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民主联军对哈尔滨的解放

阐述东北民主联军对哈尔滨的解放及治理



1946年4月28日拂晓，东北民主联军解放了哈尔滨。这是在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初阶段，国民党军队拥有明显优势、咄咄逼人地向前推进情况下，国共两党军队较量的结果。后来由于敌情的变化，经中共中央批准，东北局数次准备放弃哈尔滨，结果都神奇地化险为夷。直到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哈尔滨一直是东北解放区的首府，是共产党践行大城市管理之开端，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筹建新中国的重要基地。

解放哈尔滨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本宣战。9日零时，强大的苏联红军从西、北、东3个方向，向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发起钳形攻势。18日傍晚，苏联红军的远东第一方面军的空降兵就占领了哈尔滨机场和市内重要建筑物。同机到达哈尔滨的远东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特命全权代表谢拉霍夫少将，与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就日军投降问题进行交涉，后用飞机把秦彦三郎送往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指挥所。苏军进驻哈尔滨以后，成立了哈尔滨卫戍司令部和军事管制委员会。苏军红旗第一集团军司令员别洛鲍罗多夫大将任司令员和主任(后由炮兵中将卡扎科夫担任)。直到1946年4月25日，驻哈尔滨苏军奉苏军统帅部命令回国。哈尔滨在这8个月的时间里为苏军占领和军事管制时期。
抗战胜利前夜，中国共产党将东北问题看作战后全局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把极大的注意力投向这里。1945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断然采取三大措施：一是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并以彭真为书记；二是决定调配100个团架子的干部去东北；三是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决策。
从1945年9月东北局成立到1946年6月国共双方在东北暂时停战，东北的情况特别复杂，涉及国际国内方方面面，事态发展充满变数。共产党在东北的决策和部署，最初是“独占东北改为创造根据地”。由于北满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1945年11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北满分局，由陈云任书记。“任务为控制北满各地，组织军队，建立政权，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巩固东北之后方。”16日，陈云从沈阳飞抵哈尔滨，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主持中共北满分局的工作。陈云到达哈尔滨的第二天晚上21时，驻哈尔滨苏军就告之：“国民党军队将到哈尔滨，命令我军22日全部退出哈市”，并告诉退到何处，“无价钱可讲”。陈云在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钟子云陪同下，同哈尔滨苏军当局进行交涉，毫无结果，苏方态度强硬

。苏军哈尔滨卫戍司令官卡扎科夫中将对陈云说：“你们退也得退，不退也得退”，“这是我们上级的命令”。原来美、蒋在11月中旬，对苏联发动外交攻势，东北问题已引起中、苏严重的外交纠纷。苏联为与国民党当局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限制，将中长铁路沿线各大城市交给蒋介石。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会见彭真和伍修权时甚至无礼地说：“如果你们不走，我就用坦克来赶你们走。”
在这种情况下，陈云不得不在部署钟子云、李兆麟等留在哈尔滨市工作后，于11月22日晚率北满分局、松江省工委、松江军区机关离开哈尔滨，转移到哈尔滨以东约60公里的宾县去。1946年元旦，国民党接收哈尔滨。

这时，北满地区敌情相当严重，乡下到处有国民党收编的政治土匪。陈云一行撤到宾县境内蜚克图的当天夜里，就有一股土匪打进宾县县城。接到报告后，陈云当即和松江军区负责人研究，决定派一个营坐汽车去宾县剿匪。开往宾县途中，我军先头部队走到金家窝棚又和当地“大排队”(地主武装)打了一仗。陈云的秘书刘达回忆说：“我们的队伍进入宾县县城后，北满分局的同志住在城内一个很小的天主教堂内。我们首先整顿守卫城门的部队，给关内来的同志每人发了一支手枪和几颗手榴弹，准备不得已时实行自卫。”
陈云经过同苏军沈阳、长春、哈尔滨当局的多次接触和交涉，使他对苏联在东北的基本政策有了比别人更准确的理解。即苏联在东北对中共实行的是“有限度的帮助”，特别是不能公开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再加上对东北匪情和人民群众尚未发动起来等情况的掌握，使陈云对创建离大城市较远的北满根据地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北满分局撤出哈尔滨后，陈云即致电林彪、彭真，指出北满工作的方针应该是：将主力部队及军事干部分散各县，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肃清反动土匪，建立政权。在市内争取群众，孤立国民党，以造成将来重入哈尔滨市的条件。
北满地区北至黑龙江，南到第二松花江，东起绥芬河，西接内蒙古，当时包括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牡丹江5个省和一个哈尔滨特别市，地域辽阔，资源丰富，而且背靠苏联，进可攻，退可守，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陈云到北满之初，北满三分之二县城被土匪占领，剿匪成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当前急务”。陈云同北满军区司令员高岗，要求各省立即以可靠部队组成机动部队，主动地有计划地并有充分胜利准备地进行剿匪。指出：“苏军未退，蒋军未到时，剿匪是北满决胜的一环。”
由

