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一、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三个层次
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这里，在“最初”的意义上，围绕历史唯物主义重建这一主题，作为工具性的方法是具体的分析哲学的方法；而作为理论形态层面的方法则包括：功能解释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不仅如此，在分析思维下对辩证法和整体主义的拒斥以及对功能解释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推崇，构成分析马克思主义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致思路径。

这三者相互区别而又结合在同一理论之中，共同规约着分析马克思主义进行重建的工作，构成了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三个层次。

首先，就作为工具性的方法而言，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构成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澄清”工具。

这个层次的方法论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广义的分析”，也是具体的分析方法。

它包括：语言概念分析、逻辑形式分析、数理模型分析等。

在这个意义上，几乎所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都运用其中的一种或几种分析方法。

科亨(也译“科恩”、“柯亨”)和埃尔斯特的著作中既有语言概念分析，又有逻辑形式分析。

其次，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或根据主要包括功能解释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这个层面上的方法论之所以被上升为“原则”或“根据”，是因为它们能以某种方式规定研究的方向，从而排除显然会使所说明的问题陷入“困境”的方向。

功能解释结构是科亨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的方法论根据。

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及理性选择、游戏理论，则构成了埃尔斯特和罗默眼中能够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微观基础的方法论原则。

这实际上也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狭义的分析”。

它包含两个层次：一个是从构成总体的微观结构到总体的解释，这是静态意义上的；一个是从促使宏观现象转变的微观机制到宏观现象的解释，这是动态意义上的。

这样，分析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替代方案：功能解释替代辩证因果关系，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替代方法论的集体主义，理性选择替代结构主义。

第三，无论是“广义的分析”还是“狭义的分析”，其批判所指都是辩证法和整体主义，其基础都是分析思维。

依据分析思维，分析马克思主义以上述两个层次的方法论为切入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构成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致思路径。

上述三种意义上的方法论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这里存在着极为复杂的错综关系。

这种复杂性在于：方法论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层次的确是有所区别的，即前者属于分析哲学的方法，后者属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

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层
面之间具有内在关联：这种关联体现在作为工具性的分析哲学方法和作为根据的功能解释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相容和相互支撑的，它们一起构成分析马克思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径。

而这一点恰恰是以往的研究所忽略的。

二、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哲学基础
分析马克思主义究竟与分析哲学有怎样的相关性，对此需要从两方面进行考察：一方面，需要从哲学史的根源上阐明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首次正面”结合，即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如何可能的；另一方面，需要说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潜在地带有与分析哲学相关的一些假定。

如果说第一方面的考察是历史层面的考察，那么第二方面的考察就是具体层面的考察。

本文主要就第二个层面的考察作出具体解释和论证。

作为分析哲学介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使得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带有与分析哲学相关的一些假定。

这些假定包括：拒斥思辨的形而上学；诉求科学化的清晰严密；分析方法和实证主义方法的相互强化。

1.拒斥思辨的形而上学
与分析哲学一样，分析马克思主义或明或暗地拒斥思辨的形而上学。

当然，这种对思辨形而上学的拒斥首先表现为对“黑格尔化”的辩证法的拒斥。

由于对“黑格尔化”的辩证法的拒斥，分析马克思主义不仅要求在科学与哲学之间划界，而且否认历史理论与哲学唯物论之间的任何关联。

这种倾向最典型地体现在科亨和埃尔斯特身上。

如果说分析哲学力图在科学与思辨的形而上学或哲学之间进行划界，那么，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这里表现出的一种倾向就是力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实现
科学理论和哲学之间的划界。

科亨、罗默和埃尔斯特都主张，历史理论与历史哲学之间存在根本差别，黑格尔是历史哲学的创造者，马克思则是历史理论的创造者。

他们试图将马克思的哲学视为对黑格尔哲学的认同从而加以拒斥，并以自己的方法论为基础重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科亨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三部曲使得黑格尔具有一种关于历史的反思，是一种哲学；而当马克思用生产方式的历史去代替黑格尔的精神的历史时，他具有的就是一种关于历史的理论，而且是“近乎科学”的理论。

(参见科恩，第41-43页)罗默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目的论尽管拒斥黑格尔的唯心的历史哲学，但是，这种由内在于历史之中的辩证律所支配的关于历史的宏观断言因为缺乏个体理性选择意义上的微观基础，从而不可能是“科学的”，理应被抛弃。

