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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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
田松(100875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1
内容摘要:科学传播是从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领域之中新兴的一个学术领域,它与传统科普和传播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本文对科学传播的历史脉络、学术渊源和基本学术理念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它与“科技传播”之间的异同,对这一领域的学术前景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科学传播、科技传播、科学史、科学哲学、传播学
1,科学传播≠科学+传播
科学传播或者科技传播是一个正在兴起的与实践密切相关的学术领域,目前以“科技传播”名称出现的专著已有多部2,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已经开过五届3,并且已经出现了本科和研究生专业4。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或培训性质的机构5。
成立于1989年的一个国际组织国际公众科技传播网(International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twork,简称PCST Network)在2005年6月与中国科协联合组织了“2005北京公众科技传播国际研讨会”,21个国家160余位学者与会,中国的相关学者开始直接与国际同行对话。
以“科学传播”名称的出版物则有“北大科学传播丛书”,相关的学术工作不时出现在综合类、科技哲学、管理类等门类的学术刊物中。
2006年底,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名下成立了“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如何理解科学传播和科技传播,不同的学者,不同的机构有很大的差异。
科学传播和科技传播这两个概念至今没有做特别的区分,但是在实际上应用中,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和机构表现出不同的用词偏好。
本文首先对这两个词语进行梳理。
顾名思义,科学传播就是科学的传播。
在我们这个科学时代,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因而,一般看来,科学传播的意义也是不言自明的。
科学应该得到传播,得到效率高范围广的传播。
然后,再讨论谁来传播,通过什么传播,传播什么,以及向谁传播。
这种顾名思义的理解常被称为广义的科学传播(或者说广义的科普),从受众对象上划分,它包括:1,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科学传播;
2,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
前者又可以细分为:1a本学科的科学教育与培养,1b同一学科领域的学术交流,1c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交流,1d科学领域与非科学领域之间的交流(这一项放于此处虽然不够恰当,但是个自然的延伸)。
后者又可以细分为:2a基础教育中的科学教育,2b学校教育之外的科学传播。
2b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所谓传统科普就属于这部分内容。
1和2之间的区分也不是截然分明的,比如1c和1d,在校园中常常表现为各种讲座,放在1中,顺理成章。
然而,同样的内容表现为出版物,走向社会时,自然被纳入到科普的范畴,有时被称为高级科普,意为受众并非普通公众,而是有一定甚至有很高文化素养的公众。
在这样一种繁琐的词语辨析中,可以发现,各个构成部分并不具备内在的一致性,只是不同领域简单拼接,他们之所以被拼接在一起,仅仅是因为他们既沾上了科学(或技术),又沾上了传播。
如果一个词组能够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必然有超越于各个词语简单相加的意义。
科学传播应该有其自己的内涵,这种意义下的科学传播,不是简单的科学+传播。
2,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
科学传播这个概念的提出与传统科普和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简称PUS)有着很强的关联。
2000年,刘华杰和吴国盛先后发表文章6,提出了科学传播这个概念,并指出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是科普(或科学传播)的三个不同阶段。
文章对传统科普进行了反思和批评,提出了一种新的更具包容力的科普理念,并将这种新的科普理念命名为科学传播。
刘华杰直接说:“称现代科普为‘科学传播’更合适,科学传播是比公众理解科学和传统科普更广泛的一个概念,前者包含后者。
”7 吴国盛也说:“我们提出‘科学传播’的概念,是把它看成科学普及的一个新的形态,是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一个扩展和延续。
”8
这种对于传统科普的反思并不是孤立的9,它是延续至今的对科学本身所进行的文化反思的一部分。
在此前后,也有一些今天被媒体称为科学文化人的学者写过很多文章。
一般认为:传统科普是建立在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之上的,所隐含的前提是,科学必然是好的,是必然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力量。
由于这种理念,传统科普在机制上是自上而
下的;在心态上是俯视的、单向教化的;在知识形式上静态的;在内容上是以普及科学知识为主要目的的。
而所谓现代科普则应该是平视的、双向交流的、动态的、以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活动为核心的。
同时,现代科普的受众应该是全体国民,而不仅仅是传统科普所针对的“广大青少年”。
科普的主体也不应该是传统科普强调的科学家群体,而应该是大众传媒。
回过头看,这些文章都已经包含了今天所说的科学传播的主要内容。