于北满匪情的严重，陈云多次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提出抽调老部队到北满剿匪。自12月中旬接到东北局调359旅(1944年冬，党中央、毛泽东派遣八路军120师359旅一部组成南下第一支队，由旅长王震带领南下。1945年初夏，党的“七大”后，又命令359旅留陕部队组成南下第二支队，由参谋长刘转连任南下第二支队司令员。抗战胜利后，王震率南下一支队北返至新四军5师的中原解放区。刘转连则受命进军东北。东北局命令，南下二支队改回359旅番号)来北满的消息后，陈云一直盼望这支部队早日到达。据陈云的秘书刘达回忆：“陈云同志盼得望眼欲穿，只要我在宾县，他每天都要问我：‘刘转连他们到什么地方了?’当我告诉他到了什么地方后，有时他还在地图上查找这个地方，以便知道具体距离。”

12月的东北大地一片银白，天气十分寒冷。359旅冬装不足，有的战士没有换上棉衣，普遍缺少棉鞋。部队一边北上，一边补充冬装。1946年1月来到北满立即投入了剿匪战斗。先后在五常、珠河、延寿、方正、通河、依兰等县城消灭了大部分土匪，其余的纷纷躲进了深山老林。此后部队经短暂休整，沿松花江北岸向西清剿了木兰、巴彦、呼兰一带的土匪。陈云十分关心359旅到北满后的扩编与后勤保障。359旅旅长刘转连患眼疾急待诊治，陈云专门写信给在哈尔滨的李兆麟，询问在哈尔滨如何医治和安全如何保障。陈云认为，为了北满的全局和准备打大仗，必须依靠359旅，要给359旅较大的地区补充其物资，同时减少其零星剿匪的责任，以便休整，还把松江军区哈北分区部队编入359旅。到哈尔滨解放前夕，经过4个多月的剿匪和发动群众，北满65个县，已经解放了58个。陈云说：“北满农民已认识共产党是帮助农民的，国民党来不利农民。一般人民对我纪律严明及生活艰苦有好感，外县人到哈市，传布我军好处多，不满者少。”
1946年3月上旬，苏联红军开始从沈阳及其附近地区撤兵，如期在4月底撤完。这样，东北战场完全形成国共双方对峙和交锋的局面。当时国共之间的和平谈判仍在继续，没有完全破裂。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返国述职后将回中国。苏联一度向东北局表示：如能在四平以南解决问题，3市(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自是你们的。中共中央对达成和平协议仍抱有期待，认为东北停战有可能很快实现，希望东北前方能不惜牺牲，打一两个胜仗，以便在谈判时处于更加有利地位。如果在和平协议达成时控制的地区多一些，这些地区就可能保存下来。

