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纳·缪达尔_第9章 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

在缪达尔于欧洲经济委员会任职十年结束之际，他开始为一项上新的可持续研究项目向美国各基金会募集资金。在项目章程中，他将该项目目标作如下表述：为在国内外影响下发展的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情况做一个合理的评估……研究重点将是地区总体的经济问题……并将在社会和政治背景下审视其经济潜力。因此研究必然会包括对该地区内新国家主义的分析，因为社会、文化、宗教以及种族冲突对其有重要影响。这是他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为国内外经济“一体化”作前景分析时所阐述观点的延伸。

此时，他的研究计划指向了对南亚地区不发达国家的关注，这些国家有的已经形成了一种自信的国家主义经济，有的还没有，但最终都将转变为国际性的经济一体化。在这里也得到了一个线索，就是南亚各国的协调规划的潜力将会得到调查研究。

缪达尔在为项目四处游说募集资金的过程中遇到了比预想中更多的困难。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过去对他非常慷慨，现在却拒绝了他，福特基金会也是如此。最终在二十世纪基金会（总部设在纽约）的帮助下，一切才有了转机。1957年，二十世纪基金会官员授予他140000美元（约百分之十作为缪达尔个人薪金），持续时间为两年半。当时，这个期限被认为是完成该研究的一个合理期限。

预期的工作计划一开始就显得非常不现实。最终的著作《亚洲的戏剧》——共有三卷，2284页，16篇附录一一花费了他十年的心血。此外，工作的实质内容与最初计划也有很大区别。

《亚洲的戏剧》的诞生：研究的第一阶段

在伊斯特和摩根斯·勃瑟普（-一对丹麦夫妇，曾是欧洲经济委员会研究发展部的资深成员）的帮助下，缪达尔开始了研究工作。第一阶段包含了对地区的深入研究，关注重点放在了对印度的研究上（这是因为印度是到目前为止的研究中最大、最复杂的国家，但缪达尔在此还有更深层次的私人目的：埃娃被任命为希腊驻新德里大使馆大使）。在这部分工作中，他们收集了大量原始资料，勃瑟普夫妇还准备了大量的背景情况报告。

1961年，缪达尔将项目总部迁到斯德哥尔摩。当时埃娃因病不得不辞去大使职务，在瑞典进行治疗，勃瑟普夫妇——坚持最初的信念——继续工作着。该项目的第一阶段与《美国困境》的最初准备阶段有相似之处。虽然两个研究都积累了丰富的材料，但缪达尔却不知该如何使用。在给二十世纪基金会总裁奥古斯特·黑克斯切尔的信中，缪达尔对情况做了如下表述：

用于合作者的大部分费用在工作初期就花完了……这本书注定会和我的预想不同，现在我才意识到那时的想法太过保守；经过反复试验和错误分析后，我们必然会制定出不同的、更经济的规划，但起初我们却不能做到。

对美国黑人问题的研究，缪达尔克服了初期的困惑，想到了“美国困境”的构思——将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与逐日呈现的现实种族关系分离。这为完成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必需的组织构思。在进行南亚项目的过程中并没有类似灵感的突现，然而在合作阵容上却有了很大的转变。

对工作价值前提的要求

1961年，研究中许多方面的最终方向仍待确定。但对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缪达尔

心中却有非常明确的想法。对一切工作，他都相信自己在《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中阐明的约束性原则，即学者必须公开声明并强调其研究的价值前提。在这项研究中，核心价值观可从“现代化理想”的标题中找到。这并非随意而为。这些理想与南亚现实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相符合的，那就是大多数开明领导人所表现出的让他们的国家能够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政治抱负。

缪达尔的“现代化理想”还需详尽阐释。他对如下因素作了说明：

a.合理性。在公共争论中，通常认为政策应建立在需要考虑的合理性因素之上。

b.发展和发展规划。发展和发展规划的愿望直接来自对合理性的追求以及在经济社会领域展示让人接受的、全面的现代化理想的表达。

c.提高生产率。提高人口或劳动力的人均产出是发展规划中的共同目标。

d.提高生活水平。在生活水平极低的南亚百姓的眼中，对这个问题有着共同的重视并不足为奇。

e.社会和经济均衡。南亚所有国家在规划目标和通用政策的公共讨论中，普遍认为社会和经济阶层需要变革以促进地位、机会、健康、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平等。

f.改善制度和态度。通常认为社会、经济制度和态度需要转变以提高劳动效率和勤奋程度、有效竞争、流动能力和事业心，提供更多平等机会，提高生产率和质量，广泛地促进发展。

g.国家巩固。按理想来说，国家巩固意味着政府、法院及行政机关系统有效、结合紧密，目标和行动永远保持一致，在国家境内所有地区和团体间树立了绝对的权威。

h.国家独立。要坚定这个理想，在所有理想中，它也被赋予了最清楚的表述。

i.狭义的政治民主。所有南亚国家以宣称他们的追求目标是成为民主国家而取得独立，他们订立自己的宪法，或开始制定宪法，形成西方国家最新发展的模式，拥有在自由选举和普选权基础上建立的代表性联盟。

i.草根民主。一个国家政府政治形式和权利基础的独立可以作为一种度量，度量政府将自身政务分配给地方或组织团体的反应以及被那些小团体接受的程度。

k.社会准则与“民主性规划”的比较。这些国家政府都是“软性的”，一方面表现在制定的政策常常不实施，即使已经通过法律；另一方面表现在当权者，即使是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也不愿为人民担负责任。

