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仁学”中社会政治思想

浅析谭嗣同“仁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摘要：谭嗣同的《仁学》试图从社会政治思想上来对中国当时的现状进行鞭挞和改造。封建专制在中国由来已久，已严重阻碍了中国的进步，由此衍生的封建纲常名教钳制了人民的思想，谭嗣同疾声控诉封建纲常的罪恶，猛烈批判了满清专制，创新并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富有重大的社会指导意义，并对变法救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谭嗣同；封建专制；三纲五常；礼教

中图分类号：b2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017-02

谭嗣同是19世纪末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舞台上出现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作为一个身处晚清新旧中国混杂的思想格局中的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之际，他对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的政治思想大胆而激进，集中体现在《仁学》一书中。

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延续了一千多年，到了晚清，更是腐败不堪，落后的专制主义统治使中国气息奄奄、病入膏肓。加上西方列强残暴的殖民侵略和民族压迫，使中国在死亡线上挣扎，面临种种境况，谭嗣同开始对落后的封建制度进行了猛烈而彻底的批判。

一、批判封建专制制度

首先，他从理论上剖析了君主专制的不合理。他说：“生民之初，

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可是，“后世之君，皆以兵强马大力征经营而夺取之，本非自然共戴。”谭嗣同认为，君主的产生从历史上说是民选的，而不是子孙相袭，万古相传的。君主应为天下办事而不是骄奢淫逸、欺压人民的。君和民的关系是：“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君和民不仅是平等的，而且是民为本，君为末。他说：“君为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

其次，他从现实出发，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他认为君主专制杀害百姓，杀灭种族，千年以来，罪恶滔滔。历代专制君主都是窃国大盗，是“独夫民贼”，他们据天下为己有，欺在人民头上，独断专横，“黑暗否塞，无复人理”，他们自己纵情淫乐，“乃真无复伦常”；而以伦常名教来压迫百姓。谭嗣同大声疾呼：“君主之祸，至于无可复加，非生人所能任受。”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都是暴君统治下的暴政，“故常以为二千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最后，谭嗣同提倡的封建政治还表现在他所提出的“民本君轻”思想，中国的君主专制自秦汉以来已有二千年的历史，历代统治者为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竭力将君权神化，大肆散布“君权神授”论，他认为，他历数清朝统治者罪行，清政府的统治是暴君加异族，要反对外国侵略、封建主义，必须与反对满族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联系起来，他指出：“起于游牧部落”的满族，是“直以为其牧场”

的，他们“凭陵乎野蛮凶杀之性气以窃为国，”把中国变成“如此黑暗”的地狱，他严厉谴责清军入关后到处屠杀掠虏，造成生产力的极大的破坏，因此，谭嗣同认为废除君主制制度已成为时代必然。“至明而益不堪问，等诸自以下何也，虑皆转相授受，自成统绪，无能稍出宋儒之胯下……”出于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仇恨，谭嗣同对清朝统治政权的极度憎恨中自然流露了对人民起义和反抗的同情。他说：“洪、杨之徒，见苦于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大胆的号召中国人民冲决封建“网罗”，投身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平等与民主政治。

《仁学》一书反封建专制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谭嗣同甚至呼吁，如果君主不善，人人可得而戮之，无所谓叛逆。“叛逆者，君主创之以恫吓天下之名”，他十分赞赏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即“誓杀尽天下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如此大胆、激进的话，康、梁的思想是不能和其相比的。所以他的思想成为后来民主革命的先导，与他的激烈思想理论是密不可分的。

二、抨击封建纲常名教

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更是猛烈抨击封建纲常名教，显示了其反封建的大无畏精神。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就必须以理论上批判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尤其是其核心“三纲五常”，三纲五常是儒家维护封建统治的教条。三纲五常从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孟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以及孔孟为巩固封建专制而宣扬的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发展而来。东汉儒

家著作《白虎通义》对三纲五常也做了全面阐述。由于三纲五常对封建统治有利，所以历代君王都是加以利用，将它作为桎梏中国人民思想和人身自由的精神枷锁。谭嗣同的《仁学》其宗旨之一就是反封建，所以鞭挞封建纲常就成了仁学中鲜明的特色。

谭嗣同在《仁学》中主要从三个方面对纲常进行了批判。

第一，他从理论上剖析封建纲常的实质，他否认纲常名教的神圣性。他认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用纲常名教来钳制人民思想，作为压制人民的工具，而一些文人“唯恐钳制束缚之具不繁也。”谭嗣同对三纲五常的本质领悟颇深，对产生纲常名教的原因也是有认识的。他站在时代的前沿，对传统伦理中不符合近代伦理精神的封建性的纲常名教展开无情的批判。他认为封建专制制度“积以威刑钳制天下，则不得不广立名为钳制之器。”他分析说：“独夫民贼，固其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以此为率，取便己故也。”谭嗣同将反封建纲常提到变法革新的高度，认为“今中外皆奢侈谈变法，而五伦不变，则举凡至理要道，悉无从起点，又况于三纲哉！”因此，维新变法的起点在于改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否定纲常名教。

他认为三纲五常危害最大的是“君为臣纲”。它是封建等级专制的根源，是纲常名教的关键，他严厉指出了愚忠，还激烈地指出：“两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君作为民的一分子，人民就没有必要去为之死，民对君绝对不能有所谓尽忠式的“死节”。谭信奉“民本君末”，由民共举之君，如果要民献身，应该是“吾死所共举，非死君也。”至于那些

无道昏君，奴役天下生民百姓，百姓又岂能“未其四节矣！”封建纲常伦理只讲忠君，即使是昏君暴君，也要唯命是从，这不就是愚忠了么，“君为独夫民贼，而犹以忠事之”，这是助纣为虐。

第二，谭嗣同在《仁学》中强烈地谴责了“夫为妇纲”的封建伦常。在封建伦常中，“夫为妇纲”是流毒最广、影响最深、对妇女压迫最甚的封建道德观念。更由于几千年来封建文人的“说教”，“夫为妻纲”、“男尊女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如三座大山，压得妇女喘不过气来。孔子说妇女“难养”、“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宋朝程朱理学家全面地鼓吹妇女守节，宣扬封建礼教。满清统治者也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从肉体和精神上残害妇女，谭嗣同对此罪恶的现象满腔义愤。他还主张废五伦，主张人与人之间建立自由平等的朋友关系，他认为今后的社会，人与人应该平等，人人皆朋友。

在婚姻关系上，谭嗣同主张男女平等，认为那种“本非两相情愿，而强合渺不相关之人，桎之终身，以为夫妇”的传统婚姻，是不合理的。所以他说道：“夫果何恃以伸其偏权而相若哉？实亦三纲之说苦之也。夫既自命为纲，则所以遇其妇者，将不以人类齿。”他认为重男轻女不是小事，这是“暴乱天礼之法”，重男轻女是社会上家庭里不平等现象的表现，“男则姬妾罗侍，纵淫无忌；女一淫即罪至死，驯至积重流为溺女之习，乃忍为蜂蚁豺虎之所不为。”他从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基本观点出发，呼吁“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所以男女应该是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