在这种形势下，东北局制定了《关于东北大会战的布署》。在前方，坚决进

行本溪、四平保卫战。要求在一段时间内坚守四平街，甚至一度提出“化四平街为马德里”、“死守四平、寸土必争”这样的口号。在后方，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1946年3月的一天，陈云顶着呼啸的北风，乘坐一辆大卡车来到359旅驻地。据359旅旅长刘转连回忆：陈云讲到，东北的斗争，对全国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毛主席在1945年12月关于建设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中指出，只有“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把东北工作的重心放在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搞好土改，才能有充足的兵源和物资支前。东北是工业集中和发达地区，如果我们夺取了东北，就可以利用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关于解放哈尔滨，陈云说，苏军很快就要撤退了，蒋介石对东北的大城市都想占。苏军撤退后，我们占领哈尔滨要做两手准备：一是打后占领；二是小打或不打而占领，军队本身应该做打的准备，而且要做好打的充分准备。这样我们就有了充分的把握争取胜利，绝不给隐藏在哈尔滨的国民党地下军以可乘之机。
解放哈尔滨是直接在北满分局领导下进行的，359旅主力及松江主力担任占领哈尔滨之任务。4月初，以359旅司令部、政治部为基础，建立了临时指挥部。松江军区司令员李天佑任总指挥，359旅旅长刘转连任副总指挥。359旅及松江部队共1.2万多人陆续进到哈尔滨市郊，从北安调来1300人在松花江北岸的松浦集结。哈尔滨市10个市区，民主联军已进驻7个区。只有南岗、道里、道外3个区因苏军未撤尚未进去。在哈尔滨市的国民党接收大员，国民党哈尔滨市市长杨绰庵、国民党东北行营参谋长董彦平等人，提出保留国民党政府的要求，遭到中共北满分局的拒绝。这些国民党接收大员于4月25日随苏军撤退，逃往海参崴，再取道逃回国民党统治区。但国民党在哈尔滨市的所谓正规军、护路军、警察和形形色色由国民党委任、打着中央招牌拼凑起来的政治土匪，共有5000余人，决心同民主联军争夺哈尔滨。如所谓的“中央先遣军第五战区”总指挥曹兴武，获得苏军即将撤离哈尔滨的消息后，即刻决定4月21日拂晓4时开进哈尔滨。但哈尔滨周边各县和哈尔滨的10个区中的7个区已被民主联军控制。曹兴武占领哈尔滨的阴谋破灭。在大势已去的形势逼迫下，曹兴武于27日到哈南军分区谈判。谈判中，曹以“部队分散，枪械不易集中”为借口拖延时间，保存实力，不肯投降。哈南军分区当即将曹兴武及其部下30余名匪首扣留。
根据哈尔滨市的敌情和社会情况，4月25日至27日，李天佑和刘转连先后

对哈尔滨周围及市内一些地方进行了现场侦察。决定进攻哈市的主要方向在哈市的南面。因那里地势比较好，对进攻有利，中间没有大的江汊子、桥梁等障碍，有一条主要公路直接通向南岗，指挥、通信联络比较方便。并告诉部队，南岗是哈尔滨的军事高地，道里要保护好工商业，道外人口稠密要维护秩序，同时注意保护火车站、码头、桥梁、发电厂、自来水厂、面粉加工厂的安全。
4月28日拂晓5时，进攻开始了。民主联军迅速占领了指定目标。前进途中，只在南岗和道外个别地方遇到小股敌人的抵抗和暗枪射击，迅速将其歼灭。民主联军比较顺利地解放了哈尔滨。抓获国民党军、警、特、匪5000多人，收缴长短枪2680支、机枪39挺、子弹5000多发、马650匹。民主联军特别注意俘虏政策，国民党地下军一部分头面人物被俘虏后，没有房子住就进了旅馆，而民主联军一些部队在解放哈尔滨的第一天露宿街头。
4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展开四平保卫战。5月14日，四平战局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军在东北的精锐主力几乎倾巢出动。18日晚，林彪在东北民主联军处于严重不利局势下断然下令撤出四平街。国民党军队占领四平街后，进占长春，大有一举吞下全东北之势。这时民主联军也做了撤出哈尔滨的准备，并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据解放哈尔滨后的第一任市长刘达(原为陈云秘书)说，在1946年端午节前两三天，陈云通知我随他一起撤走。我认为应随卫戍部队最后撤离哈尔滨。陈云告诉我，这是林彪的意见，你必须照办。原来民主联军解放长春时，活捉了国民党长春市市长，造成很大的影响。林彪怕哈尔滨市长被国民党军队抓获，影响士气。刘达不得已，出了个市政府端午节放假3天的布告，等待随陈云撤退。