这种“现代化理想”的构想与体现在“美国的信仰”（在《美国困境》中提到）中的价值观有相似之处，二者体现出的概念性的国家机关都是一种理想化状态，但也有根本的不同。1944年卷中提到，实现平等、人人获得公正待遇的理想和现实间的差异成为了社会建设性改革工

作前进的驱动力。这在美国来说也可行——正如缪达尔尽最大努力来说明——因为基本上所有美国人都遵从“信仰”中所阐述的原则，但又与现实中可能的状况不符。

在南亚国家就没有可以比较的。普通百姓不认同“现代化理想”，极大多数的人们靠传统的农业劳动为生。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受态度和制度影响，不易接受改革性的变化。如果有区别的话，那就是殖民主义时期的经历加强了他们对“现代化”的抵制。殖民政府采用的间接统治手段极大减少了对传统机构和文化习惯的干涉。此外，一些国家有组织的反殖民统治运动也使传统文化更加传奇化。

这些考虑表明，由于传统主义者的冷漠态度或积极反对，很可能使政府高层对“现代化”的热情消失殆尽。前者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实在太大了。原则上随着时间的发展，现代化主义者通过大量提高教育投入改变传统态度和制度是可预见的。但至少在近期，可见的能够实现目标效果所需的人才和资源还很少。而且随着人口急剧增加以致即使正在发展的“现代化”行业都无法消化，情况很可能恶化。总之，当前就业情况表明，成功实现“现代化理想”的前景显然很暗淡。19世纪40年代晚期到19世纪50年代早期，他在美国南部进行了一些令人震惊的实践活动，因为他坚信在解决黑人苦难的问题上取得重大进步是肯定的。然而他那时也明白，在南亚国家的经济状况下，达到最终效果就没有那么乐观了。

但这绝不是最后的结果。缪达尔最初的意图——反映在《全球性经济》一文中——是指出一个方向，南亚各国政府制定政策时应致力于使自己最终成为全球性经济团体的一流成员。然而与地区现实情况的接触使他得出结论：这个目标，不论在原则上是否值得赞赏，都是遥不可及的。他思想上的巨大转变可由两个最初的考虑因素来解释。第一个就是他对“软性国家”（这是《亚洲的戏剧》中具有创造性的学术新词之一）现象的判断。这相当于一种认知，地区政府缺乏进行实现“现代化理想”的重大举措的手段或意愿。从概念上来看，西方（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进行的有效规划是以政府能够禁止某些行为并有效倡导另一些行为为前提，而且还更进一步假设人们能够广泛地认可政府权威并支持处罚条令的颁布和实施。在西方，这种准则大都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且覆盖很广的范围，例如，从高速公路的限速到禁止雇用未成年劳动力，再到工作单位的健康安全活动的规章制度等等。类似的情况在“软性国家”地区很少出现。很大原因在于政府选择不去过多干涉现代化主义者的观点，即与合理性观点相对立的行为。例如，印度对年老且无法产奶的奶牛的容忍不仅意味着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也对路上车辆行人安全构成威胁；还有很多国家的工人拒绝与不同宗教信仰、社会阶级或社会身份的人呆在一起。但即使政府对“现代化”感兴趣并开始制定政策，他们完成这个目标的能力也会因有竞争力的人才不足而受到限制。

发达国家传统习惯与所研究国的差别是影响缪达尔悲观思想的第二个因素。公务员的腐败显然与发展中需要投入精力进行规划的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目的不一致。普遍认为这种不利因素在发达国家早期发展史中是存在的，尽管至少大部分极糟糕的情况已在20世纪后30年得到了控制。虽然南亚国家的精确腐败数量让人难以理解，但毫无疑问，其在决定谁于何时获取何物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需要强调的是，在从正面论述问题方面，缪达尔比大多数经济学领域的同行都做得要好。通常发展经济学家会回避这个问题，不是因为没有得到可靠的证据，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讨论这个问题是外交上的无礼。在另一方面，《亚洲的戏剧》突出了腐败问题，尽管会对作者最初做出的通过地区规划取得经济增长的承诺造成损害。

缪达尔的女儿，西塞拉·博克，记下了当时她父亲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