吴国盛和刘华杰都提出:科学传播不仅要普及科学知识,更要普及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不仅要让公众了解科学的正面价值,也要让公众了解科学的负面价值;科学传播的主体转移和多元化是必然趋势。
吴国盛在文章中强调了科学与公众的互动,指出科学传统是一种文化建设,是科学与人文交融的过程。
刘华杰在文章中指出:现代科普理念的变革要从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传播学这四门基础理论中汲取资源。
这些理念在近些年中都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接纳。
科学传播这种说法及其理念在2000年11月北京国际科普大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当时遭遇到了很强的反对。
不仅很多传统科普工作者不能接受,许多持有相同理念的学者也不愿接受这种新的说法。
从叙事策略上看,我们既可以使用一个新词取代旧词,也可以改造旧词,赋之以新的含意。
这两种策略各有利弊,各有难易。
现在看来,提出科学传播这一新的概念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此后,整个科学文化领域的思考逐渐深入,从理念上、实证上进行了更多的工作。
科学传播这个概念逐渐在这个领域之内得到接受。
但是,这个词在实际使用中一直是作为与传统科普不同的,与“现代科普”相当的一个概念。
一进入具体的表述,也常常会采用前述词汇辨析的方法,进行穷举。
2003年,吴国盛把科学传播划分为三个层面:科学界内部的科学传播,科学文化与其它文化的传播,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
10 这种表述仍有前述词汇辨析的痕迹,特殊之处在于把前面所说的1d单列出来,即所谓“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传播”,这种分层方式强调了科学的文化属性,体现了某种内在的理念。
然而,作为科学传播自身的内在理念一直没有以非常明确的方式表达出来。
在很多时候,科学传播与传统科普的分野是明确的,然而,“科学传播”与“公众理解科学”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得到明确的阐释,甚至有时候是混淆的。
实际上,在我们表述科学传播与传统科普的理念差异时,所说的往往是公众理解科学与传统科普的理念差异。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直接说:“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传播是以公众理解科学的理念为核心
的。
”11 这其中包含了我们对公众理解科学的一些误解,也是由于科学传播理论本身尚在发展之中。
随着理论的积累,随着对国外公众理解科学情况的深入了解,科学传播自身的特性水到渠成般呈现出来。
3,科技传播
与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这个线索并行的,还有另外一条“科技传播”的线索。
从目前已经出版的科技传播之类的书籍,从已经召开的全国性科技传播学术会议的内容,以及从中国科技大学科技传播和科技政策系的教学设置来看,科技传播是从以前的科技新闻、科技出版中转化过来的。
比如中科大科技传播专业的前身是编辑出版学,即从前的科技编辑专业。
而五届全国科技传播研讨会的主办方都是中国科技新闻学会下设的科技传播研究会,会长孙宝寅是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可以看出,这条线索与我们所说的科学传播有着非常大的差异。
鉴于这条线索所采用的名称大多是“科技传播”,就可以直接用“科技传播”和“科学传播”来命名两种名称相近(有时相混)但具有内在差异的学术理念,从而将这两个名词赋予不同的含意。
毫无疑问,科技传播和科学传播之间存在着很多交叉,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借鉴。
在2002年大连召开的第五届科技传播研讨会上,刘华杰和吴燕都曾到会发言,并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这可以视为科学传播和科技传播进行交流的一个开端。
科技传播和传统科普虽然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没有直接的继承与否定的关系,又由于总体理念上的一致,没有直接的冲突。
以往在我们表述我们与科技传播和传统科普的差异时,常常从“传播什么”这个问题着眼。
在传统科普或者科技传播看来,科学是一个确定的对象,因
而“传播什么”的问题已经解决。
科技传播就是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所以科技传播讨论的问题是“怎样传播”,怎样把这种确定的科学以更高的效率更好的效果传播出去,或者讨论有什么新的科技手段比如互联网来进行传播。
但是在我们看来,“传播什么”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比如在我们看来,基础科学知识的普及是学校教育的任务,不应该是面向公众的科普的任务;同时,未被传统科普注意的科学的文化价值,所谓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以及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等更应该为公众所知;尤其我们强调,除了要认识到科学的正面价值,还要认识到科学所具有的破坏力量。
针对大众传媒在科学传播问题上的现状,我们认为,
更重要的问题不是怎样传播(how),而是传播什么(what)。
但是,这种说法虽然将科学传播与传统科普以及科技传播进行的区分,但是“传播什么”的问题并不是根本性的。
需要解答的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why)”的问题。
为什么传播科学,为什么科学传播?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会凸现出科学传播更深层的理念,使之有别于传统科普和科技传播,也有别于公众理解科学。
4,科学传播的理念的深入和明确
2003年2月,刘华杰发表文章12,从立场问题着手,使得科普、公众理解科学以及我们所谓的科学传播之间的差别明晰起来。
刘华杰指出,传统科普是政府立场,公众理解科学是科学共同体立场,而科学传播则(应该)是公民立场。
立场问题把后面的隐藏的利益机制明确地凸现出来。
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科学传播也是与利益(interest)相关的。