后来东北民主联军在长春以北伏击歼敌两个精锐团，国民党军气势稍减，缩回长春，只派少数部队在陶赖昭与民主联军前哨隔江对峙。蒋介石为了在关内集中兵力大打，又深感在东北的兵力不足，难夺哈尔滨，不得不同意东北停战进行谈判。6月6日，国共双方下令，自6月7日中午起东北停战15天。后来，东北停战延续了4个月。此后直到1947年上半年，东北局曾数度准备放弃哈尔滨。在取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1947年夏季攻势的胜利之后，哈尔滨的形势才彻底转危为安，成为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唯一没被国民党军队占领过的大城市。

管理大城市

由于中国共产党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人长期处在农村环境中，对城市工作十分陌生。哈尔滨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刘达说，管

理像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其实早在哈尔滨解放前夕，陈云就要求解放哈尔滨的主力部队359旅：“部队占领哈尔滨后，除了坚决打击日伪残余和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维持社会秩序，保障水电供应，保卫城市的安定外，没有直接接管企业的任务。主要目的是避免混乱和大的波动。不要我们一进城，什么都想管，外行领导内行，把人家换下来，自己还管不好。哈尔滨有像老巴夺、秋林公司那样的大工厂、大商店，从生产到服务各行各业都有，粮、油、酒等样样具备。战争还在进行，要保护好城市的安全。”为了在进占哈尔滨市之前严整部队纪律，除要求加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外，陈云同北满军区政治部主任钟赤兵还拟定入城纪律细则，要求各部立即在部队中进行教育。为了完整迅速地接收哈尔滨市，根据当时接收城市干部很少的实际情况，还制定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经陈云批准，哈尔滨市政府成立之初，任命了一批民主人士担任市政府的局长，还请了发电厂的主持人、自来水厂的工程师、消防队队长3位苏联侨民参加市政府的技术工作。陈云这些接收管理大城市的思想是富有远见的，它对以后(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的大城市接管工作，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1946年5月18日晚，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出四平街，结束了进行一个多月的四平街保卫战，并决定放弃长春、吉林，将主力转移到松花江以北。中共中央东北局于5月21日由长春迁到哈尔滨。国民党军队在5月22日进占长春，5月28日又进占吉林，逐步控制了松花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大有继续北犯之势，形势异常严重。这是哈尔滨解放后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刻。当时北满的军需民用十分艰难，尤其在准备撤退时，人心动荡，不仅敌特乘机造谣惑众，还出现了机关、部队因自筹给养随便抓人、清算的现象。面对这种混乱局面，彭真亲自兼任城市工作部部长。在彭真的主持下，中共哈尔滨市委连续制定了哈尔滨市工作的决定和方针；明确提出，不论哈尔滨能否确保或保持时间长短，除一面把应该运走的物资迅速运走外，对广大市民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市政设施仍须作长期打算，不得破坏。“筹款事项均统一于市政府，其余任何机关、部队都不准筹款、清算及没收私人物资”；“成立军警联合稽查处以整顿军纪，维持秩序，约束违法行为，严禁随便捕人”。还提出了哈市的首要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在群众翻身运动中同时必须注意提高政权的威信，使自上而下的立法与自下而上的群众

运动连成一气，必须严格注意法治精神，用法治来具体表现民主政治”；“保护、恢复与发展工商业”。这些重要决策对保持哈尔滨的稳定，对哈尔滨城市根据地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显示了，在大敌当前的危难时刻，彭真临危不惧，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积极探索管理大城市的道路。

