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中的中国元素

浅谈中日文化之熔炉

——以川端康成的《伊豆舞女》为例

09英语2班 2009124312 李秋梅

“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根”日本音乐大师喜多郎在“喜多郎访华音乐会”的记者见面会上，针对中日艺术渊源的问题做出了这样的回答。在《京华时报》记者独家采访中，他说：“并不是所有的日本艺术家都这样认为的。有他这种认识的艺术家人数不多，更多人的看法是日本文化源于自身的创造、演变和发展。如果不是当年为创作《丝绸之路》，在中国有过亲身的游历，也是很难意识到的。实际上，日本文化是从中国传去的，日本人应该了解中国文化，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日本文化。特别是日本艺术家，应该不断挖掘中国文化，吸收其中的养分。”日本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与中国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形成的，其文化或多或少打着中国文化的烙印。川端康成的《伊豆舞女》处处透露出日本文化，而这些文化又确确实实与中国文化相吻合。

川端康成的《伊豆舞女》讲述的是一位东京高等学校的学生“我”20岁时独自离校准备进行一次寂寞苦闷伊豆之旅，但意外的是旅途当中遇到了一群巡回卖艺之人，包括舞女熏子以及她的哥哥荣吉、嫂子千代子、荣吉的岳母和百合子，“我”以真诚的心相待这群当时社会地位极低的卖艺之人，在几天内和他们有着一段和谐的相处，更唯美的是我与舞女熏子展开了一段朦胧青涩的初恋，但最后就以分离告终。

故事弥漫着一种悲凉的基调，这正是日本传统美学中的特征之一——“物哀”的文学精神。物是客观事物，而哀是主观情感。由客观事物引发的人们的感动、哀怜等主观内省是物哀的主要表现。《伊豆舞女》包含着悲哀和同情的色彩，川端康成将这一精神的表达与作品中的人物塑造结合起来，小舞女与大学预科生的结合，熏子单纯可爱却早早地背上了生活的负担，四处奔波演出还时时受人轻视；大学预科生从小失去父母，生活窒息而压抑，与熏子心有灵犀却只有各奔前程。"物哀"源于日本民族纤细温和的情感体验,又因受本土神道与佛教的影响而渗入了理性因素,因而具有了深刻的精神源泉。佛教由中国传入日本是公元522年，中国南梁人司马达等人来到大和（今奈良县），在高市郡坂田原结草庵建寺，安置佛像进行礼拜。这是日本民间输入佛教的初始。而佛教正式传入日本是552年（钦明天皇13年）10月。虽然这个词起源于日本，更是日本人独特美学的精髓。然而，这种美并不是日本人所独有的，只是日本人敏感得先感觉到，并如抽丝般从他们纤细的文学艺术中抽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当中掺和着中国传入的佛教因素。在古代中国，表现悲情题材的作品在魏晋以前就已存在，但将“以悲为美”视为一种艺术的追求和审美的风尚并以理论的方式肯定下来，

则是从建安开始，并于西晋逐步发展成熟的。无论是以孔、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观念，或是以《礼记》、《毛诗序》为代表的汉代文艺思想，主张对情感的节制和压抑；而与儒家诗教观相对立的屈原、刘向、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则主张抒发受到压抑的情感。在这一点上日本的“物哀”文化很好地与中国诗歌的“以悲为美”联系在一起。

再者，故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日本森严的等级制度一是茶馆老太婆在“我”问到他们（那些艺人们）在哪居住时，老太婆说：“那种人谁知道会住在哪儿呢，少爷。什么今天晚上，哪有固定住处的哟。哪儿有客人，就住在哪儿呗。”言语之中充满了漫不经心，与对作为读书人的“我”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旅行途中，“我”和他们白天结伴，晚上却是不能留宿在同等的旅店的。男艺人荣吉每次把“我”送到旅店的门口都要向老板娘道歉打搅，而老板娘更是无法理解“我”要挽留荣吉的行为；包括“我”本身在感谢荣吉时都是将一小包钱从二楼扔下，对于荣吉他们，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二是一旦穿上艺人的服饰背起小鼓三弦行走，便是低人一等的身份。在旅行的沿途，每个村庄的入口处都竖立着一块牌子：“乞丐、巡回演出艺人。禁止进村！”荣吉和女人们只是不断的微笑致歉：“对不起我们只是路过，不会停留。打搅了。”日本在公元6世纪左右，中央集权得到强化，开始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政权，也就是我们说的大河政权，这是在公元6世纪左右他开始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政策，我们国家已经进入隋唐，在封建社会已经是非常发达了。当时日本出使隋朝，并派遣留学生跟遣随史一道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及学问等等。公元608年，隋朝皇帝也派遣一个使者叫裴世卿出使日本，从这以后中日文化交流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德、任、理、性、制，制定官员的等级，然后并且根据佛教和儒家思想制定了宪法十七条，通过隋唐的等级制度的的引入进行改革提高了天皇的权威，推进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所以《伊豆舞女》中的等级制度的体现是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

更有甚者，作品的纯情之美体现在“我”与舞女之间含蓄纯洁的情感交流，细腻的人物刻画,含蓄的感情表露是日本古典文学的艺术特色。川端康成继承了日本文学这种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同时也赋予了作品新的生命。众所周知，这也是中国传统之一：含而不露，蓄而远虑。中国人就喜欢说话含蓄，所谓秘而不宣，藏而不露，含蓄地表达情感。而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审美风格早在《周易·系辞》中得以体现:“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 含蓄之下，需要太多的生活智慧。一个人直白地“说好”或是“言坏”，都是相对容易些的，一个没上过学堂的人，都可以“直白”，可以无师自通。而含蓄往往是“文雅”、“矜持”等品德更上一层的表张，没有知识的积累，没有生活的经验、没有道德的修养，要想含蓄都是难以企及的。或者说，含蓄

于人而言本来就是一种高超的智慧1。

综上所述，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文化同出一脈，审美观相似，中国文化吸引日本人的目光，中国元素也能不断的渗透到日本文化当中，形成一个博大精深的大熔炉，这些已经不足为奇了。但是，中国人在自豪于自家文化不断被世界接受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自家文化的不断流失。反观中国自己，却沒能將自己的经典加以开发，好好利用。这正是中国人值得好好反思一下的问题了。

参考文献：《试论川端康成作品的日本传统美学特征》，张晓辉，2009年07月

《论诗歌“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在建安、西晋的发展》，李云路，2001年06月

《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燕赵讲坛，主讲人：张如意，2010年7月31 日

《从庄子的言意观看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美》，陆艳清，2010年

1、引自《赤裸裸的表彰面前》

/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57231余响铃，2010年