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兴于诗

孔子的兴于诗
兴、立、成孔子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泰伯》）即通过不同的美育内容，以逐步提高君子的知识道德水平，进入自由入化的境界。

“兴于诗”，孔子认为：一个人接受教育应从学诗开始。

为什么？这首先就碰到个什么人受教育的问题。

在孔子看来，圣人“生而知之”，只有育人之责，没有学习的必要；“下愚”可使由之，不能使知之；只有不上不下的中人，才是教育的对象。

中人，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成员，上至国君，下至士，有新的封建主，也有旧的奴隶主；此外，还包括一些有身分的自由平民。

孔子的教育，孔子的诗教，就是针对这些中人而言。

就这个范围来讲，孔子的教确是无类的，从整个社会成员来说，却显然是有类的。

这是谈孔子的美育、谈孔子的“兴于诗”首先要明确的。

中人为什么能接受教育，在于他们的本性特点。

所谓“性相近，习相远”，即对中人而言。

所习相同，相远之习相反，相近之性也会相远。

性近习远，这是孔子施教和谈诗之用的依据，不能不进一步明确。

那么，孔子指的习是什么呢？只不过是一种劳心者的生活政治之习、接受间接经验之习。

它离不开书本之学和别人的传教。

一个人从“兴于诗”经“立于礼”直至“成于乐”的提高的全过程，也就是脱离生产实践的不断“学而时习之”的过程。

人们通过学习，提高思想道德水平，从而使春秋末愈来愈相远的中人之性得以相近，从根本上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的新与旧等相互间的对立和矛盾，这就是从“兴于诗”直至“成于乐”的施教的目的。

孔子“兴于诗”的提出，以及有关诗的功能的重视与夸大等，就是建立在这种先验论、人性论和唯心史观的基础之上。

那么，孔子为什么把学诗作为受教的开始呢？一在于知识性。

春秋前书籍不多，比起流传下的文告典册，《诗三百》可以说是知识的海洋，既为自然科学的汇集，又是政治伦理准则的凝结，对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君子们来说，不学《诗》的确什么也不懂。

学习基本知识的另一方面是社会知识。

在《诗》中有不少表达了奴隶主、君臣、上下、父子等关系的准则，许多自然物的运用，也是为了比喻一定的社会现象和表达一定的思想情感。

因此，通过诗的学习，会帮助人们了解与掌握事父事君等奴隶主阶级的言行准则。

原因之二，在于它的高雅性。

诗，是一种加工提炼过的语言，春秋时盛行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定活动场合，相对粗朴的俗语来说，它是一种尊贵者的特殊语言一“雅言”。

士大夫们只有学习它、应用它，才能区分贵贱，才能显示出尊贵者特有的高雅心胸与风度。

因此，不学诗不仅无可言的内容，也无表达一定内容的理想的形行情感上的交流和政治上的来往，当然也就难以成为一个合乎要求的君子了。

原因之三，在于诗的趣味性。

诗与乐相比，乐比诗的感人程度要深，但乐的形式和内容却不为一般人了解，只能做为高级的课程而列入育人的最后一环，即“成于乐”。

诗则由于它的形式与口语相近，表达的内容易被人了解，再加上具有引人美感的特点，就更为初学者所乐意接受。

明代王守仁所说的“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如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条，日就
枯槁矣。

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知识性、高雅性和趣味性，看传习录中滞于音节也。

”（《语录来是“兴于诗”的主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