　然而探索管理大城市的道路并不一帆风顺，充满了荆棘。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钟子云回忆，一些从老根据地来的同志，由于看问题的方法和角度不同，思想认识不一致，一进城就在城市政策上产生了分歧。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进城后是组织市民以搞生产为主，还是以搞清算斗争为主?以生产为主带动政治斗争，还是为了斗争而斗争?这是争论的焦点。一开始就在市委内部不一致，搞民运工作的同志主张进城后就得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清算斗争，把农村中搞土改的方法运用到城市中来。我们主张先抓生产，在恢复生产的基础上再逐步搞清算，因为政权在我们手里。那时我们在北满有十几万人，赤手空拳，什么也没有，靠印钞票、发公债过日子，但票子怎样收回呢?如果我们不发展生产，靠发票子，时间长了，很难维持下去。
(二)对采取什么方法进行清算，也有分歧。有主张一轰而起，把群众发动起来进行清算，并说大胆放手就是政策。我们主张先把情况搞清楚，做调查研究，该清算什么，不该清算什么。当时市委向各区派了工作队。在派工作队的问题上，认识和行动也不甚一致。
(三)对伪满时期留下来的旧的政权机构是暂时保存，还是彻底摧毁?主张彻底摧毁旧政权的同志，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讲过这方面的问题，要根据巴黎公社原则办，列宁也说过对于旧政权要彻底砸烂。我们认为，进城后不能把社会秩序都打乱，都打乱了，那不就变成无政府状态了？除了公安、财务以外，其他一律维护现状。公安机关彻底改组，我们把它重新组织。但是，其他市政机构，如市政建设、公共卫生、邮电交通等，不能采取简单的办法一切都打碎。当时我们对区以上的政权机构，区长、局长一级的干部，大部分都换了。下面的干部没有动，先留用。但是有的同志主张一层一层地彻底解散，什么都砸烂。
(四)对民族工商业政策，是采取保护它们尽快恢复生产，在生产中逐步改善广大职工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条件，还是以斗争为主，先斗争，等斗争结束了再来抓生产？在这方面，也有不同看法。
(五)允许不允许农民进城抓逃亡地主和搞清算斗争?当时农村地主逃亡到城市的不少。农民来抓逃亡地主，我们认为是必须

的，但要通过公安和卫戍机关进行，由公安、卫戍机关拘留，再交给农民，不能让农民进城来直接抓逃亡地主和搞清算斗争。至于市内的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兼地主则按照土地法，在城里的工商业部分不准侵犯，只允许农民清算在农村的土地及其浮财。当时有些农民的口号是清算剥削。这就不光是清算农村的地主、富农的剥削，还要清算民族工商业剥削的那一部分。以上就是市委内部和外部主要争论的问题。
如果按照有些同志的主张去办，那时只要一放手，整个哈尔滨市3天就能搞光，城市经济就要受到极大的破坏，这就是个大问题。当时哈尔滨号称近百万人口，不光要吃饭，还要支援战争，如军工生产、医药卫生、收容俘虏、遣送日侨日俘、训练民兵、安置伤员等等。哈尔滨是北满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我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大城市，所以正确执行党的城市政策特别重要。
为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彭真从哈尔滨市经济极端困难的实际出发，为了解决资金、设备、技术力量和就业等一系列难题，在1946年8月16日的东北各省联席会议上，提出必须坚决保护民族工商业资本，“中国今天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太少，因而今天对于资本主义生产不是摧毁而是帮助与发展。”在处理劳资关系上提出，“一方面应使工人生活得到改善，另一方面要保证工商业应合法经营与有利可图。”在哈市工人训练班和工代会上，他还一再深入浅出地解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只能“吃蛋”、不能“吃鸡”的道理，以启发工人积极分子的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
哈尔滨解放后第一任市长刘达说，我们进城后，整个哈尔滨的经济处于日渐衰退的情势之中。工厂、商店停业，工人、店员失业的很多。当时，哈尔滨的粮食、燃料、动力都很紧张，物价上涨很快。进城不久，为了支持哈尔滨的制粉业、制油业恢复生产，市政府发放贷款，提供原料。哈尔滨当时有13家较大的油坊，我都去过。到1946年底，油坊相继复工，日产豆油达19吨。包销、加工、订货的作法是从哈尔滨开始的。比如油坊没有原料，政府给原料，油、饼归政府出售。产品包销是从老巴夺烟厂开始的。全国解放前夕，陈云同志找一些人总结过这方面的经验，对其他大城市很有参考价值。
1946年9月2日，东北银行迁到哈尔滨，发行东北流通券，开始老百姓不认，在市场无法流通。有的人散布说，共产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许多人都不相信共产党能治理好城市，能站住脚。市长刘达就找陈云，请示把没收的敌伪财产和军队的粮食、食盐给市政府一部分