(Roemer，pp. 191-192)埃尔斯特认为，马克思既具有一种经验的历史理论，又具有一种思辨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因为受到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而成为客观目的论的、功能解释的，因此是“非科学”的。

(Elster，pp.457-459)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试图使科学与哲学之间泾渭分明，而且否认历史理论与哲学唯物论之间存在关联。

这体现在他们对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的轻视。

科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础性区分就是“物质性”与“社会性”的区分：他明确肯定“物质性”的意义是指经济意义上的，与“社会”关系相对，而不是与“精神”活动相对。

这实际上就使得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绕开了哲学唯物论的纠缠。

埃尔斯特对科亨的上述观点极为赞同，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哲学唯物论即关于物理世界及其与人的意识的关系的理论不仅“不甚一贯”，而且和历史唯物论无关。

他说：“我并不完全相信，可以从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唯物论的评论或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分别称之为实在论、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讨论中抽象出任何一种一以贯之的理论(撇开各种表明其反面的能动尝试不谈)”。

(埃尔斯特，第52页)即便对于人们为论证历史唯物论而对哲学唯物论提出的可能辩护，埃尔斯特也持否定态度。

他评论道，人们可能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唯物论的，因为马克思把解释的第一性给予了物质，但是实则不然，“即使可能在哲学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之间确立一种更充分的相似，其中一方的有效性(或无效性)并不能成为对另一方的证明或反驳。

只有当人们可能证明某种演绎性关联时，哲学多样性才可能作为一种基础服务于历史多样性。

但是我并不知道任何一种即使向确立这种演绎性关联迈出过哪怕一小步的理论”。

(埃尔斯特，第52页)
可以看出，分析马克思主义不但拒斥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那种与黑格尔思辨历史哲学相关的成分，而且拒斥马克思思想的哲学唯物论和本体论成分。

毫无疑问，这都表明他们试图避免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出现的一切“非科学”和模糊的东西。

2.科学化的诉求：清晰严密
就分析哲学而言，清晰严密的标准在其创始人那里与数理逻辑的蓬勃发展密切相关。

数理逻辑借助形式化的逻辑语言与逻辑演算来处理问题，能够避免日常语言的不确切和逻辑的不严密。

绝大多数分析哲学家对数理逻辑都十分重视，自觉利用数理逻辑构造人工语言，避免具有模糊性的自然语言，并运用数理逻辑手段论证哲学命题。

不仅如此，分析哲学的清晰严密标准还与自然科学理论的方法论变革紧密相连。

分析哲学所隶属的实证主义传统直接与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变革相关。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创立，使得一些分析哲学家尤其是逻辑实证主义者积极阐释自然科学变革的哲学意义，试图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用于指导自己的研究。

实际上，分析马克思主义也试图为马克思理论奠定“科学的基础”，也推崇理论建构的清晰严密标准。

如前文所述：一方面，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案是运用“当代分析哲学的方法和术语去‘重构’马克思主义”(塞尔兹，第328页)；另
一方面，分析马克思主义也力图找到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整体主义的方法论替代，而这一替代即是功能解释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功能解释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基础都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因而诉求于这种方法论也就暗含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性要求。

这一点可以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代表性人物的观点中得到印证：
科亨对功能解释的逻辑结构的辩护无疑是赞同亨佩尔的“规律性”倾向的。

在科亨看来，功能解释建立在一定的统计规律基础之上，因为支撑功能解释的倾向性事实本身就是一种归纳；这种归纳是后果解释的有效性前提，而且无论如何后果解释的形式本身是合法的。

对于埃尔斯特来说，虽然功能解释需要生物学中的“规律性事实”来保证，但是功能解释只有在生物学的自然选择理论背景下才是有效的；在社会科学中由于不存在这样的类似规律，所以功能解释在社会科学中不是真正科学的解释，这里真正科学的解释是理性选择模式的个人意向与其行动之间的“意向因果关系”。

这包括两个层面：个人内部意向和行动之间的意向关联；不同意向主体之间的因果关联。

罗默也赞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观念，进一步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来重建马克思的阶级和剥削理论。

