响广泛，很多文学理论书籍都采用了这一图式。但是这里明显存在一个矛盾，在这个图式中第一项为X，第二项为反X，第三项为非反X，第四项为非X。而在杰姆逊所做的分析中，第三项为非人，第四项为人道，也就是反人的矛盾项，即非反人。若将人再抽象为X，则第三项为非X，第四项为非反X。所以在第三项和第四项的位置安排上正好是颠倒的。那么在第三项和第四项的位置到底应该如何安排呢？格雷马斯在《论意义》中将一个意义的基本结构表述如图

3所示：

图3 格雷马斯《论意义》中意义的基本结构

在这个基本结构中，S1与S2是语义轴S在内容层形式的层面上串联的两个相反的义素，S1与S2则是分别与S1与S2相矛盾的对

立项。将这一基本结构运用于具体的规则，我们看到格雷马斯做了如

下构图，如图4所示：

图4 格雷马斯的构图

例如十字路口的红绿灯，绿灯表示通行(即S1)；红灯表示禁止通行(S2)，黄灯在绿灯之后表示非通行，在红灯之后表示非禁止，当停用红绿灯而只亮黄灯时，它甚至还表示S1+S2[3]。

对于上述引文，《论意义》的译者吴泓缈曾用符号学方阵对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个语义域进行了浅显易懂的描写，如图5所示。

图5 吴泓缈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语义域的描写

鼓励生一子，禁止生多子，不鼓励不生子或私生子，不禁止双胞胎或三胞胎，似乎所有的可能性都在其中了[4]。

综上所述，《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所引图式，一方面与所引用的杰姆逊的论据是不相符合的。在杰姆逊的分析中，第一项即X项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