，办个“民生公司”，卖这些东西，专收东北流通券。后来粮食、煤炭源源不断运到哈尔滨，东北流通券才逐渐稳定下来。
当时一些有钱的人囤积金子，做黄金的投机生意，使金银首饰的价格波动很大，扰乱了市场。刘达找了一些人调查黄金市场的情况，了解到哈尔滨黄金市场最多卖出2万两就可把票子吸干。当时东北银行存有4万多两黄金，下决心抛出2万两。东北银行每日挂牌定价，公开出售黄金。那时人们买涨不买跌，黄金越涨价越买，价格逐天涨，买的人就越多，东北银行敞开卖。卖到一万七八千两就落价了，而且落得很快。原来抢购黄金的人又争先恐后地抛卖黄金，不到一个月东北银行卖出的金子又都买回来了，还挣了钱。这么搞了两次，做黄金投机生意的人就不在黄金上打主意了。
1947年5月，李富春由西满调到东北局主管财经、后勤工作的同时，负责哈尔滨市的领导工作。他一到哈尔滨，就注意到城市工作同农村工作的显著区别，绝不能把过去在农村工作中的许多做法搬到城市里来，强调一定要保护城市、保护工商业。1947年7月初，东北局为了进一步推动土改运动，发出了《关于挖财宝的指示》，要求各地开展“砍大树”(斗倒地主恶霸)、“挖财宝”(地主隐藏的枪支、粮食、牲畜、衣服和金银财宝等)。一天，哈尔滨市市长刘达来找李富春说，松江省委一位领导找我们问：“哈尔滨能挖出多少财宝?”刘达回答：“资本家和地主不同，可能挖不出多少。”随之，这位领导同志要刘达准备三四百人的住房，已选好了几百土改农民来哈尔滨市挖财宝。刘达未表示可否就离开了，立即去向李富春汇报说：“我请求辞职，因为有几百农民要来哈尔滨挖财宝。”李富春说：“你不要辞职，这个问题我召开东北局会议解决。”大约第二天，李富春召开了东北局在哈委员会议，并要哈尔滨市委常委列席。经过一番热烈讨论，终于否决了农民进城挖财宝这个行动，保护了哈尔滨的工商业。这是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果断决定。刘达后来说：“如果当时不是富春同志出面制止，任何人都难以阻止一场大紊乱的发生，影响也难以料及。”
1947年5月，王稼祥病愈从苏联回国，到哈尔滨任东北局委员、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主要管哈尔滨市的工作。王稼祥平时沉默寡言，长于调查研究，善于思考问题。他从各方面了解情况以后，支持哈尔滨市委、市政府的意见和工作。哈尔滨市委书记钟子云记得由于王稼祥态度明确，使哈尔滨市委、市政府执行城市政策更有信心。王稼祥认为，进城后一定要首先抓生产，组织市民搞生产，不能首先

搞斗争不抓生产；对旧政权的改造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地，不能彻底砸烂，不能影响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生活、公共卫生、城市交通都要保持正常，不能妨碍生产、妨碍支援战争；农民进城要有个限制，不能让他自己抓人，工商业资本家按土地法规定，农村财产交农民分配，城市财产不能动。有一次，哈尔滨市长刘达在三联书店的橱窗里，发现陈列着佳木斯市斗争知识分子的大幅照片，觉得这是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事件，立刻向王稼祥汇报。后来很快就把照片撤掉了。

