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启蒙：一个百年的主题

科学启蒙:一个百年的主题

张彦

内容提要：“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科学体制化的起点，表现为科学社团的产生、科学出版物的创办、科学教育的专门化和职业化及科技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形

成。由于“五四”时期的思想家对“科学”作了中国式的理解，科学成为“正确”

或“真理”的代名词，致使科学的生产力功能基本上没有得到释放，究其原因是科

学在当时救不了国，“科学救国”让位于“革命救国”。只有争得了国家独立与民族

解放.科学在一国之内才具备昌明繁荣的社会条件。从“五四”时期的“科学救国”

到今天的“科学兴国”，虽一字之差，但内涵珠异。“救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兴国”则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只要科技落后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科学启蒙的任

务就不可能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启蒙是一个百年的主题。

关键词：科学启蒙“五四”

我国现代科学和技术产生的历史是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相联的。在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的时候，改革开放已走过了20年的历程，这使得我们可以从一些新的视角来考察科学和技术在我国百年来的发展，进而获得某些新的见解和启迪。

当人们追寻中国科技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形成的历史轨迹时，不难发现它和新文化运动的联系。社会学认为，科技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形成，有赖于科学的社会体制化。长期以来，我们虽然对“五四”时期的科学思想有不少研究，但是，对当时科技人才的成长、科技出版物以及科技初步体制化等情况却较少注意。实际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科学体制化的起点，它使中华学人认识到“非合群探讨，无以致学术之进步”。由此在科学、民主两

面旗帜下，聚集了一批精英，产生了一批科学团体。日本学者汤浅光朝评价说:“中国科学的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萌芽的，是以1913年丁文江的国内地质调查所，1914年任鸿隽的中国科学社，1913年蔡元培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和李石曾的国立北平科学院为它的重要据点的。”[1]

较之晚清所设立的许多昙花一现的学会，“五四”时期成立的那些学会，对中国科技事业的建立和发展起了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出现的那些科学学社的作用。如中国科学社1914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成立时，会员仅35人。该会迁回国内后，1919年有435名会员，1929年有981名会员，1939年有1714名会员，1949年已有3776名会员。中国自然科学杜成立于1927年，以后逐步发展壮大，分数学、物理、化学、地学、生物、心理、农学、工学9个组。这些科学团体大都在上海、北京、南京和重庆等地。其宗旨为：图谋科学之昌盛，促进技术之发展，不分畛域，不拘党见，研究科学，交流学术，普及科学知识。自从有了科学团体后，中国科学逐步摆脱了单纯介绍西方科学成就的局面，开始有了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其中有的还达到了世界水平。

对于科学的体制化而言，科技出版物是另一个重要方面。正如W·迪克在评价英国皇家学会《哲学会报》创刊的历史意义时所说：“从17世纪开始，定期刊物是报道新发明和传播新理论的主要工具。我甚至说，如果没有定期刊物，现代科学当会以另一种途径和缓慢得多的速度向前发展，而且科学与技术工作也不会成为如同现在一样的职业。”[2] 在“五四”时期，科技出版物使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传播。仅据《五四时期期刊介绍》[3]，

在162种报刊中，刊载了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评论、介绍、通讯、科学史和专著等文章共660篇。如果加上科学专刊，如《科学》、《理化杂志》等，“五四”时期发表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不下千篇。

科技教育的专门化和职业化，也是科学体制化发展的重要内容。20世纪初，由于中国社会的巨变，科举制终于走到尽头。京师大学堂(1898年)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所学制完备的高等学府。戊戌变法期间创办的新式大学还有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等。20世纪初，外国教会着手在中国设立高等学校，如法国耶稣会在上海设立的震旦大学(1903年)、英美两国在北京合办的协和医学院(1906年)、美国教会在北京设立的燕京大学(1916年)等。“五四”运动以后，我国又相继成立了一些高等院校，如1920年创建的交通大学和旅顺工科大学、1922年创建的满洲医科大学、1925年创建的辅仁大学等等。这些大学和那些出现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前夜的大学，如巴黎大学(1160年)、牛津大学(1167年)、剑桥大学(1209年)、帕多瓦大学(1222年)等无疑具有比较意义。中国近代科技人才的培养由此开始。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和科学体制化同样重要的是科技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形成。角色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人们在社会上所发挥的作用。社会上每一种地位都伴以为社会所要求的一套行为模式、义务和声望——这叫角色。以色列社会学家本·戴维把近代欧洲科学家角色的演变过程与近代欧洲科学的体制化进程联系起来考察，写成了《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这本名著。[4]

中国科技知识分子的大量出现，是民国建立以后的现象。这些知识分子一般在当时感受过科学和民主精神的影响。“五四”以后，不少科技知识分子怀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为争取科学事业的地位而奔走呼号。事实上，他们怀抱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专业救国的幻想在实践中大都或早或迟破灭了。然而他们所专心致志地从事的实际工作，从长远看却是为国家所需要的。“五四”运动中，中国科技知识分子的影响是有限的，这与欧洲启蒙运动有很大的不同。但一批知识分子安于他们的专业，潜心研究，致力于发展现代工业和科学、教育、卫生等等，无疑有助于改变旧中国落后、愚昧的状况。至于他们在长期专业实践中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他们所做出的创造发明和所培养的专业人才，对解放后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更是具有重要意义。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如李四光、华罗庚、竺可祯、童第周、周培源、茅以升等在解放后的贡献，主要是依靠他们在解放前的积累。

科学和民主是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思想库中学来的主要内容。17世纪，英国科学思想的先驱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指出“人类只有通过新的科学，才能成为自然界的统治者和主人”a 18世纪，法国民主思想的先驱卢梭发出“人类生来就是自由的，可是处处都在桎梏中”的呼声，提出“天赋人权”思想和“政权应由人民掌握”的理论。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我国先进知识分子打出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向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旧学术、旧宗教、旧文学等各方面展开了

猛烈的进攻。

陈独秀正是适应时代的要求而出现的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1915年他在《新青年》的第一篇纲领性文章中，就将德、赛两先生即民主和科学包括在里面了。他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5] 1919年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说，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

对于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后人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五四”运动所说的“科学”多指自然科学，但也包含了运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问题的意思。另一种认为，“五四”运动所说的“科学”源于自然科学，但主要还是指“科学精神”或“科学思想”，它同我们所说的“科学知识”、“科学研究”有相同之处，但又有区别。如果我们把“五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