中国科普活动从1950年代开始纳入政府体制,并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县一级的专业科普系统——各级科协。
科普的目标定位在提高公民的科学素养,提高劳动生产技能,从而提高综合国力。
在这里,预期受益者首先是国家(政府),而不是公民。
在这个意义上,刘华杰说传统科普是政府立场。
公众理解科学是英美等国家自1980年代开始的以科学共同体为主导的科学大众传播活动。
中国学者对它的介绍是从1990年代逐渐展开的13。
最初我们把它作为一种新的科普理念,并认为这种理念是与我们所说的科学传播一致的。
随着介绍的深入,了解逐渐增多,发现公众理解科学的理念本身也在变化,并且不能完全被我们接受。
公共理解科学活动源于西方世界这样一个现实:由于全球性的环境污染、能源危机,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层面的负面效应,如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等,公众对科学技术产生了怀疑。
而科学失去了公众的支持,就会失去了议会的财政预算,这是由于其社会体制所决定的。
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一份重要的报告,即《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14。
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预设是:公众之所以不支持科学,是因为对科学不了解,公众对科学的了解越多,就越会与专家的意见趋于一致,就越会支持科学。
这就是著名的缺失模型(deficient model)。
在公众理解科学中,公众被视为与科学共同体对等的主体,而不只是被动地接受科学普及的客体。
公众有权知道科学共同体用纳税人的钱都做了什么,甚至公众作为一个整体最终决定了某一个项目能否实施。
在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预期中,其首要的受益者是科学共同体。
所以说,公众理解科学是科学共同体立场。
按照刘华杰的看法,科学传播的预期受益者应该是全体公民。
这种说法当然具有更多政治正确的意味。
仔细分析,则存在一些疑问。
比较而言,政府和科学共同体都是相对明确的利益实体。
而公民,由于概念过于庞大,反而没有明确的一致的利益要求。
实际上,公民的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常常是有矛盾有冲突的。
所以这里的公民立场不可以从现实的公民利益来理解,它实际上是指一种超越了具体利益集团的立场,尤其强调的是它的非政府立场和非科学共同体立场。
另外,政府和科学共同体都是有组织的机构,它们能够提出并具体实施科普和公众理解科学,可以直接实现自身预期利益。
而提出科学传播的是一部分学者,既不是有组织的机构,自身又不是预期的受益对象,与预期受益者也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学者能否站在公民立场之上,这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学术为天下公器,努力从超越性的立场看问题,正是学者的本份。
我们可以把科学传播的立场可以解读为学者视角,公民立场。
利益都是具体的,这种超越性的公民立场当然不会落实到具体的某一个公民的利益集团,必然是从全体公民的利益着眼。
因而,这种超越性的公民立场必然是立足于未来的!而这种未来也不是从具体的某一个公民集团或者利益集团着眼的,而是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未来着眼的。
5,人文批判立场的科学传播
吴国盛将科学传播与传统科普的关系类比为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15。
还可以进一步把科学传播与科技传播或者传统科普之间的关系,类比于传播学批评学派和经验学派之间的关系。
清华大学李彬教授认为,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分别体现了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16和人本主义的价值理性。
李彬有如下总结:
“经验学派着眼于事实判断,目的在于揭示传播活动的事实真相,进而把握其中的运行规律;而批判学派着眼于价值判断,目的在于探究传播活动的意义,从而为传播活动提供一种价值上的提高。
”17 “经验学派只关心把话传出去,传得越远越好,传得越广越好,即传播的效率越高越好。
而批判学派则关心这个话的意义、意味与意蕴,即传播的价值越大越好。
” 18
“如果说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是现代社会的驱动系统,好比引擎、车轮等,那么人本主义和价值理性就是其操纵系统,恰似方向盘、刹车等。
” 19 但是,“随着现代化的迅猛发展,特别是随着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如两次世界大战)和自然问题(如生态恶化)日益逼近,这种对现代文明其平衡和制衡作用的思潮也随之发生越来越强劲、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
” 20“传播学批判学派,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下,秉承这样一类人文传统及其价值理性而发展起来的。
”“批判学派不仅属于传播学的一大流派,同时更属于左右现代文明的一大思潮。
” 21
毫无疑问,我们的精神气质和学术视角与批判学派更为接近,我们从事科学传播的出发点也正是对于科学的、对于我们这个科学时代的文化批判。
这种类比凸现了科学传播的某些根本性质,终于可以使我们
就“为什么”的问题做一个综合的描述。
李彬还说:“从学科的渊源承继看,经验学派托庇于‘科学化’的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统计学等,而批判学派则隶属于‘精神化’的人文科学,如哲学、美学、文艺学、历史学、语言学等。
” 22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谁(who)在做”这个问题,就会发现科学传播同样与传播学批判学派有着强烈的相似之处。
科学传播的倡导者大都具有这样两个特征:首先,他们大多是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领域的学者(或者是在这个领域受过教育的大众传媒及新闻出版的从业人员);其次,这些学者与大众传媒和新闻出版行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直接从事具体的传播实践。
吴国盛有过类似的归纳:
第一,“科学传播”或“科学文化”目前的实践者大都是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的社会研究界的学者,他们不是科学家,而是把自然科学作
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人文两栖学者;第二,“科学传播”或“科学文化”目前的实践内容,不是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的社会研究领域里的纯学术工作,而是通过媒体从事大众与科学之间的沟通工作,按照传统的说法应属科普工作。
23
这一部分人目前被大众媒体称为科学文化人。
如果我们把这个领域称为科学文化界的话,科学文化人这种说法也是可以接受的。
当然,我本人更愿意接受董光璧先生命名:科学人文主义者24。
作为科学人文主义者,我们正是本着对于科学的,对于我们这个科学时代的文化评判立场,投入到科学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之中的。
这个类比还可以继续下去,李彬说:“如果说经验学派是个‘科学家’,其兴奋点在于传播的规律;那么批判学派就是个‘美学家’,其兴奋点在于传播的意义。
换句话说,经验学派注重的是‘如何’(how)传播,批判学派关心的是‘为何’(why)传播。
” 25
“为什么传播”这个问题是科学传播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科学传播有别于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以及科技传播的关键所在。
6,为什么科学传播:对现实的判断和对未来的预期
所有实践性的理论都是立足于对现实的判断和对于未来的预期的,而理论所提出的策略、方法,都是为了使现实平稳地、尽可能地演进到预期的未来。
老子的思想指向小国寡民,孔子的思想则指向大同世界,他们对未来有各自的预期。
自然,在各种理论并存时,那些与当下社会语境相符合的更容易被接受,从而得以实施。
传统科普和公众理解科学也不例外,它们都有各自的对当下现实的判断和对未来的预期。
传统科普对中国现实的判断和对未来的预期与当时的社会总体氛围是一致的。
在传统科普启动的1950年代,工业化、现代化是世界性的潮流。
中国的国情被设定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是生产力低下,一穷二白。
科学技术的普及在形而上的层面被认为能够开启民智,战胜愚昧。
在形而下的层面上被认为能够提高国民素质,提高生产力,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整个社会预期的未来就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具体目标或者是“超英赶美”,或者是“苏联老大哥的今天”。
这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判断和预期,也为传统科普所默认。
至于人类的未来,传统科普
最为形象最为全面的表述应该是叶永烈先生在《小灵通漫游未来》中描述的未来。
需要注意的是,叶永烈在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他的身份是科普作家,而不是科幻作家。
所以这个未来可以代表当时中国科普作家普遍的预期。
长期以来,中国科普作家对于未来都持有强烈的乐观精神,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语境中,科学的发展是无限的,技术的发展是无限的,现代化的程度也是无限的。
然而,1960年代之后,整个世界对于现实的判断发生了变化。
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资源是有限的,能源是有限的,发展是有限的;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人类活动已经威胁到地球本身,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到一触即崩的地步,十分脆弱。
在这种图景下,小灵通所漫游的未来注定是不可能的。
同时,由于全球化的深入,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与自然生态的多样性都已经成为关注和保护的对象,越来越多的人也不再认为小灵通漫游的未来是美好的未来。
从整个世界范围看,传统科普的现实判断和未来预期都失去了意义。
同时,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科普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计划经济体制下设立的传统科普机构在市场经济中已经举步维艰,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得传统科普所承担的普及基础科学知识的任务不再必要,媒体作为独立的利益实体正逐渐成为科学传播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科学传播应运而生。
在全球化必将到来的今天,身为知识分子,不能不忧虑人类的未来;身为中国知识分子,也不能不思考中国的未来。
我们将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全球化?是美国文化的全球化,还是各种文化和谐共存的全球化?科学及其技术是否一定给我们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科学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这些问题不仅是学者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公众要面对的问题。
因而,对于科学以及我们这个科学时代的反思,不仅是科学传播得以成立的文化理念,也是科学传播的(主要)内容!
这种对于未来和现实的理解,对于科学时代的反思还在进行之中,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终极答案。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传播什么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世界在变,中国在变。
科学传播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及其对未来的预期,与传统科普有着截然的不同。
与公共理解科学在现实判断上虽然大致相同,但是在未来预期上必然有所差异。
这是由于,我们所说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