　1948年1月，陈云从南满回到哈尔滨。3月，陈云明确提出东北全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这比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整整早了一年。当时，东北除沈阳、锦州、长春及其周围共12座城市尚被国民党等占领外，其余140余座城市都先后获得解放。陈云在东北局讨论城市工作的会议上指出，城市工作有两点要在干部思想上搞清楚：一是“现在城市与过去不同了”。过去敌人是战略进攻，我们是战略防御，现在战争形势改变了，我们占领的地区越来越大，城市作用也大得多；二是城市工作主要是抓生产。陈云的讲话既点明了新形势下城市工作的重要性，指出了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抓生产，实际上又批评了前段时间城市工作中“左”的做法。
为了总结城市工作的新经验，王稼祥起草了《城市工作大纲》。陈云称赞这个大纲“很有用处”。
1949年3月，李富春作为东北方面主要负责人出席了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李富春在全会发言中，着重谈了工作重心转变中如何开展城市工作的问题。他回顾哈尔滨、沈阳等城市工作经验，毫不犹豫地说，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城市工作要“依靠工人阶级”。
根本不要提什么贫民问题，因为贫民中还包括流氓、娼妓、游民、游勇。接收城市后如何管理城市?李富春说：“管理城市，主要是组织生产和组织分配。进城后开始组织生产，谈不上计划，首先是复工。按现在的原料和条件，有饭吃就好了，订计划是下一步的事。”“城市必需品，即粮食、煤炭和棉花，需要量很大，要努力做到保证供应和合理分配。”李富春还就如何对待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和摊贩，如何处理财政问题、工资问题、稳定物价和稳定货币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李富春的发言，紧扣全会主题，切合实际，条理分明，给与会者很大的启发。

筹备新政协

革命根据地不仅支持了革命战争，还孕育了共和国的雏形。为创建新中国，中共中央代表和民主人士一道在

哈尔滨开展了新政协的筹备活动。
解放战争的第二年即1947年6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打到外线，揭开了战略进攻序幕。同时期的东北战场，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把战争推进到战略进攻阶段。同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响亮地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由于蒋介石政府的残酷迫害，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人士纷纷避往香港。1948年1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民盟不顾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在香港恢复组织；其他各民主党派，如民建、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致公党、台盟等也纷纷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参加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1948年3月，中共中央在转战陕北一年后东渡黄河，于4月11日来到了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一一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4月30日毛泽东在城南庄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出席会议。当日中共中央颁布“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第二天即5月1日，毛泽东致信在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在港主持盟务的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两位先生，明确提出政治协商“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
为什么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在哈尔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呢?
早在抗战胜利前夜，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这是一个战略大思路。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循着这条思路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布局。
1948年4月，当时全国各解放区相比较，唯有东北解放区背靠苏联，只在西南一个方向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这种情势人称“背靠沙发”。哈尔滨又是东北局驻地。而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在辽沈战役将近尾声的时候，蒋介石曾亲自飞到北平，同傅作义密商，策划集中第九十四军、新编第二军，配备汽车400辆，炸药100吨，组成快速部队，准备以突然的行动，经保定偷袭石家庄，直抄中

共中央所在地。一度造成十分紧急态势。
哈尔滨有便捷的交通条件，是欧亚大陆桥的桥头堡。哈尔滨是中东铁路的枢纽车站，中东铁路和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便把哈尔滨与苏联和欧洲大陆联在了一起，与海路相比大大缩短了中国到欧洲的时间。历史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力量进行接触，建立密切联系，帮助中国建党，主要通过中东铁路经哈尔滨到关内各地。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从1921年11月至1924年5月间，路经哈尔滨去苏俄的中国共产党人有三四十人。其中著名的有：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高君宇、邓培、林育南、夏曦等；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第五次和第二次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的陈独秀、刘仁静、王俊、李大钊、王荷波、彭述之和刘清扬等。1928年6月，党中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党中央还派在中央妇委工作的杨之华(瞿秋白夫人)带着女儿到哈尔滨，协助哈尔滨的地下党组织担负起接送来哈的“六大”代表。周恩来和邓颖超就是到哈尔滨后乘火车再到满洲里，进入苏联境内的。
“五一口号”发布后，得到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如何把滞留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区来共同商议召开新政协，周恩来曾试探开辟自欧洲到苏联再转赴哈尔滨的路线，但未能在短期内打通。1948年初秋，周恩来曾经电告在香港的潘汉年设法与港方交涉。潘汉年通过民主同盟的萨空了，去找香港当局指定与中共中央及民主党派联系的香港大学校长施乐斯。施乐斯对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李济深、沈钧儒要从香港去伦敦转经苏联到中国东北解放区一事请示港督，港督表示对这件事做不了主，他要请示伦敦英国政府，且要较长的时间才能答复。施乐斯语意搪塞，态度敷衍。因此，周恩来决定在港民主人士不走这条路线，改走香港到朝鲜罗津或大连等航道来完成迎民主人士到解放区这项重要又机密的任务。第一批由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都是知名度很高的重要人物，钱之光在接送工作准备完成后，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周恩来复电同意了行动计划，并指示“这是第一批，出发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经过8天海上航行到达离我国图们市很近的朝鲜罗津港后，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专程前去迎接，于9月29日安抵哈尔滨。
经苏联到哈尔滨的民主人士也不乏其人。在伦敦出席世界工联会议的朱学范，就经欧洲大陆到苏联莫斯科，再坐通往西伯利亚的火车进入东北解放区，1948年2月28日到达哈尔滨。在美