不难看出，当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们试图运用分析哲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科学化的重建时，其理论后果必定是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科学”而非“哲学”。

尽管功能解释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似乎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倾向，但是它们又共同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性”。

在埃尔斯特看来，关于社会现象的本质理应诉诸逻辑而得到解决，这种逻辑是模态逻辑。

罗默明确运用数理逻辑的模型构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

这些方法论阐释都指向分析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理论的科学化目标：清晰严密。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潜在的假定就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奠定科学的基础，而功能解释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只不过是两个不同的维度。

科亨提供的功能解释假定从外在主义的观点看待社会和历史的变迁，这的确能够使有关社会和历史的理论被直观地加以“科学化”，但功能解释所假定的客观目的论倾向致使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理应被重视的主体理性
作用可能被忽视。

而埃尔斯特和罗默推崇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的确能够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提供微观机制，但是由于过于追求微观机制，又会陷入对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分析而不能自拔。

3.分析哲学的方法与实证主义方法的相互强化
尽管分析马克思主义所使用的作为分析工具的概念分析法、逻辑形式分析法和日常语言分析法都是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但功能解释以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原则或根据的方法论并不是分析哲学的方法，毋宁说它们与实证主义方法相
关。

虽然分析马克思主义以“分析”命名，但只有当我们将其理解为分析哲学的方法与实证主义的方法的密切结合时，才能完整地理解其所持有的方法论。

在赞同自然科学可以无限制地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这一意义上，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显然是实证主义者，而且它所持有的“统一的科学观”观念亦来自近代经验论和实证主义。

(参见埃尔斯特，第232页)
与此相关，分析马克思主义还承载着从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发展中衍生出来的、集中在当代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两种理论博弈：一个是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阐释中的较量；另一个是宏观与微观的不同视域中的不同解释路径，功能主义、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差异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阐释中构成的冲突。

在分析马克思主义那里，这具体表现为功能解释、整体主义与方法论个人主义之间的争论，自然科学方法论与意向性之间的争论。

然而，无论是分析哲学的方法还是实证主义方法，都只是“科学的”方法中的一种，二者的相互强化才构成了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独特性。

虽然这种独特的方法论努力将自己与“科学”捆绑在一起，但是它必须经受下述追问：使一个论证或说明更清晰意味着什么；对于自然科学是清晰的标准，对于社会历史理论是否一定合理。

三、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价值及其问题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重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

由于引进了分析哲学的方法，这种重建给马克思主义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意。

那么，究竟该怎样理解这种“新意”呢？
笔者以为，最关键的是要合理地看待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方法与原有理论内容的结合，而理论的新进展可能就在于如何以这种“结合”为契机，进一步开拓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研究的视野。

对于分析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他们不仅从不同的意义上认同“分析方法”，而且从根本不同的意义上理解“语言与实践”的关系。

或许恰恰是这种特殊的研究路径，使得分析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阐释有着某种“特殊价值”。

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认同分析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带来了“语言学转向”的说法，但它在方法论上带来的冲击确实具有深远的意义。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有的方法论本身就包含“分析的方法”和“辩证的方法”，而且从来不排斥逻辑—数学分析和语言分析方法，因此，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并没有什么新意，甚至分析马克思主义拒斥辩证法和拒斥整体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

也有学者持另一种看法：无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否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更为科学和更具有分析的严格性，它仍然只代表了一种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倒退。

这些所谓的分析的严格性的论断，只不过是一种掩饰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倒退的修辞学装备。

(cf. Amariglio，
Callari and Cullenberg，pp. 3-17)这两种观点代表了关于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两种极端评价，但它们都未能合理地把握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相结合的积极意义。

诚然，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注重语言分析、概念分析等分析方法，但是，这并不等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分析哲学”的意义上认同语言分析和逻辑—数学分析。

另外，我们的确不能忽略分析哲学的方法与马克思哲学的方法之间的根本差别，但这也并不等于二者不具有结合的可能。

分析哲学在“语言学转向”之后，自觉地运用语言形式对传统哲学问题进行探索，最典型的莫过于维特根斯坦的断言：一切哲学都是“语言批判”。

诚然，在哲学史上，哲学家们一直都很关注语言问题，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莱布尼兹、马克思和恩格斯、海德格尔，等等，然而，分析哲学对待语言的方式不同于传统哲学的地方在于：它将语言进一步凸显出来，使语言从哲学问题中的“重要问题”变成了“哲学本身”。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在这种意义上运用语言分析方法。

