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毅仁,一位企业家和中国一百年

荣毅仁，一位企业家和中国一百年

作为百年间中国最负盛名的一位企业家，荣毅仁人生际遇耐人寻味，他投射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巨大身影值得凝视《财经》记者马国川/文

北京东北三环内亮马河畔，京城大厦大堂正中，圆形穹顶之下，四只射灯聚焦在鲜花簇拥的一座青铜坐像上：一位西装革履的老人端坐在藤椅上，双臂自然地搁在座椅扶手上，左腿跷在右膝上，气度从容，优雅高贵，让路过者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

进入今年4月，这座雕塑周围铺上了红色地毯，雕像身后正上方悬挂起红色横幅，上面写着“纪念荣毅仁老董事长诞辰100周年”。

京城大厦是中信集团的总部，青铜坐像就是中信创始人、被称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从上世纪30年代上海滩的企业家，到50年代上海市副市长，从80年代蜚声商界的“荣老板”，到90年代末闻名世界的中国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跌宕起伏的一生是一部传奇，也浓缩了中国企业家阶层的百年历程。

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道路充满艰难曲折，企业家阶层也同样命运多舛。作为百年间中国最负盛名的一位企业家，荣毅仁人生际遇耐人寻味，他投射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巨大身影值得

凝视。（荣毅仁家庭照。）

一

1916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多事之秋。年初，袁世凯在北京称帝，遭到全国反对，仓皇放弃帝制。不久，这位一代枭雄在忧惧中病故，中国从此进入军阀混战时期。

当时离北京1000多公里之外的上海，72岁的盛宣怀溘然辞世。这位秀才出身的清末官办商人创建了诸多所谓“官督商办”的近代企业，一度成为晚清首富。他的辞世，为清末以来的洋务运动画上了一个句号。

距离上海仅有100多公里的江南名城无锡，41岁的实业家荣德生正在忙着为家乡办学校、修路桥、建花园。荣家还诞生了一个新生儿——荣毅仁。荣毅仁出生之时，正是荣德生的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他和胞兄荣宗敬在上海、武汉等地接连开设数家面粉厂和纱厂，生意蒸蒸日上。正如荣德生在这一年的日记里所写的那样，“时欧战已起，……余认为可放手做纱、粉，必需品也。”

史学家们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带来了某种难得的发展机遇。英、法、德、俄等战争国生产受到破坏，中国出口大增，尤以纺织业和面粉业为最。荣氏兄弟抓住这个机会，数年间一口气建立九家工厂，一跃成为闻名全国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

国家现代化的核心，是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现代化，而这

一过程的推动者是企业家。清末洋务运动以来，官僚（以盛宣怀为代表）、士绅（张謇为代表）和买办（唐廷枢为代表）纷纷投资建厂，中国现代化进程由此开启。但是，这些人士社会角色复杂，并非独立的企业家。

平民出身的荣氏兄弟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新兴企业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开始崛起。这是一群以产业救国为己任的爱国人士，当时被人们称为“实业家”。他们无依无傍，主要依靠个人奋斗，以强烈的社会责任和创业精神建立工厂，奠定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他们被后人称为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

回首过去100年，中国出现了三次经济高速成长期：第一次就是1912年－1927年之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5％，位于世界领先地位。另外两次分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957年）和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

荣毅仁就成长在中国企业家的第一个生意上的“黄金时代”。遗憾的是，这个时代太短暂。在荣毅仁读小学期间，国民党结束了袁世凯死后长达十余年的军阀混战，看似给厌倦混乱的国人带来了希望。就像上海银行家陈光甫所说，“我相信国民党能够带来和平和国家的繁荣。”

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伴随国民党政权而来的是新名词“统制经济”。它强调国家力量对经济的干预，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企业家们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压。

荣毅仁11岁那年，国民党政府查封了荣家产业，理由是荣家没有足额购买被指派的军费公债。后来通过无锡老乡、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疏通，才算作罢。1933年荣家纺织公司遭受危机，宋子文、陈公博想乘机将其收归官有，也是吴稚晖出面帮荣氏说话，才免遭归并。

那些年，在强大的政治权力面前，中国企业家似乎无法成为独立的社会阶层。为寻求保护，相当一批企业家不得不与权力周旋。荣家也与上层政治人物尽力保持良好关系。就在这样的政治夹缝里，荣家的产业艰难而顽强地生存发展。到1932年，荣家旗下企业总数达21家，赫然成为当时国内规模第一的民营实业集团。荣毅仁的伯父荣宗敬曾得意地对友人说：“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作为当时中国的首富之子，荣毅仁很早就到家族企业里历练。他曾回忆说：“我读大学的几年，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寒暑假的。因为一休假回到无锡，就要到茂新面粉厂住厂实习。我父亲对我们小辈要求严，不许摆少爷架子。我这个小开可不好当啊。”

1937年夏天，荣毅仁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出任一个荣氏工厂的助理经理。这位年轻气盛的少东家草拟了一个计划，准备开设几十个面粉厂，打造面粉托拉斯。可是，墨迹未干，突然爆发的“卢沟桥事变”就让他的理想成为泡影。

抗战八年，荣家企业损失了战前总资产的35％。庆幸的是，

荣家仍然掌握着这些企业的所有权，没有像有些企业那样被官僚资本吞噬。“火柴大王”刘鸿生说：“我在重庆办的中国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等都有官僚资本的投资，我原来在上海是大老板，到了重庆却成了大老板的伙计。”（抗日战争胜利后，由荣毅仁主持重建的无锡茂新面粉一厂）

抗战胜利之日，荣毅仁开着汽车、扯着国旗出去兜风，他认为国家和企业的前途将一片光明。战后确实是工业发展的大好时机。大量日伪纱厂完全可以让民间企业收购经营，可是却被官僚资本以“国营”名义囊括而去。这种与民争利的做法，引起企业家们的不满。荣德生在1945年奋笔写道：“因知富强非难事，只在用之当与不当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虽一切皆归官办，亦是无用。”这些警世之语，代表了当时企业家普遍的看法。

战后社会需求激增，荣家企业获利丰厚，棉纱和粉磨生产能力在全国首屈一指。无奈好景总难久，中国很快就陷入三年内战。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秩序趋于崩溃，企业家们备受打击。1946年荣德生曾遭绑架，震惊上海滩，也让企业家们心寒。随着国民党步步败退，企业家们面临历史选择，惶惶不可终日：国民党固然不堪，但是共产党会容得下他们这些富人吗？

许多企业家将设备资金转移海外，偌大的荣氏家族里，许多人也携带资产远走异国他乡，包括荣毅仁的兄弟姐妹。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