国的冯玉祥将军决心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回国出席新政协，于1948年7月31日携家人登上苏联“胜利号”客轮，踏上归国旅途。不幸在黑海航行途中轮船突然起火，抢救不及，冯玉祥遇难。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带着冯玉祥将军的骨灰，在11月2日经苏联抵达哈尔滨。
在哈尔滨筹备新政协活动取得的最大成果是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这是筹备新政协的第一个正式文件。这个协议是周恩来1948年10月8日在西柏坡拟定成草案，经毛泽东审改后，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高岗、李富春并东北局，发去《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高、李为中共中央代表，就文件中提到的新政协诸问题，约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会议协商，“他们如有不明了之处，你们应善为解释。”与此同时，周恩来到距离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只5里的李家庄，和中央统战部一起，就新政协的问题同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等进行了会谈协商。党中央还把周恩来起草的草案电发到各地，广泛征求各方面民主人士的意见。


在哈尔滨参加协商的朱学范回忆，在讨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问题时，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区陷入完全崩溃的地步，美国竭力策划和推行“中间路线”的活动，在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中也有所反映。他们只主张打倒蒋介石、幻想不推翻整个国民党统治。因此，在讨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问题时，对由谁负责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应包括哪些人、民主联合政府组成等问题意见不一，所以很需要多多交换意见。1948年10月21日、2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岗、李富春同已在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和我会谈，对《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交换了初步意见。中共方面及时地把磋商情况，电告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征求意见。11月李德全也经过欧洲来到哈尔滨，受到了热烈欢迎。11月25日，这是一个使我难忘的日子，是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关键时刻。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在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人士会商，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决定由中国共产党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新政协筹备会，确定了新政协的任务是制定共同纲领，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央人民政府。我积极参加了这次会谈。
在哈尔滨筹备新政协的协商活动中，还涉及到一个极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建国的程序。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

号”说的建国程序是“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也就是说建国程序是三步曲：政协——人大——政府。1948年10月下旬，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章伯钧、蔡廷锴向中共提出：“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现在对内对外均需要，待全国统一后，再成立正式的。”周恩来立即接受这个建议，11月3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高岗、李富春电：“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因此，“应多邀请一些尚能与我们合作的中间人士，甚至个别的中间偏右乃至本来与统治阶级有联系而现在可能影响他拥护联合政府的分子，以扩大统战面”。在哈尔滨的新政协筹备活动中，确实对建国程序进行了协商，这从在哈尔滨达成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中也看得出来：“关于如何建立临时中央政府即民主联合政府(即由新政协产生或由人民代表会议产生)问题及宪法草案问题，先行交换意见，留待筹备会讨论解决。”据章伯钧说，民主人士既有人主张由政协直接产生联合政府，也有人建议仍采取政协——人大——政府的建国程序，没能取得一致，但都建议建国程序由中共考虑决定。所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表明了党中央的态度。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还批准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在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成立的会上，秘书长李维汉和林伯渠(李维汉任新政协筹备会秘书长不久，因腿疾住院，秘书长由林伯渠代理)。先后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要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在本质上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至此，建国程序完成了由三步曲(政协——人大——政府)到二步走(政协——政府)的转变。新政协被赋予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由于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新政协最终在北平召开。新政协在哈尔滨的筹备活动，是新政协迈出的重要的关键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