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而言，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分析哲学式的“自觉”辨明的话，将会有利于对马克思思想的澄清。

分析哲学是在自然科学的现代发展、尤其是在与之相关的数理逻辑作为分析工具的基础上对语言进行批判和分析的，其所追求的“清晰严密的标准”首先是“逻辑的标准”；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历史问题，而不是语言问题，所以，他们的逻辑形式分析工具的功能必定不同于分析哲学的数理逻辑分析工具的功能。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今天我们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历史理论时，应当排斥分析哲学关于语言表达式或命题的“清晰严密”标准呢？答案是否定的。

当然，如果据此认为分析哲学的方法为马克思主义重新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则是对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价值的过度认肯。

在分析哲学最典型的意义上，语言作为独立的存在，是优先于世界的存在的。

达米特说：“分析哲学有各种不同的表述，而使它与其他学派相区别的是其相信：第一，通过对语言的一种哲学说明可以获得对思想的一种哲学说明；第二，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一种综合的说明。

逻辑实证主义者，维特根斯坦在其学术生涯的各个阶段，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和美国以奎因和戴维森为代表的后卡尔纳普哲学，尽管相互区别很大，却都坚持这些相互交织的准则。

”(达米特，第4页)这就意味着，分析哲学的原则是从探讨语言表达式的意义的路径去说明思想，从对思想的说明去说明“感知”。

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语言同意识一样，是人们生产交往的实践的产物，“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

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1页)据此，马克思反对从思想、观念和语言出发去解释世界，而是主张站在“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去解释观念、思想和语言。

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反对那种将语言看做独立存在、并赋予语言以独立意义的观点。

也就
是说，在肯定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价值的同时，也必须看到，正是由于与分析哲学相关的方法论特性，使得分析马克思主义在所谓“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产生了种种问题，无论是科亨还是埃尔斯特和罗默都未能避免这些问题。

埃尔斯特和罗默使用经济理论中的行为者功利模型作为其社会科学的基本
框架，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看作是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框架，忽略了对前提的反思与批判。

经济理论中的理性行为者功利模型都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即资本主义的财产与市场制度下进行的，因此，将这一模型作为社会科学的基本框架，实际上就是将在既定的制度背景下适用的模型推广为整个社会和历史领域的框架，进一步把这一模型用于考察一般的社会生活。

埃尔斯特和罗默的这种考察方式是非历史的、非批判的，本身就未脱出马克思所一再批判的“国民经济学”的逻辑。

马克思说：“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现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

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

它不理解这些规律，也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就是说，它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作前提。

”(马克思，第50页)可见，直接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当作社会科学的可靠基础，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同样，分析马克思主义者采用所谓的“科学方法”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没有将马克思所理解的“科学”与经验论和实证主义主张的“科学”加以区分，这就不可能成功重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科学方法是狭义的、在孔德与穆勒意义上的科学观点。

隶属于实证主义传统的分析哲学只承认经验的可靠性，逻辑实证主义有时直接就被称为逻辑经验主义，而现代逻辑经验主义正是由休谟、斯密、边沁和穆勒的古典功利主义思想所构造的经验主义传统的继承者。

科亨的功能解释和埃尔斯特的模态逻辑分析工具不仅不是马克思所理解的“科学”，而且是与马克思的初衷相悖的。

马克思的确主张建立一门“历史科学”或“实证科学”，但是这种“科学”并不是孔德或穆勒意义上的“实证主义的科学”；虽然孔德和马克思都反对思辨的形而上学，但是他们所主张的“实证科学”有着根本的区别。

孔德的实证科学的基础是“被观察到的事实”(孔德，第10页)，对象是被感知而经验到的现象，而马克思的实证科学的基础是物质的社会生产，对象是生动的人类社会生活，其“真正的实证科学”是要“描绘出能动的生活过程”，“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
马克思始终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哲学与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从根本上区分开来。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之后，有学者误将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方法理解为孔德式的实证主义方法，并以这种理解为基础批判马克思方法论的“不彻底性”。

对此，马克思本人作出了非常重要的回应：“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