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论述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蜚声中外的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家、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

他从1895年 22岁创办《中外纪闻》,到1920年47岁正式脱离报馆工作, 先后达25年之久，他一生所从事的政治、学术活动皆与“办报”两字紧密相连。

作为一名爱国报人，被人誉为“舆论骄子”的梁启超在长期办报的过程中，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实践，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新闻理论和新闻思想体系。

首先，梁启超认为报刊主要有两大功能：
1.“去塞求通”。

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表达新闻思想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喉舌论”。

梁启超认为，国家的强弱取决于信息通塞与否，中国社会的症结之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和言论不通畅。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依靠办报“去塞求通”。

所以他说国之有报纸，犹人之有耳目喉舌，要维持政治，扶持国体，首先得创办报纸，“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

2.“党报”理论与报纸的“政治功能”。

梁启超对报纸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他曾在多个场合强调报纸的社会政治作用，把报纸当做救国的手段。

对他来说，报刊是唤起舆论，制造舆论，揭露社会现实问题，批评朝廷，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武器。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梁启超在现实的政治争斗中，往往通过“报纸”制造“舆论”，以期达到广大民众尤其是官员和知识分子的支持。

梁启超开创了中国政治家“办报”的先河，他的理念也深深影响着在这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

自梁启超后，从资产阶级革命到五四时期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再到社会主义革命家等中国近现代的多个政治人物十分注重“报刊舆论”的影响，以手中的“笔杆”为武器，以“报刊”为阵地，呼吁改革，把“办报”当做参与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

另外,1898年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到了日本,解读了更多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
的新闻理论,使他的思想体系飞跃而形成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体系。

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报馆两大天职说和衡量报纸好坏的四条原则。

梁启超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

他认为政府是国民的雇佣,而报馆是国民的代言人,所以报馆可以像“父兄之视子弟”那样来监督政府。

这是报馆的一大天职。

另外,他还认为,报馆应当发扬“史家之精神,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

”也就是发挥向导国民的天职。

这比以前认为报纸是替皇帝“宣德达情”的主张,大大前进了一步。

梁启超还提出了办好报纸的四条原则：一是宗旨定而高——报纸不能以“牟利”、“媚权贵”为宗旨,而要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宗旨;二是思想新而正——报纸要选取别国
的新思想来贡献给本国国民;三是材料富而当——要做到知识丰富、全面,而且又要对材料严格选择,是读者“阅一字得一定之益”;四是报事确而速——要准确而且迅速的报道时事,要重视时事报道。

这四条原则的论述,说明他对报纸的社会职责和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都有了明确的认识,在当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从1898 年至1921年, 以辛亥革命为界,梁启超东渡日本以及到欧洲游历期间接触到西方和日本的资产阶级方面的学说，他新闻思想也在不断变化，他对报刊的定位由“去塞求通”转变为“监督政府”，认为报刊是“与政府独立平等的自由体”。

他还提出了第四种族理论。

梁启超主张提高报纸的社会地位,它十分赞赏西方报纸为“第四种族”的观点。

梁启超所说的“第四种族”,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第四权力”,它的原意就是梁启超所讲的新闻界是
早期组成国会的三种阶级——宗教、贵族及平民——之外的第四阶级。

197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斯图瓦特(Dotter Stewart)在一次演讲中宣称,根据宪法规定,新闻自由条款包
括了对新闻机构的保障,新闻自由条款的作用就是直接保障新闻业,他提出“宪法保障新闻
自由的最初目的是要在政府之外建立第四个部门,以监督官方的三个部门。

”这就是著名的第四权力理论。

这个理论显然是对新闻媒体的社会地位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新闻自由的一个保障。

但是由于其生活的社会背景的原因，他的新闻思想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

首先，他的新闻思想是典型的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有着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其次，他的报刊活动，一直围绕着政治活动和社会理想展开，由此他对报刊业的思考，偏于政治，轻于行业研究，重于政治功利，轻于对新闻学相关概念，诸如新闻价值、新闻定义，新闻业务、新闻史，轻于对新闻采访写作方面的研究。

最后，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很少考虑到受众的需求，没有重视受众在报刊信息传播中的积极作用，更没能意识到新闻传播中的群众性原则。

梁启超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

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带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脱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无论如何,作为新闻学的启蒙者之一他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他的有关新闻学的论文,不论带有多少中国的传统色彩,毕竟是创造性的。

正是通过这些文章,现代新闻学的大部分观念被简单地介绍到中国。

他那带着感情的笔端所流淌的一系列西方新闻学观点,构成了新闻学启蒙和新闻学创立之间的必要的思想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