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城市人口积压，单一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来越窄。１９５０年代国家开始鼓励部分城镇知识青年支援农村和边疆建设，缓解城市就业压力。此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逐渐成为调节城乡劳动力的重要一环。同时，许多城市有志青年也渴望到农村去，希望有一番作为。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毛泽东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一度震撼全国、轰动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被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所代替。

如果说“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劳动就业的措施之一，那么这种措施在“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演变成了政治运动的组成部分。当时上山下乡逐渐演

变成衡量一个青年“革命不革命”的标准

和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不忠”的政治态

度问题，这给青年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偏离了方向。

知青们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农村

和边疆，在各自立足的土地上留下了艰苦

奋斗的足迹。正是千千万万知青的无私奉

献，有力地支援了中国边远落后地区的建

设，并向那里输送了知识和文化。

１９７８年，邓小平指出：搞上山下乡，这

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要研究

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要开

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

其它领域也要这样做。

１９７９年后，大批的知识青年陆陆续续

返回城市，历时２０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逐

步结束，一代人的大迁徙成为了历史。

站着的是我姐姐——

—我家第一个知青；坐在桥栏上的是我——

—我家第二个知青。准确地说，照片上的我只是个准知青，而姐姐已经是个老知青了。

姐姐１６岁离家的时候，妈妈远在北安的五七干校，爸爸特意从呼兰军管会学习班赶回哈尔滨。姐姐他们的队伍从九中步行去火车站，我们都涌到路边送行。只见这些刚摘下红卫兵袖章的兵团战士一身草绿棉军装，有几分臃肿，扎着皮带，戴着军帽，又有几分精神。我羡慕极了，可我一转脸，看见姥姥撩起衣襟在擦眼泪，小弟弟不知愁地骑着一棵向日葵杆跟着队伍跑。家属不允许去火车站，当过老公安的爸爸不知从哪“混”进了月台，把一支英雄１００号金笔塞给他的长女。过了不久，我们就收到了姐姐用这支笔写的信。信封的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第四十一团二营十四连。以后地址又改为：黑龙江铁字４０９信箱二一四分队。

于是我开始向往信封上那个地方。终于中学放寒假了，我独自去了密山。姐姐的战友把我带到水库工地，远远地我看到姐姐满脸通红正在搬冻土块。我用双手蒙住自己的

脸，一步步走近姐姐，知青们大呼小叫：“敬

海燕，你猜这是谁？”我从指缝里看到姐姐

一脸迷惑，她作梦也没想到我会从天而降。

我走近了，一下子拿开双手，露出脸来，姐姐

大喊：“啊，小死一丹！”

在十四连，我以一个中学生的眼光看到

了那充满激情，崇尚英雄的生活，第一次接

触了北京知青、上海知青，第一次感受到集

体生活的青春气息，到开学时，我都舍不得

离开了。

又放暑假了，我又一次来到十四连，姐

姐带我去看她们冬天里修的水库。那些冻土

块已变成坝，坝里蓄满了水，桥栏上有四个

大字：屯垦戍边。我们就在“垦”字边拍了这

张照片，这时，我已经十分向往知青生活了。

１９７２年夏天，我也成了知青。在小兴安

岭修路、砍伐、栽树、种菜。可惜干这些活儿

时，都没能留下照片，那时，照像机、胶卷，是

多奢侈的东西啊！后来我当上了清河林业局

广播站的广播员。广播站另一个播音员是王

照云，我俩摆弄的是那时很珍贵的６０１录音

机。墙上月份牌上是当时挺有名的那幅画，

叫《申请入党》，画的是一个女知青在灯下

写申请书的情景。不知有多少知青会在这画

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清河林业局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革

命同志们……”我和照云的声音通过大喇

叭响彻林海雪原。有人对我说：“我在山上

听广播，都听不出来是你，还以为是省电台

的。”我很得意，因为她听到的其实是我。

后来，我真的去了省电台。

再后来，我到了中央电视台。

（摘自《敬一丹自述》）

敬一丹：知青两姐妹

广西南宁上山下乡动员大会

敬一丹（左）两姐妹

６３知青上山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